杭州去年八月刚遭项普略、彭莹玉联军破坏,满打满算刚过去一年,元气还未恢复,如今又要面临规模更大、战力更强的红旗营围攻,城中早已人心惶惶。
连日来,嗅觉敏锐的大户豪商们纷纷收拾细软,带着家眷,通过各种渠道仓皇出逃。
城中的官员因为得到前线战败的消息更快,也更早地陷入了分裂与混乱。早在得知常遇春攻陷嘉兴,预料到杭州必将被合围之后,他们便分成了争吵不休的两派。
一派以江南浙江道肃政廉访使孛兰奚为首。
孛兰奚是蒙古贵胄,去年曾率绍兴路盐丁和乡勇成功收复杭州,在军中颇有威望。他立足于整个江南战局,认为红旗营兵锋正盛,以杭州目前残破的城防和低落的士气,必然守不住。
其人主张效仿去年旧事,暂时避敌锋芒,将城内尚有战力的军队主力主动撤出,转移至浙东有地形可守的婺州、处州等路,先稳住防线。
待到卜颜帖木儿元帅率征讨徐宋的主力大军回师,再合力反攻,重复去年击败徐宋大军、收复杭州的“胜利模式”。
这一派的观点,听起来颇有战略纵深,站位也显得更高,加之孛兰奚本人的威望,赢得了城中大部分官员,包括平章政事庆童本人的内心认同。
另一派,则以不久前才被“放归”的前江浙行省左丞左答纳失里为首。
左答纳失里在石山军中做了数月俘虏,虽然最终被释放,但身上“失地”“被俘”的污点未清,嫌疑未脱,按理说此时尚未恢复官身,根本无权参与高层军议。
但庆童出于私心,还是将他抬了出来。
左答纳失里基于他与石山直接打交道的经历,竭力反对弃城,强调石山奸诈异常,极善笼络和蛊惑人心,其部队纪律严明,与去年流寇性质的徐宋红巾军绝非一回事。
一旦让红旗营占据了杭州这座“行在故都”,以其为根基,凭借石山收买人心的手段,必然能迅速稳定局势,整合浙北。
届时,元军再想打回来,将难如登天。
“此贼志不在小,若得杭州,如虎添翼,江南半壁恐非朝廷所有矣!”左答纳失里嘶哑的声音在议事厅中回荡,带着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
他的判断或许更接近真相,但他解决不了“杭州守不住”这个核心难题,只得到了像钱塘尹齐光祖等少数几个因守土有责而不敢弃城逃跑的地方官员的微弱支持。
庆童的内心充满了矛盾与恐惧。
身为江浙行省的最高长官,大敌当前若是弃行省治所而走,事后朝廷追究起来,丢城失地的重罪足以让他丢官去职。
但反过来,若能像孛兰奚规划的那样先撤退,待与卜颜帖木儿会师后再收复杭州,那么事态就还有回旋的余地,运作得当,甚至可能功过相抵。
而若是明知不可守而强守,就是留在城里等死,为这座注定要陷落的城池殉葬。
庆童还不想死,更不愿放弃手中的权位。
他需要一个人留下来,替他守住杭州,至少是要进行一场像样的防守战,迟滞红旗营的行动,为他率主力撤退以及后续的“反攻大计”争取时间。
而急于自己的证明忠诚且与石山有“被俘之辱”的左答纳失里,无疑是最佳人选。
此人身份足够尊贵,也知兵,更有强烈的动机与石山死战到底。
由左答纳失里留守,既能勉强稳住城中形势,让守城战不至于一触即溃,又能让他们这些“主流派”的撤退显得不那么像是纯粹的临阵脱逃。
这场关于杭州命运的争论,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定下基调后,庆童便以“主持全局剿贼事宜”为名,开始将行省的重要官员分批派往周边的绍兴、婺州、处州等路。
起初,动静尚小。官员们三三两两出城,每人只带走一两千兵马,对外宣称是“加强地方防务”或“筹措粮饷”,并未立刻引起城中军民的普遍恐慌。
等到崇德州被常遇春所部攻陷,杭州路北面门户洞开的噩耗传来,庆童自己也稳不住了。其人以“亲自主持剿灭方国珍战局”为借口,率领包括大量精锐在内的三万大军,直奔婺州路而去。
直到这时,杭州城的普通百姓和底层军士才恍然惊觉,形势已经危急到了何等程度!连平章大人都带着主力跑了!恐慌如同瘟疫般瞬间席卷全城。
大户豪商们的逃亡行为从偷偷摸摸变成了明目张胆、争先恐后。城内物价飞涨,米珠薪桂。一些兵痞、无赖也开始趁乱打劫,城中治安迅速恶化,骚乱四起。
杭州城下,常遇春军前。
常遇春立马于一座小丘之上,浓密的眉毛下,一双锐眼如鹰隼般扫视着前方的杭州城廓。
他看到了城楼上用竹竿挑起的几颗狰狞首级——那是左答纳失里为整肃军纪,严厉处置的趁乱抢劫的元兵,枭首示众,以儆效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