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蓉沉吟片刻,说道:“谢帅用兵向来稳健,此次为何……这伤亡数字,确是比预想中要高一些,襄樊乃湖北提督和团练大臣驻节之地,城坚池深,湖北残兵剩勇,云集于此。而河南的清军,多去京师勤王了,攻南阳按理不应死伤四百余人之多。”
王佺也微微蹙眉:“是啊,若是穴地爆破攻打主城,或许能少折损些兵马。”
左宗棠仔细看完了战报细节,放下电文,他则觉得谢斌这么做并没有什么问题:“殿下,诸位,左某以为,谢帅此举非但无过,反而颇有远见,甚至可称胆识过人。”
他一句话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左宗棠继续分析道:“其一,襄樊已是我之腹地,而南阳今后将长期作为直面北方清军的前线堡垒,一座城垣完整、防御设施完好的南阳,其价值远非一座墙垣残破之城可比。
谢帅舍易取难,正是着眼于长远布防,此举可谓深谋远虑。攻打南阳的伤亡虽然多了些,可长期看却保住了一个完整坚固的战略支点。
其二,谢帅在最后强攻阶段,大胆使用了彭勇麾下之麻城、黄安新兵为主力。新兵未经血战,难成精锐。谢帅敢于在如此关键的攻城战中,以战代练,给予新兵锤炼之机,虽有风险,却也是提升新兵整体战力的良方。
战报也言明伤亡亦多集中于此两部新兵。其余各部老兵骨干伤亡甚小,新兵经历血火淬炼,下回可就是老兵了。
南阳之役,看似伤亡数字较大,实则是以我们可以接受的代价,换取了一座完整的战略坚城,并锻炼了一支见过血的新军。
谢帅统筹全局,其决策合乎兵法舍得之道。若因此番攻南阳的伤亡比较大而苛责于他,恐寒了前线将士因地制宜、敢于任事之心。依左某之见,非但不该责罚,反应给予嘉奖,并对阵亡将士优加抚恤,以安军心。”
左宗棠觉得丁刘蓉和王佺对谢斌的评价流于表象,过于苛责了。
以往北殿战损比非常漂亮,那是建立在参战老兵比例高的情况下。
谢斌征南阳,是历次以来老兵比例最低的一次。
征南阳的部队,除了谢斌本人的三团和陈淼部分水师部队是作为压舱石的老兵,余者皆为湖北新兵。
谢斌能在关键时刻不贪功,没有把破南阳的最大功劳给自己的嫡系三团,反而大胆任用彭勇的麻城、黄安新兵,这一点在左宗棠看来非常难得。
尤其是谢斌还是绿营出身的将领,能在战时做出这样的决定,拿更小的功劳,承担更大的责任,大胜之后还能把姿态放得很低,更显得难能可贵。
再者,南阳一战的战损比只是纵向对比过往的战例难看了些,实际上四百余人伤亡比起南阳一战毙俘三千七百清军兵丁团练的战损比也说不上难看,反而是很漂亮的战绩。
彭刚也认可左宗棠的观点,四百余伤亡之中,有四分之三都是新兵。
给新兵发抚恤金,总好过大量老兵埋骨南阳城下。
虽然这么说很残酷,但战争素来不是讲情感的地方,老兵能发挥出的价值,就是远大于新兵。所有的老兵,也都是这么过来的。
更何况这次征襄樊和南阳,彭刚本来就是给陆勤、谢斌等人独立统兵作战,培养他们独当一面的能力。
若因伤亡问题斤斤计较,往后他们作战难免畏首畏尾,束手束脚。
彭刚举起酒杯:“左先生之言,深合吾心,襄樊、南阳两战都是大捷,陆勤和谢斌他们都应当嘉奖。”
()
美利坚两国的电报行业的发展主要推手是商业资本,即私人电报公司。
塞缪尔·莫尔斯在发明电报后,试图说服华盛顿方面投资未果,最终转向私人资本的怀抱。
电报之王海勒姆·西布利等人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兼并,最终整合成立了西部联合电报公司这家北美电信的巨无霸。这家商业公司垄断了美利坚的电报业。
美利坚政府对本国电报行业采取的放任自流,自由竞争的态度和政策,几乎没有对本国电报业进行监管,政府扮演的角色仅限于授予专利。
甚至连南北战争期间军用电报都是由电报公司明码发送,南北双方的报务员互相倒卖军情的事情屡见不鲜。
至于对电报巨头展开反垄断调查,已经是本世纪末的事情了。
欧洲大陆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国家和政府是本国电报业的主导力量。
普鲁士政府很早就认识到电报的战略军事价值。1848年欧洲革命期间,普鲁士政府迅速架设了电报线以协调军队平叛。
普鲁士电报系统从一开始就由政府所有和运营,被视为国家神经系统和战略工具。后来的德意志帝国也继承了这一模式。
法国作为欧洲中央集权程度较高的国家,法国电报系统也主要由政府运营。
法国政府将电报视为国家基础设施和中央集权管理的工具,严格控制电报使用,在这种模式下,商业资本的空间很小,电报主要服务于政府行政、军事和公共事务,商业应用反而是次要的。
英国电报行业的情况则介于美利坚和欧洲大陆之间,是政府监管下的商业运营模式。
英国电报发展初期,electricandinternationaltelegraphcompany这样的私人公司是架设电报线路的主力。
等到电报线路初成之后,议会很快通过立法对电报业进行了严格监管,认为其具有公共事业属性。
最终在1870年,英国政府对国内的电报业完成了国有化,由邮政局统一经营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