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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天才的世纪（第2页）

然而，还有一些次要的解释要说明，这些解释可以产生我上述提到的次要特性。首先，就时间而言，如果质料在某段时间中已经存在过，那么它就在这段时间里的任何一部分中存在过。换而言之，将时间进行分割并没有分割质料。其次，就空间而言，将体积进行了分割就将质料也分割了。[2]因此，如果质料以一定体积而存在，那么体积减半，所包含的质料也必然比原体积少。正是由于这一性质，空间中某一点的密度的观念才得以产生。人们谈论密度时不会将时间和空间混同起来，以达到某些现代相对论学派的极端主义者鲁莽渴求的那种程度。因为就质料来说，时间分割发挥的作用与空间分割发挥的作用是有相当大区别的。

此外，质料与时间分割无关这一事实可以引导出结论：时间的流逝是偶然的，而不是质料的本质。质料在任何时间的分段中都是它本身，而不管分段有多短。因此，时间的过渡和质料的特性没有关联。质料在瞬间也是它本身。这里时间的瞬间就是瞬间本身，没有过渡，因为时间的过渡就是瞬间的连接。

因此，伊奥尼亚思想家所提出的“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这一问题，在17世纪的答案是：世界是物质瞬间位置和形状的连续，如果将以太之类的比一般物质更为精微的材料包括进去，也可以说成，世界是质料位置和形状的连续。

关于基本自然要素的看法，科学对这种假设表示满意，而这一点我们不应该表示惊奇。像引力这种巨大的自然力量，完全是由质量的位置和形状来决定的。因此，位置和形状可以决定它们自身的变化，也正是为此，科学思想之环也跟着完全封闭了。这就是著名的自然机械论，这一理论从17世纪以来一直占据统治地位。这是物理科学的正统信条，并且，这些信条通过实际的考验获得了证实，它是行得通的。于是，物理学家对于哲学不再有兴趣了。他们强调历史性革命中的反理性主义，然而，这种唯物机械论的困境不久就显露出来了。18世纪和19世纪的思想史有一种主导的事实，即世界已经掌握了一种普遍的观念，有它和没有它都活不下去。

质料瞬间位置和形状的简单定位是柏格森（Bergson）所反对的，只要考虑了时间问题，以及它作为具体自然界的基本事实。他认为这是由于理智上将事物空间化而把自然扭曲了。我同意柏格森的反对意见，但我不赞同说从理智上来理解自然，这种扭曲就一定是一个缺点。我将在接下来的讲座中努力展示，这种空间化是具体事实在非常抽象的逻辑结构下的表现。这里有一个错误，但是仅仅是将抽象误认为是具体这样一个偶然性错误而已。这就是所谓的“误置具体性谬误”（Fallaisplaess）的一个实例。这种谬误在哲学中曾引起很大的混乱。尽管在这个实例中可看出此谬误的普遍趋势，但是理智也不必然陷入到这个错误之中。

非常明显，简单定位的概念将对归纳法造成巨大困难。因为物质的位置和形状在任何一个时段中的定位，若与任何其他时间都没有关系，无论过去的或是未来的，则我们可以立即推论：任何时期内的自然都与其他任何时间的自然没有关系。因此，归纳法所依据的便不是任何可通过观察确定为自然界固有的事物。因此，我们不能从自然中找到任何定律的信念之根据，比如关于万有引力定律的信念之根据。换而言之，自然秩序不能仅从对自然的观察中来找到根据。因为在当前，没有什么固有的东西可以联系到过去或者未来。也因此看上去，记忆和归纳法在自然界本身似乎无法找到根据了。

我一直在预先谈论一些本书中将要谈到的思想，并且一直在重复休谟的论调。这一系列思想立即遵从了简单定位的说法，认为我们不能等到18世纪再考虑它。奇怪的是，事实上世界真的等到休谟提出才注意到其中的困境。而当休谟真正开始崭露头角时，也仅仅是他的哲学中提到宗教的部分受到关注，由此可见当时一般人士的反理性主义思潮。这是因为神职人员原则上是理性主义者，而科学人员则怀有相信自然秩序的简单信念。休谟本人就曾挖苦道：“我们神圣的宗教是以信仰为基础的。”这种态度能使英国皇家学会满意，却不能让教会满意。这种态度也使休谟及后来的经验主义者满意。

思想方面还有另一个假设，也可以和简单定位的理论相提并论，即所谓相互联系的两个范畴：实体和属性（SubstandQuality）。但是两者之间却有些不同。对于空间地位的适当描述已经有相当多不同的理论。但是不论空间的地位如何，被认为就处于空间之中的各种实有与空间的联系是一种简单定位。简而言之，一般人都默认空间是简单定位存在的场所。任何事物存在于空间中就必然存在于空间中的某一确定部分。然而，谈到实体和属性的问题，尽管17世纪顶尖的思想家利用他们的天赋立即建构了一个足以满足他们直接目的的理论，但是他们对这一问题始终感到困惑不解。

当然，实体和属性以及简单定位，对于人类而言都是最为自然的观念。这就是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没有这些思考方式，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观念就无法安排了。这一点毫无疑问，唯一的问题是，当我们在这些概念的指引下去思考自然的时候，我们的思想究竟具体到什么程度？我给出的答案是：我们只是在为我们自己提出直接事实问题的简化版本。当我们检视这些简化版本的基本要素时，我们将发现它们事实上只能作为精细详尽而又高度抽象的逻辑结构而存在。当然，作为个人心理的一个要点，我们只要粗略地把无关的一些细节抛弃不用，就能得知这些观念。但是当我们试图去为这种抛开无关细节的做法找寻根据时，将会发现尽管留下来的实有与我们讨论的实有相一致，可是这些实有是高度抽象的。

因此，我认为实体和属性是“误置具体性谬误”的另一个例证。我们来考虑一下实体和属性的观念是如何产生的。我们观察一个对象，将其作为有特定特性的实有。并且，每一个别的实有也是通过其特性来理解的。比如，我们观察一个物体，有一些性质我们注意到了，可能是硬度、蓝色、圆形、闹声等。我们观察到有些事物具有这些性质，除开这些性质，其他的我们都没注意到。因此，实有是基质，或者是实体，而属性是在实有的基础上推断出来的。一些属性是必要的，缺少了它们，实有就不再是实有本身，其他的属性则是偶然的可变的。在17世纪末期，约翰·洛克认为物质实体具有可以用数量表示的质量，并在空间中占有某一简单定位，这两点都是基本属性。当然，位置是可移动的，而不可移动的质量仅是一个经验事实，除了一些极端主义者都这么认为。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顺利。但是当我们谈到蓝色和闹声的时候，我们将会面临一种新的情况。首先，物体不会永远是蓝色或者持续不断地发出闹声。在我们的偶然性属性的理论中已经接纳了这一点，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认为是合适的。其次，在17世纪展示了一个真正的困境。伟大的物理学家是在他们自然的唯物观念的基础上来详细阐释光和声音的传播理论的。关于光，有两种假说：其一，光是通过物质性以太的振动波来传播的；其二，根据牛顿的说法，光是通过令人难以置信的小微粒的运动传播的，而这种小微粒是由一些精微的物质组成的。我们都知道，在19世纪，惠更斯的波动理论占有优势地位，而现如今，物理学家努力试图结合这两种理论，以解释辐射方面的所遇到的模糊情况。但是无论你选择哪种理论，事实上外在的自然界中都没有光和颜色的存在，有的只是质量的运动。同时，当光射入到你的眼睛并落在视网膜上，有的也只是质料的运动。然后你的神经和你的大脑都受到影响，但这也仅仅是质料的运动。这种说法同样适用于声音，只需要把以太波换成空气波，把眼睛换成耳朵就行了。

我们接下来要问：在什么意义上蓝色和闹声是物体的属性呢？基于相似的理由，我们也可以问在什么意义上香气是玫瑰花的属性呢？

伽利略思考了这个问题后，立即指出，离开了眼睛、耳朵和鼻子，就没有所谓颜色、声音和香气了。笛卡尔和洛克详细阐述了第一属性和第二属性的理论。例如，笛卡尔在他的《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的第六个沉思（SixthMeditation）[3]中说：“当然，从我感觉的不同种类的颜色、气味、滋味、声音、冷热、软硬等，我确有把握地断言，在产生这些不同的感官知觉的物体里，多种多样的东西与这些物体相应，虽然它们也许实际上和这些物体不一样。”

他在《哲学原理》（PrinciplesofPhilosophy）中说：“我们通过感官对外物所能知道的，不外乎它们的形状（状态）、大小和运动。”

洛克在写作时是具有牛顿力学知识的，他将质量作为物体的第一属性。简而言之，他依照物理科学在17世纪末的状态详细论述第一属性和第二属性的理论。第一属性是实体的根本属性，这些实体的时空关系组成了自然界。而这些关系的时序性就构成了自然秩序。自然界的显相以某种方式被与我们生物体紧密相连的心灵所领悟。根本上，这种心灵的领悟是相互联系的人体中特定部分产生的显相，比如大脑中的显相所引发的。但是心灵在领悟时也经历了很多感觉，恰当地说，它们是心灵本身的属性。这些感觉被心灵投射出去以便覆盖在外界自然中的适当物体上。因此，这些物体便被认为具有某些属性，而事实上，这些属性并不属于它们本身，而只是纯粹的心灵的产物。因此，自然界得到的功效其实是属于我们自身的，如玫瑰花的香气，夜莺的歌声，太阳的光辉等。诗人们彻底错了，他们应该将抒情诗献给他们自己，并且还应当把这些诗歌变成对杰出的人类心灵的自我歌颂。自然界是枯燥无味的，没有声音、没有香气，也没有颜色，有的仅仅是质料的匆匆忙忙、无休无止、毫无意义的流转。

不论如何隐瞒，17世纪典型的科学哲学最后达到的实际成果就是这些说法。

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作为一个概念系统在科学研究的组织上所起的惊人作用。在这方面，它完全配得上当时的天才人物。从那时起，它就维持着自己作为科学研究的指导原则，到现在仍然占据统治地位，世界上的每一所大学都是依据它而组织起来的。探求科学真理的其他组织系统未曾出现过。它不仅处于统治地位，而且简直是根本没有对手。

然而，这说法太让人无法相信。这种宇宙概念必然是以高度抽象的方式构成的，只有当我们错把抽象当成了具体实在时，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才会产生。

关于这一世纪的科学进展，不管多么广泛的描述都不能省略掉数学的进步。这里正和其他很多方面一样，是当时天才们大显身手的地方。三个伟大的法国人，笛卡尔、笛沙格（Desargues）、帕斯卡尔（Pascal）开启了几何学的现代时代。另一个法国人，费马（Fermat）奠定了现代分析数学的基础，只是他还没有使得微分学的方法达到完美的境地。处于他们时代之间的牛顿和莱布尼茨把微分学作为一种实际的数学推理方法真正地创造了出来。到世纪末，作为一种运用到物理问题上的工具，数学已经能达到现代这种纯熟的地步了。除了几何学之外，现代纯数学还处于发展初期，19世纪的惊人发展在当时也看不出半点迹象。不过数学物理学家已经出现，带来了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将统治下一个世纪的科学世界。那将是一个“数学分析获胜”的时代。

17世纪终于产生了一种科学思想体系，这是数学家为了自己使用而拟定出来的。数学头脑的最大特性在于他们具有处理抽象概念，并且从这些抽象概念中演绎出一系列的推理论证的才能。只要这些抽象概念是你想要探讨的，你就能满足于这些论证。科学抽象概念的巨大成就，一方面提出了物质和物质在时空中的简单定位，另一方面提出了感觉、感受和推理，但并不干涉心灵。这样就不知不觉中迫使哲学接受它们是事实的最具体表现。

在这种情形下，近代哲学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它以一种极其复杂的方式在三个极端之间摇摆：一种是二元论，这种观念认为物质和心灵具有相同的地位。另外两种都是一元论，即将心灵置于物质之中，或者将物质置于心灵之中。但是这样玩弄抽象概念并不能克服17世纪科学体系中的“误置具体性”所引起的内在混乱。

[1]英文版中此处出现错误，经对照，“agreatdistance，asooutheloadstreatdistaisthereforeasubjectofaverynobleinquiry”。——译注

[2]英文原版中此处为“dividingthevolumedoeserial”，而根据上下文，并参照剑桥版，此处应为“dividingthevolumedoesdividethematerial”。——译注

[3]根据约翰·维奇（Johch）教授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