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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士瓦本的农民战争（第2页）

“十二条款”中第1、3条的规定，可以帮助我们走出迷宫。第1条说：“我们只有通过真正的信仰才能到上帝那里去。”这是我们大家熟知的、路德首先提出的新教原则唯信称义，第1条又要求每个村区有权选择和罢免牧师。路德提出过类似主张，但没实行，后来放弃了。从1523年起，慈温利在苏黎世雷厉风行实行改革，也主张村区有权选择和罢免牧师，建立民主的教会。1524年秋，深受慈温利思想影响的瑞士苏黎世、土尔郜、圣加伦等地的农民发动起义，提出包括自由选择牧师在内的类似“十二条款”那样的纲领，并于次年提交苏黎世议会讨论。士瓦本的起义农民与瑞士的起义关系密切，又有一些慈温利的追随者，我们有理由认为“十二条款”受到慈温利的思想影响。

“十二条款”第3条的规定，证实这种看法是正确的。这一条要求说：

我们应当自由，我们也希望得到自由（《箴言》第6章第1节，《彼得书》第2章）。并不是说，我们希望绝对自由，不要任何官厅；上帝并没有这样教导我们。……我们应该按照上帝的诫令生活。这个诫令并没有指示和教导我们不服从官厅。我们不仅对官厅，而且对任何人都应谦恭（《罗马人书》第13章）。既然我们也愿意在一切正当的和合乎基督教义的事情上服从我们所选举的和主指派给我们的官厅（《使徒行传》第5章），那么，我们也毫不怀疑，你们作为真正的基督徒将把我们从农奴制下解放出来，或者从福音中找出我们应该是农奴的根据。[13]

这毫无疑问是慈温利的思想。路德要求诸侯贵族限制奢侈、紧缩开支，给穷人留下点什么，但从来没有要求废除农奴制度。在慈温利影响下的苏黎世当局，却接受了农民废除农奴制的要求。不过，慈温利认为：群众不能自己起来纠正暴政，只能在服从主的官厅的帮助下纠正。他说：一切政权应当按照耶稣的言行办事，否则就是暴政；臣民不应服从暴政，但也不能起义，只能在主的帮助下反对暴政。[14]第3条中正是宣传这个思想。所以，“十二条款”是农民的具体要求与慈温利的宗教改革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是比路德激进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企图把农民战争纳入自己政治轨道的表现。

慈温利是力主瑞士统一的，我们相信慈温利的德国追随者也会为德国的统一努力奋斗的，而且这种包含农民迫切要求的统一将更有利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四、魏因加滕协定和农军被各个击破

士瓦本同盟的背信弃义行径，引起农民的极大愤怒。阿尔郜、巴尔特林根和湖军在盖斯博伊伦召开大会，决定没收教产，焚毁庄园，主动向敌人进攻。巴尔特林根农军首先出动，攻击特鲁赫泽斯的宫城，拿走全部家具、粮食和酒，然后放火烧掉房屋。莱普海姆农军开进魏森霍恩城郊的一个修道院，捣毁神龛和大风琴，撕掉记载地租和债务的文契，把祭服和旗帜撕开当裤带，并大吃大喝那里的鱼、肉和美酒。阿尔郜农军攻占肯普滕修道院，也打翻圣像和神龛，捣毁契约和文件。

3月底，特鲁赫泽斯的部队渡过多瑙河，首先进攻巴尔特林根农军。这支农军转移到密林深谷地带，敌人的骑兵和大炮难以施展，烧杀抢掠一番离去。

4月初，特鲁赫泽斯率部攻击莱普海姆农军。这支农军分别驻在多瑙河两岸的莱普海姆、朗格瑙、伊勒蒂森和明德尔河谷，超过1。5万人。特鲁赫泽斯不理会农军的谈判要求，将其击溃，处死多名被俘的农军领导人。

4月11日和12日，特鲁赫泽斯的部队转向南方，分别击溃依上士瓦本活动的巴尔特林根各支农军。这支农军残部向西面湖军方向退却，到达盖斯博伊伦。

4月13日，湖军得到特鲁赫泽斯来犯的消息后，立即动员起来增援盖斯博伊伦，与阿尔郜人一起利用有利地形迎击敌人。特鲁赫泽斯人困马乏，而且探知有8000阿尔郜人和4000赫郜人正在来援，决定再次玩弄和谈伎俩。他知道，无论如何不能对付联合起来的农军，那样太危险了，一旦吃了败仗，士瓦本同盟再也拿不出来一支部队投入战场，贵族的一切就可能完蛋。4月17日，在人数上占优势，又据有有利地形的湖军和巴尔特林根农军，竟与特鲁赫泽斯缔结魏因加滕协定。协定规定：各村区农民对地主的控诉应由六个中立城市裁决，各方必须服从；各支农军不得与其他农军结盟。这是一个背叛性的协定，在农军只需一击即可胜利结束战斗的时候，却把特鲁赫泽斯从不可避免的灭亡中挽救出来。狡猾的特鲁赫泽斯，还说服来援的阿尔郜人接受魏因加滕协定，进一步破坏农军之间的团结。这时，由于被赫郜和黑森林农军包围在拉多夫策尔的贵族的求救，特鲁赫泽斯的军队遂摆脱困境向赫郜方向推进。

4月25日，特鲁赫泽斯进抵施托卡赫附近，并且也想与赫郜和黑森林农军达成一项类似魏因加滕协定那样的协定。谈判还没有成功，他一连接到士瓦本同盟的三道命令，要他火速班师救援符腾堡。那时，符腾堡农军也向赫郜和黑森林农军求援，说形势迫切要求大家联合起来共同对敌。然而，这个要求遭到拒绝，理由是不久前对方曾经拒绝赫郜农军的类似要求。赫郜农军哪里知道，支援友军抗击共同的敌人，实际上就是对自己斗争的援助，不然的话大家将分别被狡猾的敌人各个击破。恩格斯尖锐地指出：赫郜农民虽然没有与敌人缔结魏因加滕那样的协定，“可是却做了一件具有极端的地方狭隘性和顽固的褊狭性的事，把整个农民战争都断送了”。[15]

[1]［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26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德］兰克：《德国宗教改革史》，237页。

[3]有些德国学者认为，这时只是提出成立“新教兄弟会”的主张，该组织并未正式成立。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4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5]［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27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4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7]“书简”纲领有几种中译本，这里引自［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408—4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4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9]［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4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莫阿普等是历史上的暴君。

[10]［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32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1]［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40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2]“十二条款”全文，见［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40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3]［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400—40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4]［俄］涅克拉索夫：《十六世纪德国编年史家的社会政治观》，见苏联科学院编：《德国史年鉴》，193—194页，1977。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4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