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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9章 科举取士取什么（第2页）

赵璉说到这里，微微一顿，显然对此陋规深为不齿，但碍於陈述事实，不便过多置评。

他见石山目光平静，並无追问右榜细节之意，心知汉王对此等维护蒙古人特权的制度绝无好感，便一语带过，继续聚焦於左榜，也就是绝大多数汉人士子需要面对的体系。

“左榜乡试，共分三场。第一场，考明经”二问，即考察对儒家经典中疑难词句的理解；另考经义”一道，要求对某一经典义理进行阐述发挥。

第二场，考古赋”一篇，以察文学才情与文言功底；再考詔、誥、章、

表”等官方应用文体一道，验其公文写作能力。

第三场，则考策”一道，是为经史时务策论，观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见识。

“

“至於会试，形制与乡试相仿，亦分三场。唯第一场的明经”变为经问”五条，仍是考察经典熟悉程度；经义”仍为一道。第二、第三场的出题范围，则与乡试完全相同。”

“最后的殿试，”

赵璉提高了些许声调，道：“由皇帝亲自主持，仅考策”一道。然，要求有別，右榜仅需作文五百字以上，左榜则需千字以上。臣以为，”

他適时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道：“我国新立，当革除旧弊，彰显天下一家、唯才是举之新政风。臣恳请王上，废此左右榜之弊，令诸生同题同考，同標评定，一视同仁！”

赵链所讲的这些考试形式，对於刘兴葛、施耐庵等进士而言，都是基础常识。

但他对左右榜的不满和最后这句直指核心的建言，还是引来了其余三人由衷的点头赞同。废除区分族群的左右榜，乃是確立汉国正统性与公平性的第一步，势在必行。

“可以！就依参政之言。”

石山心中已然明了，蒙元这套科举，看似三级，实则乡试、会试是决定性的淘汰赛，刷下绝大部分考生。

至於殿试，在正常情况下，只要考生自身不犯忌讳、不作大死，一般不会被黜落。其主要作用在於最终確定进士排名，以及那层“天子门生”的荣耀光环。

当然，这绝非说殿试不重要。

恰恰相反，能躋身殿试者已是万里挑一，於此定下名次高低，直接关係到初入官场的起点、授职品阶以及未来可能的“组织培养”路径。

殿试堪称决定仕途命运的“最后一锤子买卖”，任谁也不敢有丝毫懈怠。

殿试由石山亲自出题並最终评定优劣，属於最高权力范畴，暂时可以不必过多討论。

当前需要著力变革的，是作为选拔基础的乡试和会试。

其实，汉国疆域尚小，暂时可以省掉乡试环节。但今日既然集中討论，可以先定下方向。

废除左右榜只是第一步，是形式上的拨乱反正，但考试的內核一科目设置与內容导向，才是更需要精心设计的部分。

这两级考试，基本遵循著“经义+文学（古赋、应用文）+策论”的三位一体模式。

其中，“经义”部分涉及意识形態掌控与思想统一，这其实並非封建王朝的“专利”。

任何有志於建立长期稳定的大一统政权，都不能忽视这一点，它也是最难进行根本性变革的领域，牵一髮而动全身。

“古赋”与“詔誥章表”，主要测试考生的文学才情和官方文书写作能力，这类科目最容易被变革，甚至削减，因其於实际政事助益相对有限，属於“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

毕竟，自古至今，罕有官员仅因文章写得花团锦簇而能步步高升，治国终究需要真才实学。

而作为压轴大题的“策问”，考察经史修养与解决时务的见识能力，千余年来其核心精神变化並不算大，甚至在后世的公务员申论考试中，亦能看到其影子与传承。

石山脑中飞速运转，很快便理清了其中的轻重缓急与可操作空间，他首先问出一个关键问题：“参政，蒙元科举於经义”一道，可曾限定出题范围？”

赵璉心中暗赞，汉王果然目光如炬，一下子就抓住了科举制度的核心管控环节一出题范围，这直接决定了士子需要学习哪些“指定教材”，接受何种思想薰陶。

“王上明鑑，確有严格限定，范围便在於四书五经”。

不仅要求考生义理精明，还需文辞典雅，更重要的是，其所依据的註疏解读，均有蒙元官方指定的版本，以確保思想解读的一致性，便于衡量与管理。”

赵链虽是这项制度的受益者，但对此也有一些看法，详细解释道：“四书”方面，独尊朱子（朱熹），以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唯一標准答案。五经”则稍显复杂，兼顾了理学大家和部分古註疏：

其中，《诗经》主采朱子《诗集传》；《尚书》以蔡沈的《书集传》为主；

《周易》则並行程颐的《伊川易传》与朱子的《周易本义》；

《春秋》稍杂，允许参考三传”（即《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及胡安国的《春秋传》；而《礼记》则仍以古註疏为主。”

石山听完，心下已然明了，在自己未能提供一套全新的，足以替代朱子理学的思想体系並让其深入人心之前，暂时別想在这经义的出题范围上做根本性的文章了。

还是那个道理，没人能在空中建起楼阁。

当治下所有士子，乃至他们的师长、祖辈，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来，皓首穷经研读的都是这些官方指定的“教材”和註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