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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启示和意义（第2页）

对黑格尔来说，市民社会中个体主观性的任意、感性、冲动、热情、私利并不是个体自由的真理；而自然状态也无非是冲动、无法、凶残、暴力、非人道的行为和情感的非理性状态。自由只能在国家中才获得真理性、客观性和合法性的存在。对黑格尔来说，如果把仅仅属于特殊个人的冲动、欲望、热情、任意和放纵当成自由，那恰恰是对自由的根本误解，恰恰会导致人的真正自由的丧失，而国家正是自由得以实现的普遍必然的合理的制度形态、法治状态。国家用以保障自由的手段就是法律。黑格尔把现代国家看成是世界历史的最伟大的成果，因为正是在这种理性国家中，自由才获得了它的客观的现实的定在和品格。法律是精神的客观性，是真正的意志；只有服从法律的意志才是自由的，因为意志在这里服从的是它自己，是与自己本身同在；当我们承认法律并且把它作为我们自己本质的实体来服从它时，我们就是自由的。在黑格尔那里，个人意志的规定通过国家达到了它的客观形态。因此由于现代国家的诞生，客观的意志与主观的意志得以和解，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自由与必然的矛盾，也就由此得到了实践意义上的真正解决。[8]

黑格尔的国家观表明：国家作为普遍性与特殊性、客观自由与主观自由的有机统一，是具体自由的实现，现代理性国家的基本使命，就是通过法律秩序而赋予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以合理、客观、现实的形态。黑格尔的国家观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欧洲经济、政治和社会现实变革的哲学写照。[9]在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国家与社会的差别变得明显起来。黑格尔以其卓越的历史—政治智慧洞察了、并且第一个清楚地表达了这种区别，认为不应把国家本身同市民社会混为一谈。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黑格尔一方面分析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相互依存，从手段的角度评价了市民社会的作用，一方面又把国家作为目的，对市民社会与国家作了严格区分。而强调这种区别的根本要旨，就在于通过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辩证的对立统一关系，扬弃市民社会的根本局限。[10]更重要的是，国家又反过来给予市民社会中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以法律的普遍保障，使其获得了合理的形态和具体的实现。

黑格尔关于国家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客观自由与主观自由的有机统一、是自由的现实化（定在）的观念，为我们提供了分析现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颇值得借鉴的透视视角。我们知道，无论苏联、东欧还是中国，都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通过经济上的高度集中和政治上的高度集权的形式，使国家控制了社会，控制了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而没有从两者的内在张力和辩证统一中赋予社会以前进发展的生机与活力。苏联、东欧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由于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至少导致了两个方面的严重历史后果：一是社会经济领域出现了普遍停滞的现象，社会生活的各领域普遍失去了不断前进发展的生机和活力；二是社会生活各领域的矛盾也由于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失去良性互动而导致了全面激化。这样一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就不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现象了。[11]

4。用理念建筑现实：理念与现实和解的历史哲学的逻辑

黑格尔历史哲学给予我们的第四个启示，就在于它自觉地表达了理念与现实的和解，强调用理念建筑现实。这里的理念，就是黑格尔所自觉表达的作为现代原则的理性、自由与现代国家的概念、原则和观念。

理念与现实的深刻的内在张力作为西方哲学的深厚传统和基本特征，以最自觉的典型形态集大成式地体现在黑格尔的全部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历史—政治哲学中。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的相互关系在黑格尔历史—政治哲学中得到了系统更新和逻辑自觉，具有与以往哲学相比更加丰富、更加鲜明的时代内容和思想形态。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与理性自由的历史理念之间的内在的逻辑关联，在黑格尔历史—政治哲学中得到了深度挖掘和自觉表达。通过精神、理性、自由、世界精神、世界历史、现代国家等所组成的概念群体和范畴列队，黑格尔建构了规模宏大、系统深邃的历史—政治哲学体系，形成了历史—政治哲学的核心主题和基本原则，阐述了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与理性自由的历史理念得以展开的具体的、历史的哲学存在形态。

这个具体的、历史的哲学存在形态，就是黑格尔所自觉表达的“用理念建筑现实”的伟大的现代原则、实践理念和解释框架。历史性地阐释和发挥这个原则、理念和框架，是黑格尔历史—政治哲学自觉担负的历史使命，是黑格尔历史—政治哲学的基本贡献之一。张盾先生认为，与康德执著于主观性与客观性、应当与现实的分裂不同，“黑格尔认为哲学必须同内省倾向决裂，重新恢复干预社会现实的能力，为此必须重建在康德哲学中失落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12]。“以辩证法为动力，黑格尔提出了哲学的新目标：让理性与现实重新和解。”[13]“从历史看，理性与现实的同一性这个思想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决非仅仅得自哲学思辨。根据洛维特的研究，黑格尔哲学思考的最初动机就是一种‘世界历史感’。……在他青年时代的政治论文中，黑格尔就‘要求哲学扮演批判角色，发挥为改变实践做准备的作用’。这种经历与青年马克思颇为相似。而所有这一切都归因于黑格尔是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产儿，在黑格尔看来，法国革命表现的原则就是‘思想应当统治现实’。正是在那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帮助下，黑格尔才幸运地提出了理性和现实同一这一深刻思想。”[14]

深厚巨大的世界历史感是黑格尔历史—政治哲学的基本特征。黑格尔用理念建筑现实的一个深刻的哲学动机，就是用精神的普遍性原则去规约和塑造自然的特殊性冲动。从历史—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说，黑格尔考察世界历史的基本原则就在于，世界精神的本质是自由的，而自由精神、自由意识的进展作为世界历史的内在本质和深层逻辑，是普遍性的自由对特殊性的自然的克服、超越和扬弃，是自由原则从有限性到普遍性的确立和发展的过程。黑格尔之所以把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东方世界排除在世界历史的局外，是因为他认为东方世界依然处于自然性原则的统治之下，精神依然汩没在自然之中。从根本上说，理念与现实的内在紧张、理性与自由的原则在东方世界尚未得到确立，因此理念与现实的和解，亦即用精神的普遍性去塑造自然的特殊性问题也就无从谈及了。

在黑格尔历史—政治哲学的视野中，理念与现实的和解只有在现代日尔曼世界才成为可能。作为世界精神本质的自由的理念和原则，在实现自身于世界历史的漫长历程中，始终处于与现实的紧张、矛盾与分裂的深刻的内在张力中：在东方世界，自由还沉睡、掩埋在自然之中；在古希腊罗马世界，由于奴隶制的存在，自由也仅仅是少数人的自由，自由的理念与现实依然不能处于完全同一的分立状态；只有在现代日尔曼世界，由于精神终于意识到基督教的普遍性的自由平等的理念和原则，“用理念建筑现实”才作为一个伟大的现代原则而得到确立，理念与现实的和解才在逻辑上与历史上达到了和解和统一。黑格尔哲学就是自觉地理解这种和解与统一的哲学。这是黑格尔本人高度自觉地担负的一种哲学使命。

从法哲学、政治哲学角度来说，黑格尔用理念建筑现实的又一个深刻的哲学动机，是以理性国家的普遍性去规约、塑造和提升市民社会的特殊性，让普遍性成为特殊性的真理和故乡。黑格尔之所以强调现代理性国家高于市民社会，之所以强调市民社会的个人成为国家的成员是最高义务，根本原因就在于，现代日尔曼世界的理性国家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理性国家是市民社会的真理形态。“按照黑格尔的看法，近代是自然与精神的矛盾充分发展的时代，传统伦理共同体的直接统一性丧失之后，近代对人性的理解回到自然的起点上，表现为市民社会的特殊性原则：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私利当作目的，其他一切都是虚无。正因此，黑格尔把自然当作了反思近代政治哲学的起点，市民社会就它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来说，‘它在自身中还保持着自然的，亦即任性的特殊性，换句话说，保持着自然状态的残余。’但与此同时，近代主观性的无限反思却将普遍性理解为市民社会的真正基础和最后目的，正是在客观与主观统一的意义上，市民社会被黑格尔反思为最能体现伦理之创制本意的一种制度安排。”[15]“既然市民社会作为特殊性的领域和私人利益的战场存在着普遍性的深层结构，而普遍性又是以私利与公共善之间积极的肯定关系的方式起作用，那么市民社会两大构成原则的差别和联系可以在两个相对应的方向上展开。……黑格尔实现的伟大综合是，真正的伦理既拥有思想的纯形式又包含特殊内容于自身，所以是‘概念与实在的同一’；真正的普遍性是以特殊性为对立面、同时又让特殊性返回到自身的普遍性，……这样的普遍性是对特殊性的解放，让特殊性的内容不再以自然冲动的形式而是以义务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义务中个人得到解放而自由。”[16]这就是黑格尔所实现的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深刻贯通。

因此黑格尔的“用理念建筑现实”、“理念与现实的和解”作为一个历史性的重大哲学论断，表达了黑格尔关于哲学使命的高度自觉和伟大抱负。黑格尔提出这一重大论断的深刻的哲学动机和基本秘密，他所表达的思想观念和真实意图，并不是向现实的普鲁士国家的妥协和投降。库尔珀的分析和评论是公允、客观和中肯的：“黑格尔相当仔细地勾勒出了这种合理国家的制度轮廓……他独特的制度提议却并非是任何特殊欧洲国家的结构的回声。诚然，他曾受到他那个时代的普鲁士政府的影响，……但他绝不是任何一个体系的辩护士。”[17]黑格尔历史—政治哲学高举的是自由精神的旗帜，是用自由的原则、自由的理念去规约、塑造和建筑现实的世界秩序，去建立作为普遍性与特殊性、客观自由与主观自由相统一的现代理性国家。

黑格尔在理念与现实的内在张力、和解与统一中，清醒而自觉地表达了这一伟大的现代原则。

[1]“黑格尔哲学的真正价值在于其哲学凝聚了大量他本人对于当时的欧洲社会与整部西方文明史的深刻体会，这些体会只有通过对于相关文化背景的回溯才能够被研究者系统地还原出来，而其中最大的失误便是仍然在用形而上学的话语表达这些体会，因此招致了后来大量肤浅的误解。由此看来，用任何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批评黑格尔，非但不能使我们从这位伟人那里汲取到任何营养，反而会在那些已然泛滥成灾的误解中再增添一些笑料。毋宁说，一种扎实的黑格尔研究需要的是一种非常谨慎的‘破译密码’式的态度。换言之，我们得小心翼翼地在黑格尔的字里行间寻觅其微言大义，在那些让人头疼的玄学表达方式中找到那些最现实的、最感性的东西。”（俞吾金、汪行福、王凤才、林晖、徐英瑾：《德国古典哲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199页。黑体为引者加）即便是黑格尔形而上学的话语及其表达方式，也不能不加分析地予以否定。精神、理性、自由、理念、世界精神、绝对理念等概念，以及作为这些概念存身之地和傲游王国的客观观念论（唯心主义）或历史观念论（唯心主义）体系，我以为正是黑格尔哲学之所以深刻卓绝的基本原因之一。

[2]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被作为考察、分析和评判哲学史和思想史的“两个对子”，并与“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强力联姻，共同编织了遏抑哲学史、思想史之自由研究的教条主义的牢笼。在这种历史语境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就成为被饱受诟病和严厉批判的一种意识形态，并且不仅在哲学界、而且在普罗大众中，都成了“错误的”、“落后的”甚至“反动的”代名词。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以来，上述情形已得到重大改观，哲学界已经基本恢复了“唯心主义”即“观念论”的本来面貌和基本地位，但它在不从事哲学研究的其他领域人们的观念中，依然存留着“错误”意义上的贬义含义。因此用“观念论”而非“唯心主义”来表达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可能是消解人们关于“唯心主义”之肤浅的无分析的错误观念的基本方向、基本工作之一。

[3]张慎主编：《德国古典哲学》，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六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99页。黑体为引者加。

[4]张慎主编：《德国古典哲学》，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六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11页。黑体为引者加。卢格能够意识到黑格尔哲学的基本使命是使自由原则成为时代意识，可以说他真正领悟了黑格尔哲学的精神和秘密，并由此道出了一个能够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重大论断。从这一意义上说，卢格在理论上的独创性问题当给予充分肯定。与此同时，卢格对黑格尔国家学说和普鲁士改革的肯定，允许反对派存在和批评政府，关于普鲁士主义、新教、创作自由三条原则三位一体的方案，即自由教会、自由国家、自由个人的一系列自由主义，以及后来从自由主义转向民主主义后对劳动人民的状况、对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和无产阶级要求的研究等等（参见张慎主编：《德国古典哲学》，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六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11页。黑体为引者加），都是颇放光彩的政治哲学主张。

[5]“对于黑格尔来说，非洲文明和亚洲文明是一个方面，而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和现代世界文明则是另一个方面。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就是，后面这些文明贯穿着对个体自由之重要性的强烈意识，而在前面这些文明中（至少在欧洲人影响它们之前），这样的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蛰伏着的，或者说，实际上是完全缺乏的。在黑格尔看来，这是基础性看法上的区别，它决定了各个文明的总体结构。”（霍尔盖特：《黑格尔导论：真理、自由与历史》，丁三东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5页。黑体为引者加）黑格尔基于精神与自然的对立，从自由与历史的相互关系出发对不同文明进行比较的历史观念，依然是我们今日进行不同文明、特别是中西文明的比较研究可以汲取的最有价值的哲学资源之一。黑格尔由此提出了各民族以至全人类走向自由和公正之未来的世界历史性使命。

[6]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高度评价邓小平改革开放的雄伟治国方略及其深远历史意义：“虽然邓小平的明确目标不是更多的政治自由，但是如果经济改革奏效，政治变革可能接踵而至。变化应是逐步而稳妥的——快得能跟上群众的期望，但又不至于使现有的政治结构无法招架。……邓小平理想的实现会给自由正名。中国会认识到自由没有什么可怕，而只会带来种种好处。”（《尼克松文集·1999：不战而胜》，王观声、郭键哉、李键英、徐亚男、冯小兰、吴方方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298页。黑体为引者加）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脚步进展到2004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已经发生了重大革新：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第四次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所实现的意义深远的革命性变革，是当代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关于法治、自由与人权问题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伟大的历史性事件。

[7]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58页。

[8]马克思历史—政治哲学对黑格尔国家观所作的最根本性的批判，是认为它由于强调国家的普遍性而严重忽视了国家的阶级性质。“然而，黑格尔关于国家的论述，主要地并不是在我们曾一度习惯理解的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政治国家、国家机器这个意义上而言。这里的国家指的是一个政治上有组织的法治共同体。在这个政治上有组织的法治共同体中，扬弃了目的与手段的差异，每个事物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在这里，个体不再是作为纯粹手段的存在。黑格尔似乎更多的是在一种实体性的伦理精神、理念中的社会政治生活意义上理解国家。”（高兆明：《心灵秩序与生活秩序：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释义》，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15页）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所确立、所创造的解析社会历史—政治现象的最重要的思想工具之一，但这一思想工具的使用应该有其可界定和可适用的范围和边界。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特别是在20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中，关于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常常是不加分析地越出所考察对象的具体的可适用的范围和边界，造成了对法律的普遍形式的严重忽视，造成了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严重分裂，也造成了学术、理论研究的独断论和封闭状态，并因此成为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教训之一。

[9]萨拜因、索尔森注意到黑格尔政治思想与英法两国政治思想的不同所具有的意义，认为黑格尔的“理论赋予了国家这个概念以一种特殊的含义，并使这个概念具有了它在英法两国政治思想中所没有的内涵，但正是这一内涵使之成了整个19世纪德国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的中心原则”（萨拜因著，索尔森修订：《政治学说史》第4版下，邓正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52页）。

[10]萨拜因、索尔森认为，黑格尔把市民社会看作是由众多个人的占有动机与以自我为中心的动机的互动所形成的、因而受各种机械规律所支配的“盲目意向与因果规律的王国，而国家则‘依照自觉的目的、已知的原则和法则行事’。……国家是绝对合乎理性的，是一种能够通晓自己和自己意志的神意，是永恒的和必然的精神存在，是上帝在世界上的行进”（萨拜因著，索尔森修订：《政治学说史》第4版下，邓正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46—347页）。但黑格尔赋予国家以道德的优越性，“毫无轻视市民社会或其各种制度的意思；在某种意义上讲，情况恰恰相反，就其个人性格和政治思想而言，黑格尔首先是个循规蹈矩的资产者，比一般的资产者更加尊重稳定和安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按照他的理解，乃是相互相依的”（同上书，第347页。黑体为引者加）。最重要的问题在于，黑格尔之所以赋予国家以崇高的伦理性实体的地位，是因为只有在国家中，现代市民社会中的个人的自由才由于理性的法律秩序而得到保障，才由于扬弃了抽象性的存在而成为真正具体的现实。

从当代世界经济政治的总体格局来看，无论是中国、越南，还是俄罗斯等其他国家，国家控制社会的时代都逐渐成为过去。就经济形态而言，它们都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国家与社会生活领域的关系也随之全面更新。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和越南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前提下建构国家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合理框架；而解体后的苏联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来解决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但无论如何，冷战时代已经过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已不再像昔日那样处于一种片面、抽象、森然的对峙状态。实际上，邓小平理论的基本秘密之一，就是实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双向开放，革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并由此历史性重建了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邓小平曾经对尼克松说过，我知道你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但我们都是从我们的国家利益出发来考虑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市场、民主、法治、财产权等，都已经是现代世界各国所共同认可、坚持的基本价值。尽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仍然存在着矛盾甚至深刻的对立，尽管在市场、民主、法治、自由、人权问题的理解和表达上存在着重大差异，但除了某种极端情况之外，它们无疑已成为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基本治国理念，而不管它们的社会制度有多么不同。而这正是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从过度扩张、铺天盖地而回归其合理边界后，所必然出现的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的重大变革。中国共产党人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私营经济、私人产权、人权等纳入宪法文本中，并出台《物权法》，标志着当代中国所进行的市场—法治取向的伟大历史变革，已经获得了它的确定性的普遍性形式的法律形态，形式理性、形式合法性的理念和原则已逐渐确立。笔者认为，这是当代中国所发生的最重大的历史性的事件之一，是当代中国所取得的最根本的历史性的成就之一。

[13]张盾、田冠浩：《黑格尔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六论》，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31页。

[14]张盾、田冠浩：《黑格尔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六论》，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33页。黑体为引者加。黑格尔说：“哲学与经验的一致至少可以看成是考验哲学真理的外在的试金石。同样也可以说，哲学的最高目的就在于确认思想与经验的一致，并达到自觉的理性与存在于事物中的理性的和解，亦即达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版，第43页。黑体为引者加）由此可见，“理性与现实的和解”不仅是现代日尔曼世界即现代世界历史自身的客观法则，而且是黑格尔理解和阐释世界历史的哲学原则。

[15]张盾、田冠浩：《黑格尔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六论》，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171页。黑体为引者加。

[16]张盾、田冠浩：《黑格尔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六论》，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171—172页。黑体为引者加。张盾先生在这里所说的“伟大的综合”、“概念与实在的同一”，实际上就是黑格尔在其历史—政治哲学中自觉地追求、阐释和展示的自由理念与现实世界之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的和解与统一。

[17]库尔珀：《纯粹现代性批判——黑格尔、海德格尔及其以后》，周宪、许钧主编，臧佩洪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