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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引导中国走向21世纪（第1页）

第十八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引导中国走向21世纪

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时刻，江泽民明确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个理论整体。发展先进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的高度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深化的结果，是党的建设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的高度统一，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它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以什么样的姿态，中国社会主义以什么样的“特色”，中华民族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充满挑战和希望的21世纪。

一、新的历史阶段的新要求

新的理论体系的创立与时代的发展、历史条件的变化密切相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逶迤而又气势磅礴的中国革命的产物。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雄浑而又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产物。懂得中国革命的历史，就容易理解毛泽东思想；理解中国改革的历史，就容易把握邓小平理论。理论的差别内在地隐含着时代的变化和历史条件的不同。从根本上说，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出现都和它所处的时代相联系，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时代和历史条件变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我们党要不断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紧跟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决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坚持‘三个代表’的要求，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就在这里。”[1]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科学技术信息化、经济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极化。

在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以微电子等信息科技、核能等新能源科技、超导等新材料科技、人造卫星等空间科技、基因工程等生物科技以及海洋科技六大科技群体的崛起为标志，科学技术的发展进入到全面突破、综合创新的阶段，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日趋紧密，高新技术产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如果说在蒸汽机时代，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产生的是“加数效应”，在电气化时代，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产生的是“乘数效应”，那么，在信息化时代，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产生的就是“幂数效应”。据统计，在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中的贡献率，20世纪初为5%—20%，20世纪中叶为50%，20世纪末则上升到75%。信息科学、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促成一个新的产业——信息产业，而且成为传统产业升级换代、生产力以及科学技术本身发展的突破口或生长点。

科学技术的信息化以及信息时代的到来，不仅改变了经济增长方式，使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而且使人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以至思维方式都发生了根本变革。今天，人们利用一台小小的电脑，在几平方米的房间内就可以展开同全世界的交往。大洋彼岸发生的事情几秒钟内就能传到大洋此岸，并能引起人们的思想震**和行为调整。地理位置的相隔不再是交往的障碍，人们也不必为这些障碍产生“望洋兴叹”“远隔重山”“天涯海角”之感了。信息科学、信息技术、信息产业的发展为人们创造了一个“复制”世界各个国家、地区情况的间接环境，从而使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

科学技术的信息化使我们面临着新的问题，即工业化的任务还未完成，又面临着信息化的任务。信息化是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因此，我们要优先发展信息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毛泽东曾提出“走中国工业化道路”，时隔近半个世纪，江泽民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从“走中国工业化道路”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一巨大的历史跨度表明并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探索。

同时，以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为代表的当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为生产力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广阔空间。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吸收和利用这一新的成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2]。同时，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体制改革，“包括借鉴社会主义的一些作法”，“调节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也有一定程度的缓和”[3]。这些新现象无疑使我们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科学技术信息化必然大大加快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资产阶级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由于交通工具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一句话，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出一个世界，并不自觉地为共产主义奠定了世界历史的前提。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对经济全球化的预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眼光由此而来。

到了20世纪90年代，马克思所预言的这种经济发展趋势已成为一种强劲的时代潮流，世界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生产、贸易、金融、投资已经全球化，各国、各地区经济相互依赖、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始于泰国，波及俄罗斯，影响远在万里之遥的拉美国家，并使其金融市场产生剧烈震**。从2001年开始，连续10年牛气冲天的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由此引起连锁反应：本来就疲软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欧洲经济增长明显减缓，刚刚从亚洲金融危机中复苏的东南亚各国再次遭受打击。

这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感受到了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导致全球循环的物质流、技术流、资金流、信息流。这个物质流、技术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全球大循环，使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都不可能长久地孤立于世界之外。

邓小平说过，中国长期贫穷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闭关自守必然导致封闭行为的重复效应，即闭关自守的民族一切都要从头开始、重新开始，重复别人做过的事情，重复别人走过的道路，同自己的过去比是前进了，但同先进的民族相比仍是一个历史落伍者。而在开放中则存在着交往行为的相加效应和后发优势，即进入到交往中的民族或国家，可以用自己优势的东西换取其他民族优势的东西来弥补自己的不足，这就获得了发展的“爆发力”，从而以人类的先进成果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实现跨越式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确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我们必须抓住这一机遇。“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勇于和善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充分利用好国外和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4]但是，我们还要看到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这就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资本流遍全球，利润大多流向西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上获得了巨大的利润，获得了它们继续发展的重要条件，而发展中国家在总体上处于不利的地位。

联合国1999年度《人类发展报告》明确指出，迄今为止的经济全球化加深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鸿沟。目前，发达国家和30个最穷的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相差至少70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发动和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是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经济全球化本身是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因此，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经济全球化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又威胁着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安全、经济安全以至文化安全。“西方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和受它们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加紧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渗透和扩张，在全世界争夺资源和市场，同时极力推行它们的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企图通过经济全球化实现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这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国家安全面临着严峻挑战和威胁。”[5]所以，在以积极的姿态参与经济全球化、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维护国家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都是新的课题。

与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但表面看来又相反的是政治格局多极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经不起历史大变动的考验，不战而亡，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一大片社会主义江山不复存在。由此，“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被彻底打破，世界开始多极化的进程。这一重大变化使世界处在新的矛盾之中，过去一些被美苏斗争所掩盖的问题现在暴露出来了，如地区冲突、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三种势力开始抬头。

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多极化趋势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多极化是在曲折中发展的，发展得很不稳定，其中充满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激烈斗争，旧的霸权主义消失了，新的霸权主义又出现了。单极与多极的矛盾，称霸与反霸的斗争，将成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国际斗争的焦点。现在“单边主义”仍然嚣张，典型的就是新干涉主义，其口号是“人权高于主权”和“国家主权有限”。

这就向我们提出了挑战，如何处理人权与国家主权的关系。我们尊重国际社会关于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但尊重普遍性原则并不意味着不要国家主权。人权与国家主权相辅相成，人权要靠国家主权来保护，不是人权高于主权，而是没有国家主权就没有人权。旧中国的历史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都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既要看到人权问题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推进世界人权事业，又要注意人权的具体性、历史性，看到实现人权的根本途径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生存权、发展权是最重要最基本的人权。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极大地影响着各民族的生存环境和发展前途。

历史条件以及矛盾特殊性的不同，必然导致理论思考侧重点的不同，新的历史阶段必然提出新的要求，这种新的要求又呼唤着新的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新的理论。

二、新的实践经验的新概括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改革处在攻坚阶段，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以及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如果说当代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那么，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探索则构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1992年，江泽民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概念，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体现了我们党坚持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巨大勇气。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实现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打开了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崭新局面”[6]。

的确如此。当代中国的市场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资源配置方式问题，而是同现代化结合在一起的，是要通过经济市场化来实现社会现代化。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无论是市场化还是现代化，都与资本主义有历史的重合性；而在当代中国，无论是市场化还是现代化，都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又处在改革之中，当代中国的经济市场化、现代化是和社会主义改革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经济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革在当代中国被浓缩在同一时空中进行了。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次史无前例、特殊复杂而又极其艰难的社会实践。新的实践必然带来新的实际问题。

就经济成分而言，非公有制经济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在工业总产值中占38%，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占62%。就是说，当代中国已经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因此，如何理解和把握以公有制为主体，如何理解和把握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如何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如何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等，这些都是新的实际问题。

就社会阶层而言，随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生活出现了多样化趋势，经济成分、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分配方式都日益多样化了，并且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这就是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这些人在不同的所有制企业之间、不同的行业之间、不同的地域之间频繁流动。如何看待这六种新的社会阶层，尤其是私营企业主，如何看待民间资本，如何保护合法的非劳动收入，等等，这些都是新的实际问题。

就思想文化而言，市场经济必然增强人们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同时，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必然形成各种文化相互碰撞的局面。这里，既有先进文化，又有落后甚至腐朽的文化；既有世界文化，又有中国传统文化；此外还有革命文化和大众文化。那么，如何在多种文化的碰撞中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如何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同时又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如何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使人们具有一种忧患意识，同时又保持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等等，这些也是新的实际问题。

同时，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已从建设小康社会开始转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首先把小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提出来的是邓小平。1979年，邓小平指出，中国在20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这一目标用数量表示，就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美元。“小康”与“大同”，这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理想。所以，邓小平强调：我们要有“雄心壮志”，即到20世纪末“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小康社会”。

在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这个“雄心壮志”已经实现，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是，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所谓低水平是指国民生产总值规模很大，但人均水平低；不全面是指生存性需要得到了满足，但发展性需要的有效满足还远未解决；发展不平衡是指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较大。所以，从21世纪开始，中国将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新的实践。

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江泽民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个目标，这些目标关注的是“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其中第一个目标落脚点是“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第二个目标落脚点是“人民安居乐业”，第三个目标落脚点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第四个目标落脚点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表明，我们要全面建设的小康社会是一个充满现代文明色彩的社会发展阶段。

这些目标与加快推进中国现代化相统一，与中华民族的复兴联系在一起。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国家衰弱、民族危亡之际的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使命。面对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再次走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关头，这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再造辉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7]

世界在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进入新的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也发生历史性的转换。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在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的历史方位的变换迫切要求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8]“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本身就是这种“新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