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的讲道,无疑有些正确的东西。例如,宗教信仰作为一个思想问题,无疑只能用说服的方法去解决,不能少数服从多数,不能强迫命令,不能强迫人信什么,也不能强迫人不信什么,否则确实是干了蠢事。对于弥撒、圣餐的形式、忏悔、斋戒、崇拜圣像、结婚与否、在不在修道院,可以由群众自由选定,别人不必越俎代庖。然而,一听说群众起来就打战,把群众运动日益高涨(尽管有缺点)的维登堡说成是一座罪恶城,至少是自外于革命运动。至于路德所鼓吹的抽象的“爱”,在包括封建社会在内的阶级对立社会里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它只能“表现在战争、争吵、诉讼,家庭纠纷以及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最高限度的剥削中”。
问题不仅仅如此,路德还讲了下面一些耐人寻味的话:
简而言之,关于弥撒我要讲、教和解释,但不强迫任何人,因为信仰必须自由不能强迫。以我自己为例,我曾反对赎罪券和一切教皇党徒,但从来不用暴力。我只是教、讲和解释上帝的道,别的什么也没有做。而且当我睡觉或同我的朋友菲利普(梅兰希通)和阿姆斯多尔夫喝维登堡啤酒的时候,上帝的道就大大削弱了教皇统治,任何诸侯或皇帝都不曾使它遭受如此重大的损失。我什么也没有做,上帝的道做了一切。假如我煽动叛乱,我带给德意志的会是一场大流血。[11]
他在另一个地方还说,要取得当局的支持,才能确知一件事是出于上帝的旨意。[12]
教皇统治不是指思想而是指一种政治制度,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它是“最有势力的封建主”,“它给封建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它把整个封建的西欧(尽管有各种内部战争)联合为一个大的政治体系”,它是“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中心”。说只要宣讲上帝的道,取得“当局”的支持,剩下来只管喝啤酒睡大觉,教皇的统治就会垮掉,至少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还是毛主席说得好:“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就这样,路德控制了维登堡的局势:成立新的市政会,驱逐“茨维考的先知”,查禁卡尔施塔特的小册子,禁止他讲道并把他贬到奥拉闵德。卡尔施塔特决心“为了粉碎这种过分的恣意妄为,为了解救全体被欺骗了的基督教徒,而不惜付出生命和死亡的代价”,又被路德赶出奥拉闵德。[13]卡尔施塔特称路德是维登堡的新教皇,是粗暴的黑熊,并对他的做法公开表示抗议。当卡尔施塔特被路德说成阴谋发动叛乱和处于极端困难的时候,在阿尔斯特德的闵采尔曾邀请他参加他的同盟。可是书生气十足的卡尔施塔特却在一封公开信里说,基督不许挥动刀枪,主张插剑入鞘,要用信仰去对付敌人,如果彼此联合起来会引起敌人的一阵狂呼乱叫。戚美尔曼十分中肯地评价卡尔施塔特说:“他不是政治革命家。尽管他穿着粗糙的农民衣服,戴着粗劣的白色毡帽,身边佩带一柄利剑,却什么活动也没有。”[14]后来,卡尔施塔特逃往法兰克尼亚,1529年又去瑞士,任巴塞尔大学教授。
路德的拒绝任何和解和毫不容人的态度,妨碍了宗教改革运动的统一,同时也妨碍了德国的政治统一。他不懂在求奋斗目标大同的前提下可以存方式方法上的小异,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对付共同的敌人。他的这种孤家寡人态度,我们以后还会遇到。
路德越来越脱离群众倒向诸侯,奉行温和的宗教改革路线。后来,他去奥拉闵德讲道,理所当然地遭到群众的唾骂和投石。
[1][德]兰克:《德国宗教改革史》,251—252页。
[2][英]林赛:《宗教改革史》,上册,313页。
[3][英]林赛:《宗教改革史》,上册,315页。
[4][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22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德]兰克:《德国宗教改革史》,256页。
[6][英]林赛:《宗教改革史》,上册,316页。
[7][英]林赛:《宗教改革史》,上册,317页。
[8]《路德选集》,上册,410页。
[9]路德在维登堡的讲道摘录,见《路德选集》,上册,407—408、431页。迦百农是传说的罪恶城,见《马太福音》,第11章,第23节。
[10]《路德选集》,上册,411—413页。
[11]所谓“睡觉”云云,指在上帝之国里,人们黑夜睡觉白天起来,种子会自然成长结实,语出《新约·马可福音》,第4章,第27节。
[12]《路德选集》,上册,409页。
[13][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23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4][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23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