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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否定性思维到肯定性思维1（第3页）

上述讨论不仅是要指明科学方法的内在局限和成见，而且，要指明其历史的主观性。此外，它似乎暗示对某种“定性物理学”的需要和复兴目的论哲学的需要，等等。我承认，这一怀疑是正当的；但在此处，我只能表明我并不想肯定这种蒙昧主义观点。

不管人们怎样定义真实性和客观性，它们都与理论和实践的从事者相关，同他们理解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相关。这种能力转而又有赖于：物质（无论它可能是什么）在何种程度上是按照其各个个别形式中的本来面目而被认识和理解的。在这些条件下，当代科学所具有的客观有效性远非它的先行者所可企及。人们也许可以进一步说，现在，科学方法是可以声称拥有客观有效性的唯一方法；理论假说和可观察事实的交互作用证明了这些假说，确认了这些事实。而我力图要指出的是，依靠其自身的方法和概念，科学已经规划和创立起这样一个领域，即对自然的统治依然同对人的统治相联结的领域——它们的联结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领域而言是必不可免的。科学地加以理解和控制的自然，再现于生产和毁灭的技术设施中，这些技术设施在维系并改善各个个人生活的同时，又使他们服从于设施的控制者。于是，合理的统治集团与该社会融为一体。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在也许有助于上述必然联结的进步方向上的变化就会影响到科学的结构——科学的谋划。它那没有丧失合理特征的假说，将在一种根本不同的经验环境（一个和平世界）中得到发展；随之而来的是，科学将获得根本不同的自然概念，并确认根本不同的事实。这一合理的社会推翻了理性的观念。

我已指出，这种颠覆性原理，即关于另一合理性的观念，从一开始就出现在思想史中。古代的国家理想，使存在达到完善、使“是”和“应当”的矛盾以永恒轮回的方式来解决的国家理想，已经带有统治的形而上学特征。同时，它又适合于解放的形而上学——适合于逻各斯和爱洛斯的调和。这种理想设想的是停止理性的压抑性生产能力，达到满意的统治结果。

概括一下，我们现在可以更清楚地分辨科学合理性的隐蔽主休和隐藏在其纯形式中的目标。科学的可普遍控制的自然概念，把自然设计为不断运动着的物体，设计为理论和实践的单纯材料。在这种形式中，客观世界开始建设一种技术世界——一种精神和物质的纯工具、纯手段的世界。因此，它的确是依赖确证和证实主体的“假说”系统。

确证和证实的过程可以是纯理论的过程，但它们决不可能发生于真空之中，也决不会限于私人的、个人的心灵。各种形式和功能的假说系统变得有赖于另一系统——即它在之中并为之而发展的既定目标领域。对于理论谋划曾经无关紧要和毫不相干的东西，今天表现为其结构（方法和概念）的组成部分；纯客观性是作为提供目的和目标的主观性的客体而出现的。在技术现实的建构中，并无纯粹合理的科学秩序之类的东西存在；技术合理性的进程就是政治的进程。

只是在技术的中介中，人和自然才变成可以替换的组织对象。把他们统摄于其下的那些设施的普遍有效性和生产能力，掩盖着组织这些设施的那些特殊利益集团。换言之，技术已经变成物化——处于最成熟和最有效形式中的物化——的重要工具。个人的社会地位及其同他人的关系，看来不仅要受到客观性质和规律的支配，而且这些性质和规律似乎也会丧失其神秘性和无法驾驭的特征；它们是作为（科学）合理性的可靠证明而出现的。这个世界势必变成甚至把管理者也包括在内的全面管理的材料。统治的罗网已变成理性自身的罗网，这个社会最终也会被困在该罗网之中。理性的超越性方式看来会超越理性自身。

（刘继译）

[1]选自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2]赫伯特·丁格勒：《自然》第168卷，630页，1951年。

[3]W。V。O。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3。蒯因谈及“物理客体的神话”时说：“从认识论的立场看，物理客体和（荷马的）诸神只是程度的不同而不是种类的不同”（同上），但是，物理客体的神话在认识论上具有优越性，“它作为一种把容易处理的结构掺合进经验之流中的手段，已证明比较他神话更为有效。”按照“有效”、“方便”和“容易处理”来衡量，科学概念展示了它的操纵—技术要素。

[4]H。莱欣巴哈，载菲利普·G·弗兰克编《科学理论的证实》，85—86页（阿道夫·格律恩堡所引），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54。

[5]阿道夫·格律恩堡引《科学理论的证实》，87—88页，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54。

[6]同上书，88—89页（重点是我加的）。

[7]《论“封闭理论”这一概论》，载《辩证法》第2卷，333页，1948。

[8]菲利普·G·弗兰克编：《科学理论的证实》，85页。

[9]C。F。冯·魏茨泽克：《自然史》，20页，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9。

[10]见C。A。梅恩编：《本世纪中叶的英国哲学》，155页以下，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57，又见马里奥·本格：《元科学质疑》，108页以下，斯普林菲尔德，1959。

[11]W。海森堡：《物理学家的自然概念》，29页，伦敦，哈钦森出版公司，1958。海森堡在他所著《物理学与哲学》（伦敦，艾伦和昂温出版社，1959）中写道：“对于原子物理学家来说，如果他终究要使用‘物自身’这一概念的话，那么，物自身归根到底就是一个数学结构；不过，同康德的观点相反，这种结构是间接地从经验中推断出来的。”

[12]W。比默编：《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81页，哈格，尼霍夫出版社，1954。

[14]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266页以下，法兰克福，克洛斯特曼出版公司，1950，又见海德格尔：《讲演与论文集》，22、29页，普夫林根，京特·莱斯克出版社，1954。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译注

[16]C。F。冯·魏茨泽克：《自然史》，71页。

[17]同上书，142页（重点是我加的）。

[18]C。F。冯·魏茨泽克：《自然史》，71页。

[19]我希望我不会被误解为在暗示数学物理学概念是作为“工具”而设计的，它们有一种技术的、实践的目的。确切地说，技术学是对科学在其中得以发展并将自己构成为纯科学的那一世界的先验“直觉”或理解。纯科学仍然受制于它由此开始抽象的先验设定。这一点在谈及数学物理学的工具主义视界时恐怕就更加清楚。见苏珊·巴歇拉尔：《合理性的意识》，31页，巴黎，大学出版社，1958。

[20]M。霍克海默和T。W。阿多诺：《启蒙辩证法》，50页。

[21]吉尔伯特·西蒙顿：《技术对象的存在方式》，127页，巴黎，奥比尔出版社，1958。

[22]《发生认识论导论》，第3卷，287页，巴黎，大学出版社，1950。

[23]同上书，288页。

[24]同上书，289页。

[25]同上书，291页。

[26]《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

[27]约翰·杜威：《确定性的寻求》，95、100页，纽约，明托恩和巴赫公司，1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