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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理念 大自然理性与自由（第2页）

在康德的矛盾的辩证的历史理念中，我们已经倾听到黑格尔关于恶是历史发展动力的历史观念的先声，已经辨识出黑格尔历史哲学地平线上那生动、坚强、有力的世界精神之“理性的诡计”的历史观念的曙光。

[1]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11—612页；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2版，《康德著作全集》第3卷，李秋零主编，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14页。

[2]参见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修订第六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47—348页。康德的宗教哲学与政治—历史哲学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逻辑关联：“对于‘我可以希望什么’的问题，康德的宗教哲学是通过建立一种以道德性为目的的普遍理性的宗教来回答的。在他看来，这种希望是关于我们的内在自由的希望，伦理共同体是这种希望的体现。然而，在《纯然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第一次论及伦理共同体的时候，康德曾写道：‘……没有政治共同体作为基础，伦理共同体就根本不能为人们所实现……’康德的这个说法至少表明了他本人对于希望的问题尚有待进一步的希望或期待。……伦理共同体仅仅体现了某种内在自由的希望，……或者可以说，宗教哲学只是解决了关涉我们的内在自由的某种希望的问题，而我们的外在自由的希望的问题却尚未解决，正是这个外在自由的希望问题可以将宗教哲学和政治哲学在原则上联结起来。这样一种关涉我们外在自由希望的问题，也正是康德的历史哲学要处理的问题。”（俞吾金、汪行福、王凤才、林晖、徐英瑾：《德国古典哲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2—183页）

[3]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修订第六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48页。黑体为引者加。

[4]俞吾金、汪行福、王凤才、林晖、徐英瑾：《德国古典哲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4—185页。

[5]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6]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3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7]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页。

[8]邓晓芒先生不同意把“历史规律”这一概念用于阐释和表达康德历史哲学：“借助于权利概念，我们就可以从人类在现实生活中出于各自感性的癖好而相互冲突对抗的经验现象出发，通过‘猜测’、‘假设’或‘类比’去对人类历史的整个未来作出‘不断改善’的乐观的‘预言’；但这种做法不是为了获得历史知识和掌握历史规律，而是为了使人逐步觉悟和意识到自己的道德本性和自由本体。显然，这种预言完全是一种自然目的论的反思判断力的结果，它不是指向外部现实生活和社会历史规律的，而只是借用自然界中仿佛冥冥中有某种‘天意’这种现象，而使人们反思到自身道德素质的一种入门和预备而已。”（邓晓芒：《康德哲学诸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87—188页）“权利对道德的回归不是通过其外在的社会政治效果，而是通过人们在争取自己的权利时由那种粗野的、未经教化的自由**逐渐趋向于普遍的道德情感所形成的‘道德史’而表现出来的。所以在康德看来，人类真正的进步就只能是在道德情感上的进步，权利概念只是代表内在的道德而在外在的社会历史中为人们树立的一个追求目标而已。”（同上书，第189—190页）由此看来，尽管理性、自由与法治是康德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核心理念和共同追求，但在道德与历史的相互关系上，康德与黑格尔存在着重大差异：康德是让历史从属于道德，而黑格尔则是让道德从属于历史。

[9]“康德晚年在自由问题上对人的感性活动、包括人的情感和人在现实社会历史中的权利关系的这种让步当然是有条件的，即只承认这些活动和关系是在现象世界中对人的本体自由的某种暗示和类比；然而，这种限定掩藏不住自由概念一旦落实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就必然具有历史主义的内容这一理论趋势，从中我们似乎隐约看到，黑格尔关于历史就是自由意识的进展、关于人类社会在现实冲突中体现出‘理性的狡计’、关于人的恶劣的情欲是社会历史向更高的善发展进化的动力等等思想，已经呼之欲出了。”（邓晓芒：《康德哲学诸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04页。黑体为引者加）

[10]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11]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4页。由此可见，理性是理解康德的大自然（自然计划、自然意图）概念、从而是理解康德目的论的历史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

[12]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13]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页。

[14]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15]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页。黑体为引者加。康德通过大自然、目的、理性与意志自由这几个核心概念，构架了他的目的论历史哲学的基本骨架，表达了他的目的论历史哲学的内在灵魂和价值追求。

[16]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6页。

[17]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6页。

[18]与何兆武（还有李泽厚、黄裕生等）先生从历史规律出发不同，邓晓芒先生从道德高于历史的“道德史”的角度来阐释康德的历史哲学，强调不是康德，而是黑格尔才提出了“历史理性”的概念：“康德晚年在自由问题上对人的感性活动、包括人的情感和人在现实社会历史中的种种权利关系的这种容纳是有条件的，即只承认这些活动和关系是在现象世界中对人的本体自由的某种暗示和类比，而在客观上，若从思辨的即科学知识的立场看，康德认为人类历史的一切文明成就都是偶然的，完全有可能一夜之间倒退到史前的野蛮时代，并没有什么不变的‘历史规律’。所以只有假定一种‘自然的智慧’，我们才有可能对人类和自然的历史作一种有意义的描述。从这里我们的确可以说，康德的思想已经孕育着黑格尔关于历史就是自由意识的进展、关于人类社会在现实冲突中体现出‘理性的狡计’、关于人的恶劣的情欲是社会历史向更高的善发展进化的动力等等思想。但毕竟，我们不应当将康德‘拔高’到黑格尔的层次……只有黑格尔，而不是康德，才真正建立起了一种‘历史理性’。”（邓晓芒：《康德哲学诸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90页）因此邓晓芒先生不同意何兆武先生以“《历史理性批判文集》”来命名晚年康德关于历史哲学的著作，而赞同李明辉先生的《康德历史哲学论文集》的译名。这是颇值得关注、亦很有意义的一个商榷、对话和争论。

[19]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6—7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20]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7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21]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7—8页。

[22]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8页。

[23]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8页。

[24]康德：《人类历史起源臆测》，《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78页。黑体为原著者加。因此战争又常常是历史进步的必要手段：“在人类目前所处的文化阶段里，战争乃是带动文化继续前进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同上书，第78页）康德在这里把战争与人道、自由内在地贯通在一起加以考察，凸显了一个伟大历史辩证法大师所具有的非凡智慧和历史意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认为当时的中国没有自由，几乎是从康德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的一致的共同的判断，他们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在关于中国为什么没有自由的原因的解释上存在着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