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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观的革命性变革 历史唯物主义与个人自由（第2页）

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证表明，如何理解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是标志着两种历史观的根本对立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揭示了社会意识的阶级性，认为一个阶级既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互关系问题的基本动机之一。

（3）分工与所有制形式的变革[26]：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是社会变革的动力

马克思历史理论通过把物质生产作为历史的前提和基础而确立了自己的基本特征。既然物质生产的运动规律最终决定着历史的发展，那么揭示物质生产活动的发展规律，阐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就成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通过阐明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表明了自己的实质，那么只有进一步揭示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规律，才能深刻阐明社会存在的真正本质。马克思恩格斯正是通过阐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和内在奥秘，才实现了哲学历史领域中的深刻的革命变革。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只有几次涉及“生产关系”这个范畴，但这一范畴却通过具有与它大致相同意义的“所有制形式”、“交往形式”、“劳动组织形式”等范畴体现出来。生产关系概念的完全明确的使用，是在一年后同蒲鲁东论战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生产力的发展突出鲜明地表现在分工发展的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的进步都会引起分工的发展；而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的形式。通过对历史的考察，他们指出迄今为止已经出现过的四种所有制形式：（1）部落所有制；（2）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3）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4）资本主义所有制。历史发展证明了所有这些所有制形式，都是人们在自己的物质生产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实的关系。“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27]

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交往形式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时认为，生产本身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而这种交往形式又是由生产所决定的。就生产本身必须以交往形式为前提的情形而言，他们认为，交往形式及其扩大，是生产力的保存和发展的条件。任何一种交往形式不仅在成为新出现的生产力的桎梏以前不会消失，而且是直接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区都必须单独进行；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高度需求的国家陷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域都是独立进行的。发达的生产力，即使在通商相当广泛的情况下，也难免遭到彻底的毁灭。……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28]由此可见，现代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的普遍交往形式是保护、保存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成就的根本条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以一定的交往形式为前提条件，这一点在资本主义的全球殖民时代，即世界历史时代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但另一方面，交往形式又是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29]最初的生产和交往是在个人之间进行的，从事生产的人们，一方面由于其自主活动的能力而能够充分地发挥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和交往是在个人之间进行的，因而每个人的自主活动能力又是为各个人的片面性所局限的。从而最初的简单的交往形式就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而为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也就是说，正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最终决定了每一种交往形式的变化。

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揭示了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指出生产力决定交往形式。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同现存的交往形式发生矛盾。这个矛盾只能通过社会革命来解决。已经变为桎梏的原先的交往形式就被一种新的、与更发达的生产力相适应的交往形式所取代。这种交往形式一旦不再适合发展着的生产力而成为桎梏，就又通过革命被另一种更进步的交往形式所代替。因此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是历史上不同所有制形式更替的根本原因。这种社会的矛盾运动同时又是一切历史冲突的最终根源，它表现为各阶级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

（4）真正共同体与虚幻共同体的冲突与解决：共产主义与个人自由

马克思恩格斯创制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想动机，是通过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而对它展开历史的、现实的哲学批判，从而历史地和逻辑地瞻望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的未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一文中，青年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是用迫使资产阶级社会去自我认识的方法来同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这种自我认识必然会使这个社会以不可避免的结果从内部显得成了问题。为社会意识而斗争，是与经济斗争同时进行的。而社会有了意识，等于领导社会有了可能。无产阶级不仅在政权领域，而且同时在这一为社会意识的斗争中，都在取得阶级斗争中的胜利，因为无产阶级在最近五六十年以来越来越有效地瓦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把它自己的意识发展为现在唯一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意识”[30]。“在这场为了意识，为了社会领导权的斗争中，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像所有其他意识形态一样具有使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和瓦解的功能。”[31]青年卢卡奇在这里不是抽象地、一般地、非历史地认识、理解和定位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而是深刻阐明了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和深层哲学动机，就在于解剖、批判和变革现存的资本主义，从而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所具有的批判的、革命的巨大实践功能，所以才得出“经典形式的历史唯物主义（可惜它已**裸地被庸俗化为一般意识）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32]。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由此也就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这种观点表明：历史不是作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的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加以神化并与之作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各代所遇到的这些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的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动**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33]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无论是阐释自己所创立的新的历史观，还是展开对历史唯心主义（观念论）的批判，其核心动机依然是为了说明进行革命变革的条件和意义。

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念所作的第一个完整的表述。[34]在他们看来，过去的历史观要么完全忽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要么把这一现实基础看成是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在于，昔日的历史观总是根据历史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历史的，现实生活的生产被描述成不具有历史意义的史前形态，历史的东西被描绘成了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处于世界之外或超乎世界之外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因此，这种历史观只能在历史上看到政治历史事件，看到宗教的和一般理论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35]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阐述自己的新型历史观而从根本上同过去的观念论（唯心主义）历史观区别开来。观念论（唯心主义）历史观否定物质生产的作用，从而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物质资料的生产者即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所以他们看到的便只能是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夸大精神、观念、宗教等在历史上的作用。然而，与观念论（唯心主义）历史观相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物质生产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作用，强调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最深刻的心理动机之一，就在于由此揭示无产阶级在世界历史时代所具有的根本历史作用，揭示无产阶级从资本奴役下争取自由和解放的伟大历史使命。

我们在黑格尔历史—政治哲学的论述中已经看到，黑格尔是从理性的角度出发，来考察整个人类历史的普遍必然的规律。黑格尔认为理性统治着世界，从而也就统治了世界历史，世界历史因此也就表现为一种合理的过程。黑格尔把现代以来新兴资产阶级的理性和观念本体化了，并通过这一本体化了的理性概念坚定不移地阐明了现代原则的普遍必然的性格。但马克思对现代以来资本主义历史的考察表明，世界历史并没有发展到黑格尔所说的“理念与现实和解”的时代。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考察所发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深刻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深刻的阶级对立。

因此，如果说黑格尔由于其观念论（唯心主义）的理性观而必然夸大世界精神、元首和领袖的作用，那么马克思由于其唯物主义的实践观而必然强调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性作用。如果说，黑格尔用理性必然性的历史观来说明世界历史的规律是坚定不移的，从而表现了对现存世界秩序的认同和肯定；那么马克思以物质生产实践的必然性来说明世界历史规律的信念就是更加坚定不移的，从而表现了对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否定和超越。

让我们特别关注马克思思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阐发他们的历史观所得出的结论：“（1）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个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这个阶级构成了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当然也可以在其他阶级中形成，只要它们认识到这个阶级的状况；（2）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是社会的一定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这个阶级的由其财产状况产生的社会权力，每一次都在相应的国家形式中获得实践的观念的表现，因此一切革命斗争都是针对在此以前实行统治的阶级的；（3）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消灭劳动，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因为完成这个革命的是这样一个阶级，它在社会上已经不算是一个阶级，它已经不被承认是一个阶级，它已经成为现今社会的一切阶级、民族等等的解体的表现；（4）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实现事业本身，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是必需的，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36]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所作出的这四个结论，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在整个青年时代所思考所追求的根本问题，表明了他们在这一时期对思辨唯心主义（观念论）和费尔巴哈主义进行批判乃至论战的最深刻的心理—思想动机：他们把物质生产活动作为人类历史的前提和基础，是为了强调一切劳动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在社会历史中的基础性地位；他们把一切历史冲突的原因归结为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冲突，是为了强调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才能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强调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是因为只有共产主义革命才能够从根本上彻底结束以往一切革命的旧有的性质，彻底消除异化劳动、阶级统治和阶级本身，从而赢得人类的真正解放。因此马克思之所以作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著名论断，是因为他在深层思想动机中存在着一个伟大的历史理念、一种深刻的阶级情结：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世界，实现阶级自由和人类解放。这是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真实内容和真正归宿。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马克思在整个一生中才始终自觉地把自己的哲学—经济学批判看成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阶级意识，才始终自觉地把自己的理论与学说化为无产阶级否定现存秩序的实践看作是自己的最高使命。

最重要的是，否定现存私有制的共产主义革命，同争取个人自由劳动的要求是完全地内在贯通、一致的。由于以往的和现存的资本主义交往形式把生产者个人的活动限制在少数人的意志的要求之下，从而也就不可能表现出个人的自主能力。无产阶级革命或共产主义革命的真正目的，正是为了争得自己的自由劳动和自由个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逃亡农奴只是想自由地发展他们已有的生存条件并让它们发挥作用，因而归根结底只达到了自由劳动；而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迄今为止的社会生存的条件，即消灭劳动。因此，他们也就同社会的各个人迄今借以表现为一个整体的那种形式即同国家处于直接的对立中，他们应当推翻国家，使自己的个性得以实现。”[37]“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做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这些前提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共产主义所造成的存在的状况，正是这样一种现实基础，它使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状况不可能发生，因为这种存在状况只不过是各个人之间迄今为止的交往的产物。这样，共产主义者实际上把迄今为止的生产和交往所产生的条件看做无机的条件。”[38]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涉及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通过共产主义的史无前例地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第一次消除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才能为个体自由、有个性的人或联合起来的个人创造历史前提。

因此这里的核心问题，就是共产主义运动与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自由之间的关系问题。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目的，就在于消除异化劳动以及作为这种异化劳动之积累的资本，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对工人阶级的资本奴役，争得工人阶级的阶级自由和人类的彻底解放。[39]因此，共产主义运动与个体的真正自由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和内在要求，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深层的心理动机和思想动机，是这一伟大历史理论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之所在。

值得重视和注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证共产主义革命与个人自由的相互关系时，通过揭示“真正的共同体”与“虚幻的共同体”的内在实质，从而凸显了共产主义的理念与资本主义的现实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内在矛盾和深刻对立。尽管马克思历史理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核心概念和逻辑表达，但通过两个世界之间的内在张力来反思、审察和批判现存世界，却是贯穿马克思整个一生的一个根本性的实践理念和思想特征，也是马克思历史理论具有无与伦比的巨大感召力和批判功能的根本原因所在。下面的这段文字最深刻地表征了马克思通过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批判现存世界的思想特征：“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共同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41]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真正的共同体与过去一切具有奴役、支配被统治阶级的个人的虚幻的共同体相对立，真正的共同体已经消除了一切奴役、压迫、支配个人的性质，是个人自由得到真正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鲜明而深刻地表现在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它与黑格尔两个世界历史理念的区别在于：前者凸显的是两个世界的内在紧张、矛盾和深刻对立，而后者则强调两个世界的现代和解（调和）与内在统一。

[1]与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中理论界强调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社会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独断论教条主义不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竞争性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法治国家理念及其变革实践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得到根本性重建。在这一时代背景中，人的独立、自由与尊严日益凸显出它们的基本地位。“**”时期的中国根本不可能谈及的马克思的人学问题，在市场—法治逻辑日渐确立的开放时代却越来越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这样的时代背景是人们探讨马克思哲学—经济学批判语境中人学的要旨与意义之成为可能的基本前提。

[3]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4]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

[5]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9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6]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7]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页。

[8]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页。

[9]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页。黑体为原著者加。恩格斯在1888年以《马克思论费尔巴哈》为题发表的马克思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稿本上，把马克思的这句名言在文字作了改动：“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6页）恩格斯加了一个转折词“而”字。

[10]马克思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所旌举的理性与自由的旗帜的真实内容，至少从1843年以来就开始持强烈的怀疑态度。随着对古典哲学—经济学的批判逻辑的展开和面向现实问题的批评视角的形成，特别是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方法的迅速形成和普遍运用，马克思确立了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之内在紧张、矛盾和对立的思考路向和解释框架，从而开辟了一条以严厉批判、揭露现代资本主义虚幻的法治、自由与共同体，追求实质自由、平等与正义的激进主义道路。至于马克思历史理论中所蕴涵着的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的内在紧张，我们已经在前面的相关部分作了论述，同时还将在本章的相关部分中，以及第七、八两章和“余论”的语境中加以展开。

[1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黑体为引者加。张一兵认为，“从目前《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的手稿文本看，手稿的大部分正文都是恩格斯笔迹。但是我们从这部分手稿的思想内容和思想特点上看，手稿无疑是属于马克思的。”（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3页）尽管如此，由于本人目前没有能力和精力去作出相应的区分，所以在接下来的引文前仍然使用“马克思恩格斯”加以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