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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复杂系统范式跨界应用的可能性（第1页）

第四节复杂系统范式跨界应用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坚持社会科学的学科独立性，就不得不面对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统一与分化之间形成的张力，这是当代社会科学哲学必须关注和解决的一个核心议题。知识的整体性是二者统一的理论基础，但它们又在研究对象、方法和模式上存在显著的差异。为了正确对待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对立与融合，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自然科学范式之于社会科学研究的适用性。适用性问题分析是研究科学思维和方法跨学科应用的逻辑前提。

纵观整个社会科学发展史，不论是牛顿力学还是达尔文进化论，借鉴和模仿自然科学范式已然成为社会科学维护其科学合法性的有力途径。近年来，发端于各门自然科学学科的“复杂系统范式”[73]，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应用不断扩张，其所倡导的科学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引起了社会科学（哲学）家的广泛重视。然而，对于复杂系统理论和方法是否适于介入社会科学研究，学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些学者倡导借助复杂系统范式来解决传统社会科学研究所面临的各类困境[74]，另一些学者则表达了对其适用性的怀疑[75]。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复杂系统范式的跨学科应用，国内外学界并未对其适用（或不适用）的层次和范围给予足够重视。支持应用的学者仅在宏观上将其视为探索新的社会科学研究形式的有效进路；反对应用的学者则把其不适用性简单归结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不可通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本章尝试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所具有的同质性的基础上，分析并揭示复杂系统理论和方法适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具体层次和维度。

通过剖析社会系统的复杂适应性本质，重构社会科学的认知模式，进而推动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的发展，不仅有助于澄清复杂系统范式核心的研究思维、理论基础、实践规范和方法等，及其在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主题中的适用层次及其适用度，而且，交叉研究的成果也可以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复杂性理论本身。因此，这并不是用自然科学来取代社会科学，也不是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范式的盲目照搬，更不是妄想在复杂系统科学的基础上建立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大一统科学，而是尝试跨越学科专业化的鸿沟，以跨学科和全学科的研究模式来整体推进社会科学研究模式的革新。

一、“问题指向”的方法论革新：多元知识体系的融合

与借助复杂系统思维重构社会科学认知模式，以维护社会知识科学性相对应的，是利用复杂系统方法革新社会科学研究方式，以解决社会问题。在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中，方法论一直是我们刻画一门科学基本特征的关键要素之一。复杂系统方法的发展背景，在用牛顿机械决定论范式来解决复杂性问题时，表现出了不适用性。近年来，在线性思维和还原论的指导下，社会科学研究所面临的各类困境也日益凸显。因此，复杂系统方法在各类社会科学研究实践中的应用不断扩张。值得注意的是，在把复杂系统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传统社会科学研究的哪些问题和困境，需要借助复杂系统方法来解决；第二，这样做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认识，学界基本上存在保守和革新两大阵营，前者倡导用复杂系统方法来补充现代主义范式，后者则把复杂系统方法作为科学研究的后常态科学方法。[76]分类鉴别它们与社会科学理论和实践互动的层次、深度及其具体效用，是在方法论层面上揭示复杂系统范式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适用性的关键。

1。基于动态观念和形式化表征来补充现代主义范式

持保守态度的学者倾向于把复杂系统方法视为一种描述和解释社会系统的新方法，以及充实旧形式主义的新规则。将其引入社会科学领域，只是为传统的基于静态秩序前提的描述和解释增加了一些动态观念。作为一种新的形式系统，它所提供的概念、隐喻以及数据处理方法等，只是在某些方面修正了现代主义范式的不恰当性，补充了还原论的不足，但并未改变现代主义范式的一些核心观念。

第一，在理论观念层面上，社会科学研究者引入复杂系统概念和隐喻，作为对系统行为静态描述的补充，来揭示社会系统的内部演化动力学，进而推动对系统行为的动态解释和预测。[77]例如，利用“突现”来解释社会系统中的不连续的、根本性变化，这些现象经常被现代主义范式指导下的研究者有意或无意的忽视。在社会系统中，构成系统的个体遵循较为简单的局域性行为规则，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层面上发生交互作用，反映交互作用的方程式经过多个周期的迭代，就会把一个全新的系统结构表现出来。因此，突现构成了对系统要素之间的互动、系统结构和主体性，以及微观—宏观交互作用所产生的不可预期结果的描述。同时，在数学上，当允许操作方程的反馈项时，奇异吸引子就会出现。它们以分形形式嵌入非线性反馈的每一个过程中。一旦出现混沌，由任意数百万个点构成的奇异吸引子就可以表征涉及反馈的迭代方程的单一解。这样，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将会发生什么，但我们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这些可能情况（奇异吸引子）虽不止一种，但也不会太多。[78]因此，对于预测庞大的社会系统的行为和状态而言，这无疑是便捷有效的。事实上，奇异吸引子作为构建描述社会系统演化模式的方程式的新媒介，它本质上暗含着某种伪可预测性思想，而这常常被一些学者当作对现代科学可预测性标准的辩护。

第二，复杂系统演化模式揭示出，表面上随机复杂的系统行为，可能只是由少数几个简单变量交互作用而形成的，而且这一过程是完全决定论的，可以用数学方程式来模拟。因此，在一些学者看来，对任何遵循规则的社会系统而言，只要我们掌握核心变量之间准确的函数关系，并用这些变量及其演化规则来表示整体社会系统的运行，就可以实现对社会系统的控制，即使系统行为是混沌的。这样，一方面，混沌理论为社会系统的描述和分析提供了数学可操作性。和分形数学一样，它扩展了我们对世界进行符号表征的理论工具集；另一方面，混沌系统中秩序存在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对抗着来自后现代主义的威胁，进而维护了现代主义范式的合理性。然而，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是，由于数学通常包含个体之间的潜在一致性，如何能在主体异质性的前提下为变量赋有意义的数量值，就成为应用混沌理论来预测社会系统过程的关键。

第三，现代主义范式建立在我们可以用数字来表征任何事物这一假定的基础上，传统的数据收集方式难以维持时间上的连续性，进而无法保证描述社会系统动态演化过程的准确性。借助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会科学研究者通过数据挖掘等技术就可以处理那些多属性的、有噪声的、概念模糊的数据。而且，对于基于社会调查所采集到的数据信息，研究者不仅可以借助列联表来考察各变量间的关系，还可以依靠精确的纵向数据分析来追踪系统状态的变化。由此，社会系统具有了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合理性。诚然，数学形式化增强了社会科学知识的科学合法性依据，为社会科学建立具有普遍性的公理体系奠定了基础。然而，对于那些定性方法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科学学科，如社会学而言，过分重视定量数据的分析和验证，可能导致知识的分裂和形而上学世界的消失，同时也会对原有的知识框架构成一些挑战。

显然，不论是借助复杂系统概念和隐喻表征社会系统内在属性，还是借助计算和统计技术的发展丰富对社会系统演化的形式化表征，上述努力本质上都是以复杂系统方法补充现代主义范式，并未改变现代主义范式的核心构成。如（1）科学仍然代表着可以用经验观察来确证的真理；（2）研究是在相对封闭的学科领域中进行的；（3）科学追求的是整体属性，如系统发展规律等；（4）数字是描述真实事物的唯一方式，可测量的系统及其属性才具有真实性，等等。[79]因此，这种做法从根本上来说，是牛顿机械决定论范式的当代修正和完善。

2。基于知识系统多元论的科学方法

与借用复杂系统方法补充现代主义范式不同，倡导借此革新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学者，强调了探索新的社会科学研究路径的必要性。他们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在复杂性和传统社会科学困境，特别是社会科学所面临的来自科学和哲学层面的质疑，如研究主题的主观性与研究标准的客观性、研究对象的个体性与研究目的的整体性、研究过程的不可逆性与研究结果的可检验性等，使得研究范式的变革势在必行。因此，他们把复杂系统范式作为革新社会科学研究模式的一种有效的替代性路径。

持革新立场的学者普遍坚持一种知识系统多元论的观点。他们对任何具体的形式主义或知识系统解释整体实在的能力，提出质疑，提倡对社会实在进行整体性的、跨学科解释。知识系统本质上是一种使话语有意义的关系组织，在对社会系统行为及演化过程的认识和解释中，不存在唯一的理解整体社会实在的方式，一个知识系统可以把握实在的一部分，知识系统的累积帮助我们在各个层次上理解实在的基本构成和演化。因此，我们需要基于多重视角建构起不同的形式系统，来解释社会世界。

事实上，知识系统多元论建立在“数学并不足以包含人类和社会世界”和“真理本质上是一种约定”等假定的基础上。这意味着：（1）社会科学研究较少依赖于数学测量——数字不是表征社会实在的唯一方式，并不比其他类型的编码更客观。社会科学研究者也不是收集数字的人，而是作为一个个体认知者，在社会中与其他个体发生交互作用的。（2）把真理作为一种约定，涉及对任何特定的研究目的而言，在特定的条件下什么语言最适合的问题。因此，这就凸显出了作为研究实践基础的个人或集体目的的重要性。此外，这一观点还涉及两个方法论假定：一是观察者不能与被观察者分离；二是系统本身是不可预测的，而不是由观察者的局限性所导致的。[80]这就从研究起点上否定了现代主义范式的封闭性、平衡性和可预测性等假定。但与此同时，它也会产生一些深层次问题。例如，我们需要在不同的知识系统之间做出选择，而选择的标准并不明确；在研究实践中，我们如何判断结论的局限性，是来自于研究方法的不恰当性，还是研究对象本身的不可预测性；基于知识系统多元论所形成的系统知识，如何保持实在论与建构论之间的张力。而且，作为认识论前提的真理约定论如何能既保证真理的多样性，又免于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淖，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对复杂系统方法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互动给予更多的历史和哲学考察。

同时，与保守派倾向于使用数学和计算技术进行数据处理不同，革新派更倾向于使用多主体建模方法进行行为模拟。多主体建模方法识别并描述了微观个体与宏观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较低层次上原子个体的局部交互作用规则，随时间生成稳定的模式，这种模式转而构成了高阶突现实体的物质性；反过来，整体系统表现出的对个体行为的支配性影响，体现了其作为自组织突现实体的社会性。这就将个体的主体性与社会整体的结构性之间的关系概念化了，其本质上是对自然语境的直接类比。因此，把社会行为形式化地描述为异质主体之间交互作用结果的模型化路径，使建模方法获得了“本体论充分性”[81]。而要实现建模方法在方法论上的充分性，就需要考虑具体研究语境的社会性和规范性，在特定的研究过程中，将物态思维与人文精神融合起来。

事实上，在目前复杂系统方法的跨学科应用实践中，补充现代主义范式与后常态科学路径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经常会表现出不同方法的交叉与融合。社会系统的复杂性是内在的、固有的，我们必须基于新的研究视角，使用新的方法论工具，把其潜在的、隐藏的复杂性明晰地体现出来。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摆脱传统社会科学研究受到的科学性质疑和面临的发展困境。值得注意的是，在把复杂系统方法引入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时，我们不应该停留在把社会系统的构成及其关系进行量化上，以及为建立模拟真实系统因果关系的数学形式系统，增加更多规则性的层次上，因为如果这样，这种尝试就跟以往那些产生局部影响的思维转向无异。[82]相反，我们应该在超越还原论的前提下，对社会科学形式体系进行整体概括，通过不同的语言和形式主义的结合，将语义关系、主观性和语境依赖性等要素纳入考量范围，在多元知识体系和跨学科研究背景下更好地理解社会系统的多维性，进而扩展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广度和深度，为社会科学带来一种全新的发展。

二、非同质性领域的跨界应用如何可能：哲学思考

上述探讨复杂系统范式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层次上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的适用性问题，本质上都为回答一个问题，即复杂系统科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最初来源于自然科学，那么，其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非同质性应用的合理性何在？作为当代思想史上首个把“复杂性研究”作为专门课题提出来的思想家，莫兰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指出，“无论是在科学思想里，认识论思想里，还是哲学思想里，复杂性问题仍然是不受重视的”[83]。近年来有关复杂系统的各类概念、理论、认知模式和方法日趋成熟，应用范围也不断扩展。不同的是，对于复杂系统思想及其应用的哲学思考仍然微乎其微。[84]因此，从哲学高度明晰复杂系统科学及范式的基本观念模式，蕴含着对这一问题的一个可能的回答。

1。复杂系统范式的适用性基础

复杂系统范式的适用性问题，关系着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是否存在区分，以及存在何种区分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同时也揭示着对自然与社会之内在关联性的认识。（1）从内部来讲，社会系统的物质构成，既维持了其作为客观存在的实体性，也是复杂系统思维和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的本体论基础。同时，作为一门科学，社会科学遵从一般的科学性标准，如逻辑推理的严密性、精确的调查和实验方案等，具备赖特（G。H。vht）所谓的科学研究的“事实性规则”，这就为自然科学方法的应用提供了可能性。（2）从外部来讲，虽然复杂系统范式的大部分概念、理论和方法都来自于自然科学，但其作为一种思想和方法，又是一门横断性学科，其理念和思维模式具有普适性，因此也适用于对复杂社会问题的研究。[85]而且，相对于经典科学而言，复杂系统科学本身的跨学科性质及其在形成之初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也暗含复杂系统范式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某种适用性。例如，诺伯特·维纳（Wiener）在《控制论》第八章“信息、语言和社会”中，讨论了如何将控制论的观点应用于社会问题；普利高津（IlyaPrigogine）则将耗散结构理论推广至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协同学因其具有较高的数学抽象性和普适性而被应用于社会科学的诸多研究主题，如人口动力学、经济系统的分析和社会管理等。

2。复杂系统范式的非同质性来源

源自各门具体自然科学学科的复杂性理论和方法，当应用于各类社会科学研究主题时，其非同质性是显而易见的，随之而来的是对其适用性的反思和争论。（1）复杂系统既包括复杂实在系统，也包括复杂概念系统；复杂社会系统既包括物质构成，也包括思想构成。因复杂系统范式兴起的自然科学背景，其在处理实在系统和系统的物质构成方面的复杂性上已经充分显示出了有效性。而对于复杂概念系统和系统的思想构成，复杂系统范式在模拟社会系统的符号互动、社会理论的理性建构等方面则或多或少表现出了局限性。（2）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各种二元对立，如客观—主观、个体—整体、事实—价值、定量—定性、微观规范—宏观结构等，以及“社会科学”一词常被作为一种矛盾修饰法（oxymoron）[86]，本质上都基于将“社会”与“科学”对立起来这一前提假设。故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性”，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复杂系统范式跨界应用的非同质性的最大来源。（3）从一般系统理论，到耗散结构理论，再到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系统科学一直都以实现知识统一、消除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对立为目标。拉兹洛（ErvinLaszlo）和贝利（KehD。Bailey）等人也都明确指出系统科学的核心目标是统一科学。[87]因此，复杂系统科学倾向于关注从不同类型具体系统的独特属性中，抽象出复杂系统的一般属性，而传统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最大困难，恰恰在于如何适当地处理其研究对象的多样性和异质性。这样，如何将关于一般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某一特殊系统以获得其有效知识，就成为实现复杂系统范式跨界适用性的难点。

3。非同质性应用的可能出路

复杂系统科学在本体论层面上所引起的核心争论之一是，复杂系统本身的存在是无法经验到的，而系统构成及其相关关系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如何在二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也即，如何在实在论与建构论之间把握复杂系统的本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实现复杂系统范式方法论层次上跨界应用的基础，也为其与社会科学研究的非同质性提供了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

（1）复杂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它既包含物质构成，也包含关系构成，即通常所说的复杂系统的“实物性”（thinghood）和“关系性”（systemhood）。前者是经典科学的关注点，而后者是复杂系统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经典科学实物性依赖、关系性独立，而复杂系统科学实物性独立、关系性依赖。[88]因此，从不同类型的具体系统之间抽象出的同质性，一般集中于关系层面而非实物层面。而且，这种关系性不仅指涉系统实物性构成之间，及其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和适应关系，还包括系统实物性构成与关系性构成之间的协同演化关系。这就在系统实在论与建构论之间形成了一种适当的张力，即经验研究和理性建构在获取复杂系统知识的过程中，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社会系统的物质和思想构成共同参与系统的非线性演化。

（2）科学与社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对立和二分，是社会科学领域中各种学科分裂和知识分化的根本原因之一。使用不同语言、方法和理论框架的子领域和子方向的普遍存在，构成了阻碍社会科学发展的实际障碍。[89]与此同时，以全学科的研究视角认识和解释（自然和社会）世界，是复杂系统科学范式的根本思想。其核心目标是，“使系统思想的‘分析的’和‘有机的’，描述性的和规范性的传统整合为一个整体”[90]。分析性的理解来自准确的自然科学和工程学传统，在这种传统下，一个系统理论的概念，与最初在非生命世界的研究语境中所形成的数学模型和方法的使用联系在一起；认识系统的“有机的”方法，则与作为综合整体的生命和社会世界的不同现象联系在一起，它们分别得到不同的生命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描述性”和“规范性”传统之间的差异涉及对问题“如何”（how）和“为何目的”（whatfor）的两种不同回答：前者受到一个系统如何实际运行这一问题的引导；后者则把系统看作因某物而存在的一个实体。[91]“分析的”和描述性的传统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事实性规则”，“有机的”和规范性的传统则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规范性规则”。由此，将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与社会性结合起来，既可以维护社会科学的科学地位，也有利于保证其学科自主性。

（3）如果说系统论思想关注了系统在宏观层次上的整体性和统一性，那么语境论则在微观层次上消解了还原问题，用所研究问题的局部性和特殊性实现了对系统知识的累积。20世纪60年代末，非线性动力学的出现带来了物理学结构—范式的转变，传统的以定量为目标的“稳定性”教条，逐渐被一种“语境论”（textualism）方法所代替。[92]与说明性还原的理论导向型纲领不同，语境论研究是问题导向型的。研究者可以在各种局部的、问题导向的研究边界内，实现有关社会系统结构和过程的知识的累积。值得注意的是，语境论不只将定性方法合法化，也推动了定量方法的发展，因为将语境要素纳入考量范围的定量方法，增加了对所研究问题的敏感性。[93]事实上，正是系统的“复杂性使得语境居于核心位置”[94]，而复杂性普遍存在。故不论是对自然系统，还是对社会系统来说，系统自身的语境和历史细节，都是考察系统行为及其演化的核心变量。特别是，社会系统因包含与人相关的各种要素，在复杂性程度上比自然系统要高得多，在获取社会科学知识的过程中，调和一般的形式主义和语境研究就显得更为重要。因此，语境论的问题指向性，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理论和方法的一般性与研究对象和问题的特殊性之间的鸿沟，消除了复杂系统科学所倡导的整体性原则与科学内在的简化原则之间的裂缝。与传统科学通过发现规律或建构理论来指导问题的解决不同，复杂系统科学通过直接指向问题来解决问题，进而推动理论的进步。

综上所述，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层次上，揭示复杂系统范式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的适用层次及范围，本质上构成了革新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过程。然而，目前复杂系统理论与方法在介入特定社会科学研究主题之后，缺乏对其不适用性的社会科学乃至哲学思考，从而无法澄清作为复杂系统科学基底的观念模式，阻碍了对复杂系统范式本身的修正和完善。因此，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跨界应用的终结。事实上，自然科学研究模式和方法处于不断的进化过程中，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是协同发展的。因此，对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简单接受或拒斥是没有实质意义的，朝向兼顾科学性和社会性、兼具事实性规则与规范性规则的发展道路，才是社会科学实现其合法性的有力途径。这不仅将社会科学（哲学）家从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是否存在真正的同源关系”这一问题的无休止的争论中解脱了出来，同时也避免了“社会科学被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这两大巨人之间的争斗所撕裂”，沃勒斯坦（Immaein）指出，“分别代表当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发展方向的复杂性科学和文化研究的出现，为社会科学的重建提供了契机”[95]。同时，复杂系统范式下的社会科学研究也开启了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为在哲学层面上反思社会科学理论和实践提供了重要平台。这一新的哲学立场有望成为继实证主义、解释主义、批判主义和后经验主义之后的一个新的社会科学哲学流派。[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