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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性与自由 康德哲学的基本精神（第2页）

[4]陈嘉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张慎主编：《德国古典哲学》第二篇第二章，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六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118页。

[5]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修订第六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11—212页。

[6]黄裕生：《康德·政治哲学》，张慎主编：《德国古典哲学》第二篇第五章，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六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7页。

[7]黄裕生：《康德·政治哲学》，张慎主编：《德国古典哲学》第二篇第五章，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六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8—219页。

[8]如何认真研究和评价“物自体”的概念和学说是理解康德哲学的重大问题。虽然对这一概念和学说学界批评者众多，但亦有颇有见识之士的高度肯定和积极评价。李泽厚认为，“物自体”学说作为整个康德哲学的中心，贯穿其整个哲学体系，“它是康德哲学认识论的归宿，又是通向伦理学的门户”。“在认识论上，它基本有三层意思：一是感性的源泉，二是认识的界限，三是理性的理念”。（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修订第六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46页）古留加亦赞美有加：“必须相信科学，但不应该对科学的能力估计过高。反对对科学的没有根据的奢望，即反对关于科学万能的独断论的偏见（这种偏见在当代叫做‘科学至上论’），也就是康德关于自在之物的学说的真实含义。康德的这个学说，如果对它作不正确的解释，它就会把你弄糊涂，而如果对它作正确的解释，那就会给你开辟一条通向真理的道路。”（古留加：《康德传》，贾泽林、侯鸿勋、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03—104页）

[9]康德的整个哲学处处都彰显着二律背反的深刻的内在张力和辩证法魅力：“康德为那个被称之为唯物辩证法的哲学大厦奠定了基础（而有时则仅仅为基础扫清了地盘）。辩证的二律背反贯穿于康德著作之中（甚至在那些不是直接谈二律背反的地方也是如此）。康德每提出一个论点，都看到它的那些范围和这些范围的有条件性，他感到需要超越这些范围，以便把‘某物与他物’联系起来（照黑格尔的说法）。与这个论点相并列出现的是一个反论点，即独特的反题，而没有反题，正题就是不完满的，不清楚的，错误的。”（古留加：《康德传》，第104页）而最重要的问题更在于，康德哲学所揭示的二律背反的深刻悖论，历史性地表达了现代性问题的基本特性：“康德划分现象与物自体的学说便是这一时代要求的产物，它作为现代性自我确证的哲学形式，其重要性远远超出对认识能力的内部结构作出纯认识论的说明。”（张盾、田冠浩：《黑格尔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六论》，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24页。黑体为引者加）

[10]理性与自由的哲学理念通过康德的思想创造，更深刻地被奠基为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康德哲学批判的努力，留下的是一种作为思维方式的先验形而上学，它在哲学史上开创了思想的一个新维度，其意义在西方哲学史上是革命性的，……首先，在继笛卡尔之后，它进一步高扬了‘我思’在认识论中的‘基点’作用，并且提出了‘人为自然立法’的思想，把‘理性’这一启蒙的核心观念提升到新的高度，使之与‘自由’等观念一起，构成了时代的精神，培育起一种‘现代性’的观念。其次，它通过对理念的‘范导’作用的论证，向人们昭示了哲学观念对于行为的引导作用。在这方面，康德是深刻的：从经验的‘是’什么之中引不出行为‘应当’做什么来。人类社会及其行为的价值、目的、意义，是不能从既有的经验中引申出来的，它们在本质上属于先验性的‘应当’。因此哲学对于人与社会的范导与教化功能是永恒的，哲学永远也不会消亡。”（陈嘉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张慎主编：《德国古典哲学》第二篇第二章，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六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页）由此可见，康德哲学基于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不仅奠基了作为现代性核心理念的理性与自由，而且鲜明有力地凸显了哲学的理念、观念和原则对现实世界的规约力量（“范导与教化功能”）。

[11]李泽厚先生认为：“康德在思想发展行程中，由牛顿转向卢梭，由自然科学及其哲学意义的探求转向人的精神世界的探求。康德在构造‘批判哲学’时，虽然先着手认识论，但已经把伦理学摆在高于认识论的地位。”（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修订第六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82页）在关于康德哲学主要是认识论还是伦理学的争论中，李泽厚先生赞成后者。张盾先生亦非常有根据地认为：“康德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先验哲学家，他首先是一位政治哲人。康德哲学中先验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内在张力，早在其《纯粹理性批判》结尾处就作了明确的宣示：‘我们理性之纯粹使用的目的’不在自然的知识领域，而在自由的道德领域；而康德道德哲学的最深刻动机则来自现代性的政治问题，表证了康德哲学与法国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比任何其他哲学家都更加深刻、更加紧密——法国革命的领袖们直接把康德哲学中‘普遍的人’这一观念当作革命的思想旗帜，而大革命揭示的‘人的权利’原则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得到最高的先验辩护。”（张盾、田冠浩：《黑格尔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六论》，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19—20页。黑体为引者加）

[1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参见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09页；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2版，《康德著作全集》第3卷，李秋零主编，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11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13]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修订第六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83页。

[14]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修订第六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77页。黑体为引者加。

[15]韩水法：《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张慎主编：《德国古典哲学》第二篇第三章，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六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页。

[16]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17]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

[18]如何理解作为普遍形式出现的道德法则非常关键。“康德的这条道德法则强调的是‘立意’，即立意的动机必须能普遍化。说康德伦理学是动机论而非效果论，不是如流行理解的那样，认为康德的动机论是讲要从好的动机出发，这恰恰是康德所坚决排斥的‘实质’原理；康德讲的只是普遍立法的动机的形式。”（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修订第六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99页）

[19]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李秋零主编，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7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20]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李秋零主编，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5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21]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李秋零主编，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5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22]基于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对诸如人权、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等问题的批判，在世界社会主义主义发展史上造成的理论与实践的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对任何普遍性问题都采取了断然拒斥的态度。这是传统社会主义条件下长期排斥法律的普遍性形式，从而造成法治严重匮缺而人治长期泛滥的基本原因之一。

[23]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修订第六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02页。

[24]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李秋零主编，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9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26]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修订第六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04页。

[27]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修订第六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05页。

[28]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29]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10页。

[30]参见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修订第六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十章第一节。

[31]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修订第六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420页。

[32]俞吾金、汪行福、王凤才、林晖、徐英瑾：《德国古典哲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

[33]参见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修订第六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422—423页。

[34]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修订第六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424页。“当对自然系统的终极目的的追寻进入到人类文化和社会历史领域（‘自由目的’的领域）中来时，人的情感、情欲和情绪及其逐步被教化和‘文雅化’到普遍可传达、以便为人类意识到自己的道德素质做准备的过程，就更成了自然目的论中的一条主要线索。在康德看来，道德目的论是历史目的论的实质，历史目的论又是自然目的论的实质，而整个自然目的论对终极目的的追寻只不过是自然目的的实质一步步显露出来而指向人的最终道德素质的过程。所以康德是把人类文化的历史合目的性看作自然目的论中的一个更深的反思阶段的表象，而不是一个超越于经验世界之上的‘历史理性’的产物。”（邓晓芒：《康德哲学诸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85页）这里有必要指出，我们这里所引的邓晓芒先生的这段文字的语境，是在同何兆武先生商榷关于“历史理性”一词是否可用来概括和表达康德历史哲学的问题。

[35]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修订第六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424页。

[36]李秋零：《德国哲人视野中的历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0页。

[37]古留加：《康德传》，贾泽林、侯鸿勋、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87页。

[38]韩水法：《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张慎主编：《德国古典哲学》第二篇第三章，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六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