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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骑士暴动（第1页）

第一节骑士暴动

一、骑士的状况

骑士是低级贵族，即封建主阶级中的低级阶层。16世纪初，德国封建主阶级中最强有力的集团仍然是诸侯；中等贵族几乎绝迹，不是上升为小诸侯就是下降为骑士。诸侯对上要求分权，绝不允许皇权强大到威胁自己利益的程度，对下则要求集权，迫使城市和骑士服从其统治。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步兵作用的增大和火器的改善，骑士在军事上的作用日益降低。大部分骑士只有靠为诸侯服务为生，对诸侯俯首听命。当时有这样的记载：骑士“视贫穷为可耻，乐于从事种种冒险，以取得他们认为与其称号不可或缺的荣誉和财产。许多人跟随诸侯和领主从事战争，一有所获便衣锦还乡，并且以为自己已经是真正高贵的人了”。[1]

一小部分直属帝国的骑士，即帝国骑士，由于他们的职业以及他们在与诸侯关系上所处的地位，“乃是直接代表帝国和帝国政权的等级，……是最有民族意识的等级”。他们嫉羡教会的富有，不满诸侯的专权，相信“只要把特殊军人阶级即贵族的统治建立起来，把分裂国家的祸首即诸侯都废除，把僧侣的权力都取消，把德国从罗马教权统治下解脱出来，就可以使帝国重新统一、自由和强盛”。骑士暴动的领导人之一济金根，就是一位颇有影响的帝国骑士（男爵）。

在经济上，随着商品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骑士阶层也日趋没落，完全变成多余的寄生者。他们生活奢侈，讲究排场，养尊处优，无所事事，根本没有英国新贵族那样的事业心。当时人常常这样描写这帮老爷：“他们得到丰足的地租和捐税，但只会打猎、饮酒、狂欢、享乐——养尊处优”；“德意志贵族觉得他们从事打猎、任何事情不干或消磨光阴于乘骑猎鹰上是令人满意的”；“他们住在深山密林或其他地方的坚固堡寨里。他们在自己家里讲阔气，养有数不清的仆婢、马、狗，而且百般地装饰他（它）们。他们外出时奇装艳服，常有大队亲族尾随。他们把自己的徽章挂在教堂的墙壁或圣坛上。许多人不是像往昔那样靠德高望重赢得尊贵，而是靠门荫。他们视贫穷为可耻，乐于从事种种冒险，以取得他们认为与其称号不可或缺的荣誉和财产”。

骑士的封建性收入，怎么也满足不了他们奢侈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据说，当时一件女装值9至10个佛罗林，而一摩肯土地仅值2—3个佛罗林。骑士迫切需要金钱，但从哪里弄到金钱呢？一个是加强对农民的剥削，或把土地抵押出去，再一个是拦路抢劫。关于对农民剥削的加强，史书多有记载。如有的记载：“遵照神命，贵族应当是高尚的，应当威慑和惩治罪恶，捍卫和保护善良，孤寡的保卫者，而做的却恰好相反，那些本应守卫羊群的狗，自己反而成了狼，只要可能就攫取这些牧人和看守应当保护和看守的一切……只盯着羊毛，可是谁也不关心羊的幸福。”狼盯着羊毛并抢走羊的一切，不关心羊的安宁，这是贵族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生动写照！

恩格斯明确指出：“贵族榨取农民的手段一年比一年巧妙了。农奴们被榨至最后一滴血，依附农民们在各种各样的借口和名称之下被加上新的杂捐和贡赋。徭役、地租、杂捐、接租费、死亡税、保护金，等等，都不顾旧契约而任意增加。”[2]

德国骑士弄到金钱的第二个办法是拦路抢劫，掠夺商人的财货或俘虏人质索取赎金，用骑士自己的说法是用马啃掉行人的腰包。1507年，威尼斯驻德大使在给总督和议会的报告里曾经这样描写德国的骑士说：“骑士们通常住在远离城镇的一些堡垒里、诸侯的宫廷里或者偏僻的山区里。他们的生活和衣着都不好。他们憎恨市民，生活贫困，但他们非常自豪，世上没有任何事物足以诱使他们逐利经商。他们专心打仗，遇拮据时只有求助于打猎和拦路抢劫。甚至在法兰克尼亚也是如此，因为那里有很多这类的好汉，道路很不安宁。例如，在纽伦堡一带和其他许多地方，就是如此。”[3]

所以，骑士和市民的关系相当紧张。后来担任过农民军指挥官的独臂骑士格茨·冯·贝利欣根，在他的自传里曾生动地叙述过他与纽伦堡的紧张关系。他说：“我们同纽伦堡有隙。有一次，探知一些货车必须经过名叫哈根塞斯的森林……当货车通过那里的时候，我们向它们发动攻击，全部擒获”。又一次，他捉了五六个纽伦堡商人，其中有一个是第三次被俘，他画个十字说道：“我原来想，即使天塌下来，你今天也抓不到我。因为就在几天以前（这时他数着天数），我们纽伦堡几百个商人还在市集上议论你，有准确消息说你在哈根斯匹茨，打算在那里发动袭击和抢劫货物。因此，我十分奇怪你能如此迅速地赶到这里来。”贝利欣根接着说：“其实我自己也奇怪，关于我行踪的消息这样迅速地传到了纽伦堡……纽伦堡人非常善于侦察自己的敌人，为此显然做了非常大的努力。”[4]贝利欣根不仅经常袭击纽伦堡商人，还扬言要捉拿纽伦堡市长，要把他的金项链挂在自己的脖子和武器上。[5]

恩格斯说得好：“金钱问题越是成为骑士等级生死攸关的问题，骑士等级反对其余等级的斗争也越激烈。”[6]骑士要反对罗马教会和诸侯割据并进而统一德国，没有同盟者是不行的，而可能的同盟者只有农民和市民。然而，骑士坚持过时的农奴制度，巧立名目榨干农民的血汗，又洗劫城市、抢掠商旅，不断与城市发生纠纷，怎么能同农民或市民结成同盟呢？16世纪的德国骑士已经争取不到农民了。骑士与市民结为同盟的可能性倒是大一些，但这种同盟并没有出现，或只在局部地区出现。骑士自己势孤力单，没有同盟者的支持，根本不可能实现统一德国的理想；如果自己有所动作，遇到强大的诸侯，失败是必然的，这是骑士暴动的必然结局。

二、胡登和济金根

胡登是德国贵族的理论家，济金根是贵族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们两人共同领导了1522年至1523年的骑士暴动。

乌尔利希·冯·胡登，生于富尔达附近斯特克堡的一个骑士家庭里。1501年，11岁的胡登被父亲送往本笃修会当僧侣，但渴望自由的胡登不久（1504年）便从修道院里逃走。父亲对他的行动十分恼火，不再承认他是自己的儿子，胡登遂与家庭断绝关系。后来，胡登进入法兰克福（奥得）大学学习，旋又往爱尔福特，结识许多学者和诗人，自己也成了人文主义者。1515年，他的堂兄被符腾堡公爵杀害，胡登赋诗修书表达自己的愤怒，在全国影响很大。

1517年，主要由胡登撰写的《鄙人书翰》第二册出版，对天主教会和经院哲学发动猛烈的攻击。书中质问科隆大学宗教学院教授，星期五不慎吃了一个已变成小鸡的鸡蛋是不是犯了下地狱的罪？因为照教会的规矩，星期五只能吃鱼，不得吃肉。有人说这不算吃肉，有人说算。书中还称教皇一伙“都是没有良心的家伙”。《鄙人书翰》的影响很大，为即将来临的宗教改革运动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拉萨尔正确地写道：

当德意志还在沉睡，

还没有一个人敢于敞开胸怀呼吸之时，

他是第一个猛烈地摇醒他的人！

他站出来说话，比马丁·路德还早，

他曾勇敢地把手套掷向强大的罗马，

在内心的冲动中，

他向一切暴力统治宣战，

他是一个大丈夫。[7]

1517年12月，胡登出版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瓦拉的名著《论伪造的君士坦丁的赠礼》。瓦拉的书写于1440年，这是第一次出版。“君士坦丁的赠礼”是公元8世纪后半期教皇虚构的说法，大意是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授权罗马教皇西尔维斯特及其继承人，统治罗马、意大利和罗马帝国西部地区。教皇以此为根据证明，罗马教皇的权力高于西欧各国的政权，有权统治西欧。瓦拉用考证的方法证明“君士坦丁的赠礼”是伪造的，影响很大。胡登在为瓦拉的书写的序言里说：瓦拉的书人人必读，因为“它向人们展示了真理，并能带来难以估量的好处”。他还大胆地指出：“任何一个教皇没有任何权力强求世俗的统治，任何一个声称奢求世上根本不存在的君士坦丁赠礼的彼得的继承人，都不是上帝的代表。”胡登第一个喊出教皇不是上帝代表的呼声，大胆地指出教皇无权追求世俗的权利，否定教权高于政权的传统说法，讲了当时路德没有讲的话。这样，不仅客观上有力地支援了路德发难的宗教改革运动，而且对西欧各国争取独立统一的斗争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1518年，胡登在美因茨大主教处任职。他进一步攻击教皇是“死亡和罪恶的祸首”，是出卖天国的贩子，“出卖他自己比别人更需要的东西”。他在《关于土耳其的演说》里指出，教皇高喊反对土耳其人，其实反对教皇才是战胜土耳其人的必要前提。[8]

1519年10月，胡登将在富尔达寺院发现的亨利四世反对教皇格雷戈里七世斗争的资料五卷，献给查理五世的兄弟奥地利大公费迪南德，并附上一封信。他在信里盛赞亨利四世是把德国从外国**下解放出来的英雄，“是一个统治着德国的最勇敢和威风凛凛的国王，给全体德国人民增添了光荣”。胡登的用意是明显的，那就是希望大公劝告查理皇帝以亨利四世为榜样，“恢复往日帝国的尊严”，“恢复我们的自由”。他认为：“这是使德国形势好转的最简单和最有效的办法。”[9]以亨利四世为榜样恢复帝国的自由和尊严，形象地勾画出胡登的基本政治纲领。

胡登与路德宗教改革运动的关系是有趣的。原来，当路德贴出《九十五条论纲》的时候，胡登暂时还不了解它的意义，曾经认为是僧侣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争吵。1518年4月3日，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在萨克森，在维登堡，形成两个派别，其中一派起来反对教皇的权威，而另一派为赎罪券辩护。斗争不是开玩笑，双方鼓起全力，而僧侣支配着斗争的双方。”[10]后来，路德的主张日益明确并越来越坚决，事实证明胡登的认识不对。他便毅然放弃不正确的看法，站在以路德为代表的市民宗教改革运动一边，一起进行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

大概在1519年，胡登结识了济金根，两人很快建立起亲密的友谊。

弗兰茨·冯·济金根，是一个著名的帝国骑士。他勇敢，有战功，而且有钱，能在短期内招募一支可观的军队。1515年和1516年，他曾带兵包围沃姆斯城，不准任何人入内，毁坏其田地和葡萄园，使那里的市集无法进行，虽莱茵各邦集会研究对策，也不敢做出任何决定。法王弗朗西斯一世竞选德国皇帝时，曾认为他是一位可以像选侯那样依靠的人物。查理五世当选皇帝后，他在帝国军队里服役。骑士们认为他是自己的首脑和代言人。

济金根自结识胡登以后，完全接受胡登的政治和宗教主张。在他的厄贝恩堡和兰德施图尔城堡里，除胡登外，罗伊希林、奥克拉姆帕迪乌斯、克隆贝格、施韦伯尔和布赫尔等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家是经常的座上客。济金根写信反对崇拜圣像和圣徒，并亲自为他的牧师施韦伯尔主持结婚典礼。厄贝恩堡甚至比维登堡更早实行两种形式的圣餐、用德语做礼拜。[11]胡登高兴地给伊拉斯谟写信说：“的确，德国没有比他更伟大的人物了。德国很久以来没有出现过像他这样的人。我确信，弗兰茨会给我们民族带来巨大荣誉。”[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