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中文

三世界精神的本质和实现 理性自由国家与世界历史（第2页）

黑格尔写道：“我们对历史最初的一瞥，便使我们深信人类的行动都发生于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热情、他们的兴趣、他们的个性和才能。……这类的需要、热情和兴趣，便是一切行动的唯一源泉。”[17]敏锐、深刻因而直透事情本质的列宁，在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这段文字前加了一个评语：“（接近历史唯物主义）。人们遵循的是什么呢？主要就是‘利己主义’，——爱的动机等等比较少，而且其范围也比较窄。”[18]而德性、仁心、善良愿望、爱国心等，在世界历史的潮流中常常会显得格外苍白、软弱和无力，它们因此也就与世界的创作计划和最后目的失去了必然联系，世界历史关于自由精神的使命不可能凭借着苍白、软弱和无力的德行来实现和完成。黑格尔在这里继承并发挥了康德历史哲学的观念，把康德关于人类非社会的社会性，即导致文明对抗的恶劣情欲作了更加系统、全面、自觉、深入的描绘、肯定和发挥，从而把人类的需要、热情和兴趣，把个体自私欲望的满足作为世界历史前进发展的最深刻的原始性动力。从这种冷静清醒的理性历史观出发，黑格尔无情嘲弄了那种在世界历史的残酷进程面前的伤感主义和浪漫主义。他认为，各个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巨大牺牲所表征的，恰恰是实现自由原则之世界历史使命的必要手段和必然要求，是世界历史发展所需要的真正的、现实的过程和结果。所以对哲学的历史即思辨的历史哲学来说，必须超越和扬弃那种反省的和伤感的浪漫主义历史观。因为反省的历史作为一种愁怨情绪，本质上不过是从那种作为否定结果的空无的崇高中间，寻求一种凄苦悲凉的远离历史本质的心理—情感慰藉，一种无历史内容的纯粹伦理主义。

因此在黑格尔那里，无论目的、使命、原则、公理等有多么崇高，都只能是抽象的、非现实的，重要的是要把目的、使命诉诸行动、实践。在这里，世界精神在世界历史中展示出来的原则、使命和目的，是通过诉诸人类的个体或个人的目的、使命，通过人类的个体或个人的需要、本能、兴趣和热情来实现和完成的。黑格尔宣称：“假如我要为任何目的而活动，它无论如何必须是我的目的。我必须同时在这种参加中，贯彻我的目的，得到满足；……使自身满足于自己的活动和劳动，这是个人生存的无限的权利。”[19]基于现代市民社会的这种历史的具体的人性论原则，黑格尔尖锐批判了那种对追求个人利益的缺乏理由的抽象的非历史的责备和非难，立场鲜明地为个人的生存权利的保障、为个体的自由权利的实现，谱写了一曲历史哲学的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之对立统一的生动的辩证法进行曲。

（2）整体与个体：世界精神的战略眼光与“个人的无限权利”

前面的阐述已经表明，黑格尔在世界精神的战略格局中为现代个体的权利和自由、为现代市民阶级的个人利益留有了生存的地盘和发展的空间。黑格尔固然是从世界精神的宏观、整体战略眼光来看待个人的地位、行动与使命的，但他的这种整体主义并没有不加分析地消解个人权利的合理空间，也没有以整体来威慑、压迫、束缚、控制个人，而是为“个人的无限权利”作了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普遍必然性的哲学论证。面对人类的悲惨、苦难以至于战争，基于理性主义历史观的黑格尔固然表现出客观、冷静甚至残酷的一面，但他仍然清醒地、热情地为个体的权利、利益、目的和愿望的实现，寻求合理发展的现实道路和合乎理性的哲学证明，又始终是其历史理念的另一面。这是我们解读黑格尔关于理性的观念与人类的热情“交织成世界历史的经纬线”这一深刻论断所应坚持的辩证方法。

黑格尔对忽视个人利益的抽象的和片面的人道主义，表示了极大的藐视和讽刺。实际上，他清楚地看到了人的非理性的冲动对于世界历史的前进发展所绝对不可缺少的本源性意义。所以，他的历史理性，就绝对不是一个脱离了非理性之强烈冲动的简单的、纯粹的、苍白的、没有生命力的理性，而是具有强烈的内在否定性、充满着巨大热情和生命冲力、包涵着非理性于自身之内的理性。所以我以为，黑格尔的历史理念之所以具有历史辩证法的特征，之所以深刻而有力地解释了世界历史前进发展的内在动力，不在于我们把黑格尔的矛盾观在抽象的一般理论形态上描述一番，而在于具体地探讨他如何把自由原则与实现自由原则的手段、把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巨大的内在张力统一在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动力和发展进程的深入而具体的哲学把握中，在于具体地探讨他如何通过理性的方式，去分析和阐明追求个人利益的冲动、热情等非理性活动的历史性意义。

因此，如果说黑格尔哲学为历史辩证法作出了重大贡献，那么这种贡献首先就在于，他试图通过对自由原则之实现手段的辩证阐发、对非理性的人类活动之基本地位的理性解释，来展示世界历史前进发展的动力结构和动力机制。在黑格尔那里，自由的原则与手段、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构成了一个威力巨大、所向披靡的张力系统和动力结构，这个张力系统和动力结构也就是推动世界历史本身前进发展的辩证法结构。新黑格尔主义者斯特林说得好：“这里的辩证法就在于：我们之所以错误，之所以不能把对立的性质结合在一起，是由于理智的抽象性；黑格尔之所以正确，是由于他有能力把这些对立的性质看作是统一的，也就是说，他是在它们的真理性上、具体性上、现实存在的真实性上去把握这些对立的性质。”[20]而“这可以说是对黑格尔整个体系的秘密的全面说明”[21]。黑格尔的历史理性之所以能够活化为一个具有强烈生命力的解释框架和概念体系，他的历史辩证法之所以能够揭示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张力和矛盾结构，根源和秘密就存在于自由的原则与手段、理性与非理性之辩证统一的动力结构和动力机制之中。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作为理性主义者的黑格尔，竟然不惜用了人间最美的文字和概念，高度肯定了追求自身的权利、利益、需要、目的的人类热情这种“个人生存的无限权利”对于人类历史的伟大的推动作用。

实际上，黑格尔是把私德与公德、把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有机统一体作为目标来加以认识和把握的。请看黑格尔如下的文字强调得多么具体、多么现实、多么接地气：“假如人民的私利和国家的公益恰好是相互一致的时候，这个国家便是组织得法，内部健全，因为在这个时候，人民的私利和国家的公益能够相互找到满足和实现——这是一个本身极重要的命题。……在一个国家取得这种和谐的情形的时期，也就成为它的繁荣、它的道德、它的强盛和幸福的时期”。[22]但是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形向我们表明的又常常是，二者的和谐一致需要漫长的历史岁月加以调整和培育才成为可能。在黑格尔看来，一个现代的理性国家必须实行许多制度，创立许多政治的机构，而且还必须加上适当的政治部署。而所有这一切，都必然要经过长时期的纷争，才能够明白发现什么是真正适当的目的。同时，由于涉及私利和热情的冲突，因此必须将这种热情和私利加以反复的训练，人民的私利与国家的公益才有可能达到和谐。他认为，世界历史开始于它的普遍目的，这种普遍目的只有通过诸如需要、本能、热情、私利、意见、主观的概念等纯属自然的存在来获得满足和实现，从而这种种欲望、兴趣和活动便成为“世界精神”为完成它的目的所用的手段和工具。黑格尔是清醒的和现实的，他把现代理性国家的生成置于复杂的、矛盾的世界历史的实践法庭中，加以考察并作出符合历史理性和历史实际的判断和结论。

黑格尔的历史理念是理性与世界历史的统一：“理性统治了世界，也同样统治了世界历史。”[23]这一历史理念建立在他对世界精神的目的与人类的热情之辩证统一关系的考察和理解上面。但在他看来，理解和把握世界精神的普遍的、绝对的观念与个体的特殊的、有限的东西的深刻对立及其统一，理解和把握自由的原则和手段、理性与非理性的动态的持续的内在张力，决不是日常的普通的意识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只有思辨哲学的智慧才能够担负和完成的使命。黑格尔是在理性的历史目的论与神学目的论的统一中进行这种阐释的。

对黑格尔来说，人类热情是理性统治世界历史以实现自己的自由目的的现实的、有力的生命力量。这里的问题在于，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不同的个体，有着不同的历史作用。黑格尔将参与世界历史活动的全部社会成员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进行再生产的普通个人即人民群众；另一类是作为世界历史个人即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虽然这两类个人都同样是世界精神完成其自身目的的手段和工具，但他们在肩负、履行世界精神所赋予的历史使命的过程中，却表现出极其重大的历史性的差别。在这里，从理性、观念、精神出发的黑格尔，一方面轻视进行再生产的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另一方面却表示了对伟大历史人物的由衷的钦佩、敬仰以至崇拜之情。[24]

（3）人民群众：自发的、无理性的、野蛮的、恐怖的、无定形的群体

在《法哲学原理》中谈到立法权问题时，黑格尔涉及到立法权的伸张与人民群众力量的相互关系问题。黑格尔从观念论（唯心主义）理性历史观出发，对人民大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给予了极大的蔑视：“国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应该像无机的群体那样行动。作为单个人的多数人（人们往往喜欢称之为‘人民’）的确是一种总体，但只是一种群体，只是一群无定形的东西，因此，他们的行动完全是自发的、无理性的、野蛮的、恐怖的。当我们听到人们谈论国家制度而谈到人民这一无组织的集体的时候，我们预先就知道，除了一些笼统的话和歪曲的演词以外，不可能指望听到什么别的东西。”[25]“所以人民就是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那一部分人。知道别人需要什么，尤其是知道自在自为的意志即理性需要什么，则是深刻的认识和判断的结果，这恰巧不是人民的事情。”[26]黑格尔认为现代国家政治结构、政治制度的建立和运作所需要的是自觉的理性的智慧，而由于人民群众的自发性、无理性等，所以让他们参与国家事务必然有害无益。在这里，黑格尔实际上深刻地认识到了，自由与民主在体制安排上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自由包含着客观的和主观的两个方面，“假如把‘自由’解说为一个国家内各个人全都同意于国家的种种安排，这显然仅仅顾到了主观的因素。照这个原则推论起来，任何法律没有经过全体同意，就不能有效。为了要避免这桩难事，于是决定少数应该服从多数，因此，多数便占了上风”[27]。黑格尔从历史经验出发，通过波兰亡国灾祸的例子，来说明和反对多数民主、大众民主的严重政治后果。由此可见，既作为理性主义者、同时又有着深刻历史主义眼光的黑格尔，明确主张和宣示的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精英政治。所以集理性主义与历史经验于一身的黑格尔，才严厉地批评了夸大人民群众作用的观点，“是一种危险的虚伪的偏见，以为只有人民才有理性和识见，才知道正义是什么东西，因为每个人民的党派都以人民代表自居，然而国家这个问题乃是一个高深的学术工作，而不是人民的工作”。[28]

黑格尔这里主要是从政治制度及其体制安排的角度，谈论人民的地位和作用，而单纯从国家政治生活的管理及国家政治机构和政治组织的运行来说，需要选举高度优秀和富有理性智慧的政治领袖、政治精英就自然而然了。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的经验证明，即便是在体制健全的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从其现实形态和运作机制上说，也仍然是通过人民选举的领袖来管理国家，而不是由人民这个群体本身、甚至也不是由代表人民群众的政党所组成的多数，去作出重大的政治决策来管理国家和社会，不是由人民大众或作为多数的代表来直接保障政治结构和政治组织的合理、高效运行。现代民主选举制度（普选）的意义在于，它能够使代表人民利益的最优秀的政治领袖和精英群体脱颖而出，然后代表人民来管理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外交事务，以保障国家政治秩序和组织体系的合理、高效运转。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组织这个问题的确是一个“高深的学术工作”。因此，如果暂且撇开黑格尔的阶级立场和精英意识不谈，那么我们就不能简单地、不加分析地在未加界定的抽象形态上批判他的人民观念，在这里需要作进一步具体的分析。实际上，由于黑格尔意识到自由与民主的矛盾和冲突，意识到这种矛盾和冲突常常会导致多数对少数的胜利而给自由造成的伤害，所以他要求人们从理性主义政治—历史观的角度来分析社会政治和国家组织的合理运行和健康发展，而不是使之瘫痪在大众的非理性的狂热冲动的自发秩序中。面对现代民主政治的矛盾和悖论，黑格尔的分析和批评不仅异常清醒，而且高瞻远瞩。

客观地说，黑格尔没有完全否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当他谈到追求个人利益的热情是历史前进的力量，是个人生存的无限权利时，他并没有把这里的“个人”仅仅规定、限制在伟大人物或世界历史个人的范畴内，因而并没有把人民群众完全排斥在他的历史哲学的视野之外。特别需要强调而且很有意义的是，黑格尔高度重视和评价现代市民社会中劳动的重要地位和普遍意义，把劳动作为人的需要的实现方式。高兆明先生在谈到黑格尔关于需要与劳动的思想时认为，“在实现需要的劳动中隐藏着人的存在方式，或者更具体地说，需要与作为需要实现中介的劳动在抽象意义上是统一的”，而“究竟二者以何种方式统一，却直接揭示了人的不同存在方式。在原始初民社会，需要与劳动直接以原始自然的方式混沌一体。……当社会出现分化……一部分人作为主人拥有需要，另一部分人作为奴隶拥有劳动，需要与劳动的结合以二者截然对立基础之上的占有与被占有方式实现形式的统一。……在这种外在形式统一中，无论是拥有需要的主人，还是拥有劳动的奴隶，均失却了存在的自由特质”，而“市民社会的出现则使需要与劳动在个体身上得到了直接统一”[29]。市民社会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权利的社会，需要与劳动的统一不再通过人身的占有与被占有的方式实现。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需要与劳动统一的思想，“不仅仅是揭示了通过劳动创造财富、满足需要这一经济学的形式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他从权利的角度，揭示、证成了现代社会财产占有正当性的一般原则。这就是以合法的方式，通过劳动所占有的财产，才具有正当性。与此同时，黑格尔对于劳动在自由中的理解，亦从主奴社会的斗争哲学演进到市民社会的法权哲学”[30]。市民社会中的劳动由于普遍性、平等性的品格而成为人的解放方式：“由于市民社会的劳动是一种消弭绝对两极对立的、需要普遍实现的中介与手段，因而，市民社会的劳动对于人的自由存在而言，是人的解放方式，是人解放的环节之一。”[31]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中虽然没有明确劳动的主体就是人民群众，但他用大量的笔墨阐释现代劳动的自由、解放价值和普遍意义，实际上依然历史地、客观地表达和肯定了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劳动的基础地位和重大意义。

在黑格尔看来，人民群众的天职就在于进行物质生活、从事物质财富的生产以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群众作为进行再生产的个人，“是一些以个人利益为指南，追求自己个人目的的人。他们的活动是一个‘中项’，是把处于精神怀抱中的理想同超出内部状态而进入外部现实的理念连结起来的环节”[32]，“这些人的活动‘维持着’、‘再生产着普遍的东西’，即再生产着社会生活所必需的一切条件。如果没有他们的活动，‘普遍的东西’就依然是僵死的、抽象的东西。‘再生产的个人’的活动是社会的活生生的基础。因为，多亏他们的劳作，人所创造的一切才得以保存下来和进行再生产”[33]。尽管黑格尔把人民群众的活动看作是纯粹个人的、非理性的和无意识的，但关于人民群众在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中的作用，他毕竟给予了许多富有深刻启发的论述。作为一个观念论、理性论者，黑格尔能够从对现代社会生活的观察和思考中，从对古典经济学的领悟、研究和评价中，深刻地认识到并肯定劳动的普遍性意义以及劳动在社会交换中的普遍作用，实在是值得深思的一件事情。

与对人民群众总体上的轻视态度不同，黑格尔对世界历史个人即伟大人物的地位与作用，给予了热情的褒奖和崇高的评价：他们是世界精神的工具和代理人，担负着世界历史性的伟大使命。

在黑格尔看来，伟大的历史人物、英雄人物是世界精神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中介。世界精神作为“一个向前进展的‘精神’是一切个人的内在的灵魂”，但是对普通民众来说，“它是不自觉的‘内在性’”，而只能“由那些伟大人物带到自觉。他们周围的大众因此就追随着这些灵魂领导者；因为他们感受着他们自己内在的‘精神’不可抗拒的力量”。[34]在世界精神、伟大人物、人民群众共同组合而又内在贯通的世界历史中，世界精神是世界历史的本质，人民群众是世界历史的现象，而伟大人物则成为沟通和联结世界历史的本质和现象的桥梁和中介。

黑格尔以世界精神的战略眼光来看待、审查历史人物的使命及其命运，认为伟大历史人物的意志和行动关联着世界精神：“一切伟大的历史人物——这种人自己的特殊目的关联着‘世界精神’意志所在的那些重大事件。”[35]从表面上看来，伟大人物似乎是从他们自身中吸取了生命的冲动，好像是他们自己的事业和作品，但从本质上说，他们的行动和业绩却发生着与世界精神的深刻的内在关联，他们所从事的是为世界精神所规定的世界历史性的事业。

或许在哲学史上没有哪一位哲学家像黑格尔那样，对世界历史伟人给予如此崇高的评价，表达了如此由衷的敬仰之情。黑格尔举例说，凯撒在本质上就属于这类世界历史人物。凯撒在同其敌人斗争的最危险的时候，“为了保持他的地位、名誉和安全，正同他们抗争。由于他的政敌的权力包括着罗马帝国各省的主权在内，所以他的胜利同时就是征服了整个帝国，因此他便……成为‘国家的独裁者’。那种使他达到目的的东西，——这目的起初是属于消极的性质，就是取得罗马的独裁权”[36]。尽管这种独裁权开始时有某种消极的性质，但是这种个人目的，“同时却是罗马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上一种必要的使命。由此可见，这个东西不仅是他个人的胜利，而是一种不自觉的本能，要来完成那时机已经成熟的事业”[37]。黑格尔是在历史目的论的视野中、在目的与工具的内在统一中，来看待历史伟人、看待凯撒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的。这当然是黑格尔基于理性神学目的论的一个结果，但我们不得不说，这也正是黑格尔的深邃所在。

在谈及伟大人物的特殊目的与世界精神意志的内在关联时，生动地表现了黑格尔这位思辨哲学的大师，把作为历史的内在本性（理念）与现存的时代状况（现象）深刻地统一起来的特殊的本领和水平，而且把这种统一表达得是那么地清楚明白、可观可感、栩栩如生：“他们可以称为英雄，因为他们不是从现行制度所认准的、沉静有常的事物进行中，取得他们的目的和他们的事业，而是取自一个泉源——它的内容是隐藏着的，还没有达到现实的存在，——取自那个内在的‘精神’，这‘精神’依然潜伏在地面之下，它冲击着外面的世界，仿佛冲击一个外壳，把它打成粉碎。因为他自己具有另外一个核心，而不是这一个外壳的核心。所以他们这种人在表面上像是从他们自身吸取了他们生命的冲动，而他们的行动产生了一种情况和世界的关系，这些在表面上好像仅仅是他们的事业，和他们的作品。”[38]在黑格尔看来，虽然这类伟大人物在追求着他们那些目的时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展开的那个普遍的“观念”，相反他们仅仅是实践的政治人物，“不过，他们同时又是有思想的人物，他们见到什么是需要的东西和正合时宜的东西。这个正是他们的时代和他们的世界的‘真理’。”[39]在《历史哲学》和《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一方面对希腊古典民主制度大加称赞，一方面也特别充满深情地歌颂了雅典民主派领袖伯里克里的伟大、崇高、魅力和业绩。黑格尔对亚历山大同样表达了由衷的溢美之情，对他的丰功伟业更是推崇备至，甚至认为连他的死都展示了一幅最美的景象，显示出他的伟大和尊严。而当黑格尔将他那世界历史的眼界从古代世界伸展到当代世界时，他更是挺立在现代世界历史的制高点上，以他的深邃的眼光、卓绝的智慧，洞察、思考和阐明了拿破仑横扫欧洲封建主义势力的世界历史性意义。尤其令我们惊讶不已的是，此刻的黑格尔竟完全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胸襟和眼界，而去热情地颂扬和讴歌已经入侵到自己的祖国、正骑着马在巡视耶拿全城的拿破仑。黑格尔的这种颂扬和讴歌是如此地登峰造极，以致于竟把拿破仑这位“伟大人物”形容为“骑在马背上”的、“要达到全世界、统治全世界”的“世界精神”。[40]

（5）“理性的狡计”：观念驱使热情，理性播弄现象

“理性的狡计”是黑格尔历史哲学表达世界历史之动力结构和动力机制的一个经典观念，也是它所展示的最精彩的篇章之一。它作为自由精神展开自己的手段、途径和机制，孕育和生成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青春、生机和力量，并由此包涵着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一个深刻秘密。

黑格尔以理性审察一切，同时又始终高度关注理性观念、自由原则的具体展开，并赋予它以具体的历史的存在形态，即作为理性法则之手段、之工具的现象。“理性的狡计”这一历史观念，是黑格尔在阐释自由的目的与手段之内在张力的过程中，把自由运动的历史辩证法原则具体化的一个典范，是其历史理念最富生机、最具特色的一个方面。黑格尔关于“理性的狡计”这一拟人化的经典表达，说明“个人的主观意志与行动和历史的客观结果以及规律之间的关系，和康德的‘自然意图’有异曲同工之妙”[44]。“它弥补了黑格尔认为阿那克萨戈拉的奴斯说和基督教的天意说所具有的缺乏实际运用的缺陷。它承认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同时又把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规律分别开来。”[45]黑格尔继承并全面发挥了康德关于“自然意图”（“大自然”、“自然计划”）的历史理念，并把它作为理性具体化的范例展现在他的哲学体系的好多方面，从许多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来展开和阐明“理性狡计”的丰富涵义。[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