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中文

第三章 如何提升大学生中国革命精神认同力02（第2页）

（二）大学教学如何加强中国革命精神教育

从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看，大学教育介于基础教育和研究生专门教育之间。大学生经过小学到高中12年的系统学习，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知识，但相对而言，对比较简单的偏于数字技术的理工科知识掌握较好，对于复杂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了解则较为浅薄。这一方面是由于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真正深入理解，有待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经验的积累；另一方面，对人文社科知识的深刻把握，有待于理性思维能力的提高。革命精神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大学生在中小学阶段虽然广泛摄取了其中若干相关人物的形象、事迹，若干事件的史实，也一定程度地认识了若干典型精神的内容实质，但他们开始对社会进行愈来愈多的观察思考，遇到课堂上书本中看不到听不到或没有提供说明解释的现象和问题逐渐增多，又在渴望成熟的过程中，不断摄入更为大量的知识和多元多样的价值观念。这些新知识新观念在促进他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成长变化的同时，修正着他们原有知识和价值的确认，对于原来仅从表层认知革命精神和对革命精神的表层认知不再满足或发生疑问，若不能在理性高度提供新的认知或解答，就有将其放弃或产生逆反心理的可能。所以大学在新的更高的层面接受革命精神的教育是必要的。然而如前面所述，高等学校现有的思想政治理论和通识教育尚未对革命精神教育予以应有的重视，这种状况应当改变。

高校革命精神教育的主渠道依然是课堂教学，而且依然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这里就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的课堂教学如何加强中国革命精神教育提出一些浅见。

1。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就革命精神教育通盘计划合理分工

目前高校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总体分工明确：一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讲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一讲中国近现代革命历史，一讲思想道德伦理和法律常识。各门课内容范畴彼此界限清晰，配合密切，体现了组织部门很高的理论水平和教育组织水平。但如前面分析过的，有关中国革命精神的内容只是分散在除“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以外的另几门课教材中。也就是说，课程的总设计和几门课的主持人似乎并未就“中国革命精神”教育这样一个具体题目设计一个分工合作的方案。

中国革命精神就其内容性质和教育特点而言，的确与理论、历史、道德修养相关，应当是这几门课承担的内容。有无必要设计一个总体教育方案？或许值得讨论。我们从理想的愿望出发，认为这样做有利于三门课协**学，既保证全面合理地实施有关中国革命精神的教育，又避免无谓重复。设计的思路大体为：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这门课中讲中国革命精神在毛泽东思想的文化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地位，及其在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过程中的意义和作用。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着重阐述中国革命精神与中华民族传统及人类文明精神的关系，并就中国革命精神的当代意义、发展，及其与大学生思想品德修养的关系展开。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中着重挖掘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有关民族传统精神、人类文明精神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历史过程中形成和不断发展的革命精神。

以上设想尝试兼顾理论与实践、历史和现实、价值与传统、中国与世界几层关系，这本身也是从事人文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及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能够将这些研究的成果体现在高校思想政治教材和课堂讲授中，是从一个新的高度解读中国革命精神，有助于大学生多层次多角度地深入了解并从理性层面更加认同中国革命精神。

当然，考虑到修订教材体系是大工程，即便无法做到几门课协调进行，在各门课分别修订课本时，是否可以考虑按照上面所提思路，丰富有关中国革命精神教育的内容？

2。“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应加强中国革命精神理论问题的讲述

如前所述，这门理论课在讲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部分罗列了“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若干精神，并指出这些精神包括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之中，是民族精神在不同时代的表现。[41]此外，在“毛泽东思想”一节提到的“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革命工作要极端负责，要艰苦奋斗和不怕牺牲”、“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自我批评”、“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以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42]，都体现中国革命精神的内涵。但是，前者并没有展开详细阐述，后者多半没有从革命精神的角度论述。

我们认为，如果考虑该教材明确体现“中国革命精神教育”这一主题、丰富相关内容的话，有必要作适当调整。比如，在“毛泽东思想”的部分，加入从革命精神立意的理论阐述，提示毛泽东的若干相关论述其实也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弘扬民族传统、集中体现中国革命精神的总结和高度概括；在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部分集中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开放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革命精神作更为全面的概括，并对其科学内涵、历史地位、当代价值，以及中国革命精神与民族传统的联系，与世界人类文明精神的关系，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与大学生的关系，以及中国革命精神的历史发展、当代表现诸问题等，作出理论上的阐述。

此外，党的十七大以来提出文化强国战略，十八大在加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43]。这一新的思想提出了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新任务，也将进入相关教材。如何将培育核心价值观与进行中国革命精神教育结合起来，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解决好二者关系，也当作出深入研究和有力的阐述。

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应充实完善有关中国革命精神的内容

大学历史教育应当以培养历史理性的认知和思维为目的。现有的从中学到大学的历史教材很大程度上贯彻这一目标。所不同的是，中小学历史教学偏重历史事实的准确性描述，涉及历史理性的感知层面，大学教育应当以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真实性全面性观察基础之上的历史逻辑分析，引导学生进入对历史的深层理性认知和思索。从这个角度说，目前大学必修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通过历史过程和事实，帮助学生理解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就是从某个角度建构一种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理性认知。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历史本质上是人类物质生产的历史，也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社会发展史，同时历史唯物主义也同样揭示人类精神活动对于物质生产和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从而揭示不同民族国家在不同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复杂性。中国近现代历史充分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复杂性，在社会生产力远未发达到可以推进生产关系变革的情况下，由于外力入侵激发的反抗和变革要求，成为推动生产关系和社会变动的重要因素，因而产生一波又一波革命洪流，从中涌现一代又一代人的改革、革命理想，演绎出一代又一代革命精神，成为鼓舞人们奋勇斗争推动历史前进的强劲力量，甚至凝聚为一个又一个时代的民族精神风貌和随时代演进的民族性格。这些都应成为历史记忆和思考的重要内容，应当成为历史认知的重要对象。因此，深入研究如何从理性层面深刻认知近现代中国历史，不能不对革命精神现象予以充分关注。

从我们的视野来看近现代中国革命精神，需要将其分为三部分，一是中国共产党以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为目标而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统一、民主进步，并领导人民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改革开放过程中体现的伟大斗争精神；一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进步官僚士大夫、新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以及其他阶级阶层爱国志士等为反抗外来侵略和腐朽政府，改造政治与社会文化，与反动守旧势力斗争，发展进步事业等，体现出的革新进步精神；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其他阶级阶层、党派团体、非党派人士等，在某些时期某些事件和某些表现中体现出的与中国革命、民族传统、人类文明追求相契合的精神。

对大学生进行革命精神教育当然是以第一部分内容为中心。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门课程科学的含义，要求理性地认知中国革命精神的时代背景及其历史关联性，要求从更为广阔的视野全面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革命大潮，从广义理解发生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革命精神”，从而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军队和人民群众发扬的革命精神。

从事这门课研究和教学的学者、教师，应该首先对上述革命精神按照时代先后分别进行挖掘整理。要对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的“近代革命精神”的内容、表现、实质，及其与民族传统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精神发生的影响等，进行认真研究。其次要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同阶级阶层、党派团体，以及有突出影响的著名人士在不同时期、不同事件中，如五四新文化运动、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抗日战争，以及不同领域里从事科学发明、改进教育、创建新兴实业，推进中国社会各方面进步的精神表现进行挖掘研究。最后要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作进一步全面深入的挖掘、整理。将整理成果以适当的方式充实进教材。现有教材中除少数典型如长征精神、抗战精神等，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描述之外，我们的研究中列举的和中小学课本上涉及的数十种革命精神绝大部分没有在教材中反映出来，这是亟待改进的。

4。“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应考虑增加中国革命精神的教育内容

如前所述，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注重现实教育，对中国革命精神采取了近似于历史化处理的方式，即肯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过程中形成的革命精神是“现当代历史中震撼人心的新表现”，但强调“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反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反映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需要，反映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火热生活为源泉”[44]，因此倾向于从现实社会和生活需要出发阐述革命精神的价值和意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肯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应当成为我们时代最崇高的精神”[45]，同时强调应当“给为人民服务的要求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为人民服务体现着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的统一。为人民服务，伟大而平凡，高尚而普通，它并非高不可攀、远不可及，而是可以通过不同层次、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无私奉献是为人民服务；顾全大局、先公后私、爱岗敬业、办事公道是为人民服务；同志间、师生间、同学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是为人民服务；热心公益、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扶贫济困、帮残助残是为人民服务；遵纪守法、诚实劳动并获取正当的个人利益，同样也是为人民服务。”[46]这样就明确地表达了中国革命精神应当与时俱进的要求。这是十分理性的思考，也正符合我们调研中了解到的相当多大学生的要求。

与此同时，教材明确指出：要“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和道德，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和道德的积极成果，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不断丰富民族精神的时代内涵，使民族精神得到大力弘扬”[47]。这实际上是指出了如何立足当下、继承传统、吸收世界文明的正确原则。

但是，有两个问题值得考虑：

一是如果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整个教材教学体系中有关中国革命精神的内容得到较为全面深入的阐述，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和“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两部教材中较好地承担了这一工作的话，“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这样一种现实教育倾向性的处理，正体现了这门课的特点。然而，如我们分析过的，事实上目前高校教材教学中有关中国革命精神的内容并不完善。况且，即便情况得到改观，作为人生观、价值观深层次教育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更为明确直接地借鉴近现代史上革命精神的诸多典型，也许不是画蛇添足之举。

二是借鉴世界各民族人类文明精神显得很不够。纵观全书，只有极少段落引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以外的国外学者观点，极少谈到国外不同国家民族不同时代体现出的革命精神或人类文明精神。这样，不仅小学和中学阶段讲述的大量有关国外人类文明精神的内容，如初中《语文》讲的居里夫人、贝多芬、美国“挑战者”号航天员、高尔基、藤野、托尔斯泰、海伦·凯勒[48]；初中《思想品德》讲的法拉第、大仲马、萧伯纳、德摩斯梯尼、哈默、爱迪生、林肯、巴斯德、苏格拉底、富兰克林[49]；初中《历史》讲的阿基米德、亚里士多德、哥伦布、克伦威尔、华盛顿、拿破仑、爱迪生、莱特兄弟、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梵高[50]；高中《语文》讲述的马丁·路德·金、巴尔扎克[51]；高中《历史》涉及的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西方近代民主精神，以及伽利略、塞尔维特[52]等，就只成为停留于大学生脑海中的一些名人故事记忆，无法在大学阶段得到理性的升华；“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和道德的积极成果”的原则事实上也没有得到充分贯彻。这不利于拓展大学生的视野和思想境界，也不利于大学生理性思维的成长完善。

因此，我们认为，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一方面须在内容安排和文字表述中增加有关中国革命精神的内容和具体典型人物形象事例的描述分析；另一方面，须大量补充增加国外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有关人类文明精神的典型内容的介绍、比照、借鉴。并且，如果可能的话，要在人性、人生、人类文明生存和价值的更深层次，分析中华民族精神、中国革命精神、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人类文明精神，帮助大学生总结深化对中国革命精神的理解，提升其中国革命精神认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