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5-51小学阶段预算内基建经费支出总量“EPI”指数城乡对比
图5-52初中阶段预算内基建经费支出总量“EPI”指数城乡对比
图5-51和图5-52分别呈现了小学和初中阶段预算内基建经费支出总量“EPI”指数城乡对比。2008年之前,城镇是义务教育阶段预算内基建经费支出受益者,小学EPI指数最高达1。65,初中EPI指数最高达2。17,即城镇所享有的预算内基建经费支出份额远高于城镇所占人口比例。在2003年和2006年有两次明显的波动,即农村地区EPI指数明显有所提升。
5。3。2。2ESI指数的估计
考察义务教育公共支出的利益归宿问题不能忽视各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实际需求差异。相比较而言,从学校实际需求角度更能客观反映“新机制”实施前后义务教育阶段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利益归宿城乡分布变化。2000—2010年,农村中小学“ESI”指数完成了从小于1到大于1的转变,即农村所享有的义务教育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包括总投入、预算内总支出、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基建经费支出)份额从不能满足其义务教育的需求转变为能满足其义务教育的需求,且满足程度不断上升。相比“新机制”实施之前,城镇享受的小学与初中公共支出份额超过其需求的程度均有所下降,而农村小学和初中在“新机制”实施之后公共支出对其需求程度的满足程度均有明显提高。这表明税费改革和“新机制”后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调整和旨在增加农村义务教育公共支出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义务教育支出在城乡间分布不合理的状况。
图5-53和图5-54分别呈现了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总量“ESI”指数城乡对比。在小学阶段,城镇小学在2006年之前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份额超过其需求,在2001年达到峰值1。14;2006年之后城镇小学阶段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份额低于其所占学生份额,农村小学阶段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份额超过了其学生所占份额,且农村享受的小学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份额超过其需求的程度逐年上升。在初中阶段,2004年之前城镇初中阶段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份额超过其需求,在2000年达到峰值1。24;2004年之后,城镇初中阶段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份额低于其所占学生份额,农村初中阶段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份额超过了其学生所占份额,且随着2006年“新机制”的实施,农村享受的初中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份额超过其需求的程度逐年上升,2010年ESI指数已经达到1。65。
图5-53小学阶段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总量“ESI”指数城乡对比
图5-54初中阶段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总量“ESI”指数城乡对比
图5-55小学阶段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总量“ESI”指数城乡对比
图5-56初中阶段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总量“ESI”指数城乡对比
图5-55和图5-56分别呈现了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总量“ESI”指数城乡对比。在小学阶段,2004年之前城镇享有的小学阶段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份额超过其所占学生份额,农村享有小学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份额低于其学生所占份额;但2004年之后,城镇享有的小学阶段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份额低于其学生所占份额,而农村享有小学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份额高于其学生所占份额,且超过其需求的程度逐年升高。在初中阶段,2004年之前城镇享有的初中阶段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份额超过其所占学生份额,农村享有初中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份额低于其学生所占份额;在2004年之后,城镇享有的初中阶段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份额低于其学生所占份额,而农村享有初中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份额高于其学生所占份额,超过其需求的程度逐年升高,尤其是在2006年“新机制”实施后的2007年,农村ESI指数的明显提升。
图5-57小学阶段预算内人员经费支出总量“ESI”指数城乡对比
图5-58初中阶段预算内人员经费支出总量“ESI”指数城乡对比
图5-57和图5-58分别呈现了我国小学和初中阶段预算内人员经费支出“ESI”指数城乡对比。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农村享有预算内人员经费支出份额高于其所占学生份额,尤其随着2006年“新机制”的实施,农村预算内人员经费支出所占份额超过其需求的程度进一步提升,而城镇则进一步下降。
图5-59小学阶段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总量“ESI”指数城乡对比
图5-60初中阶段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总量“ESI”指数城乡对比
图5-59和图5-60分别反映了小学和初中阶段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总量“ESI”指数城乡对比。在2004年之前,小学阶段城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远远超过其需求,相应地农村小学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不能满足其需求;随着“新机制”的实施,农村小学所享有的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份额超过其所占学生份额,而城镇小学所享有的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份额低于其所占学生份额。在初中阶段,2000年,城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远远超过其需求,ESI指数达到1。52;随着2003年农村税费改革的实施,2004年后,农村初中所享有的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份额超过其所占学生份额,而城镇初中所享有的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份额低于其所占学生份额;“新机制”实施后农村初中享受的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份额进一步提升,到2010年时ESI指数达到1。81。
图5-61和图5-62分别呈现了我国小学和初中阶段预算内基建经费支出总量“ESI”指数城乡对比。在小学阶段,2008年之前,城镇预算内基建经费支出ESI指数一直高于农村,最高达1。85;2007年之后农村预算内基建经费支出份额逐渐有所扭转。在初中阶段,在2006年之前城镇初中预算内基建经费远远高于农村;在“新机制”实施后,农村享有的初中预算内基建经费支出份额逐渐扭转,在2009年农村ESI指数达到峰值1。79。
图5-61小学阶段预算内基建经费支出总量“ESI”指数城乡对比
图5-62初中阶段预算内基建经费支出总量“ESI”指数城乡对比
5。3。3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的城乡差距与地区差异
5。3。3。1测度义务教育经费支出地区差异的指标
在描述不平等的研究中,有大量统计方法,考虑到泰尔指数能够进一步将不平等分解为组内的不平等和组间的不平等,本文将采用泰尔指数的方法评价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以全国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的不平等比例为例,它既可以按照城乡分解,也可以按照地区分解。
按照城乡分解,它包含了城市和农村内部的差距(组内差距),以及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组间差距),后者即为本部分关注的焦点——城乡差距。由于中国农村义务教育“新机制”的实施是由西到东逐步推进,并且在不同地区不仅“新机制”政策推行时间有先后,中央和省级财政教育经费分担比例也不尽相同。因此,本部分我们还关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差距。根据“新机制”推行时期的先后,将东部地区界定为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9个地区);中部地区界定为河北、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海南(10个地区);西部地区界定为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1个地区)[6];利用Theil指数进行地区之间不平等分解,包含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差距(组内差距),以及这三大区域之间的差距(组间差距),这即为本部分关注的另一焦点——区域差距。
泰尔指数分解为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的估算公式为:
5。3。3。2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的城乡差距
表5-1和表5-2分别呈现了小学和初中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城乡差距的变化情况。第2列到第6列依次是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从2000年到2010年全样本的泰尔指数、城镇地区内部的泰尔指数、农村地区内部的泰尔指数、城镇和农村内部省际差异的泰尔指数分解、城市和农村之间省际差异的泰尔指数分解;第7列到第11列依次是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从2000年到2010年的全样本的泰尔指数、城镇地区内部的泰尔指数、农村地区内部的泰尔指数、城镇和农村内部省际差异的泰尔指数分解、城市和农村之间省际差异的泰尔指数分解。
根据表5-1和表5-2的估计结果,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和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差异状况的变动情况基本一致,因此,我们一并进行描述。
在两张表中,第2列均反映出小学和初中阶段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的省际差异在2000年和2010年整体呈现下降的趋势,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在2005年。从生均教育经费泰尔指数的组内分解和组间分解结果来看,城乡内部省际差异的泰尔指数分解结果在这11年期间整体变化不大,甚至还有略微上升的趋势;事实上,我们单独分析生均教育经费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泰尔指数可以看到,城镇地区内部的泰尔指数明显高于农村地区内部的泰尔指数,但是,不管对于城镇地区还是对于农村地区,地区内部的泰尔指数在这11年期间整体变化均不大,同样略有上升。正因为如此,在泰尔指数的分解结果中,城乡内部省际差异的泰尔指数贡献率从2000年的64。6%上升到2010年的93。5%。对于我们最关心的城乡之间差异的分解结果来看,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的城乡之间泰尔指数分解结果的下降速度非常之快,特别是在2005年、2006年这两年;这一结果证实了“新机制”实施后,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在城乡之间更趋于公平。
表5-1小学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的城乡差距:2000—2010年
表5-2初中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的城乡差距:2000—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