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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两个维度 个体的自由与整体的阶级自由和人类解放（第1页）

四、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两个维度：个体的自由与整体的阶级自由和人类解放

马克思一生呕心沥血，以资本与劳动为主线或轴心，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即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对立和冲突，最终目的就在于通过“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2]，宣示现存社会制度的根本不合理，得出敲响资本丧钟的历史性结论，为个人劳动的自由和无产阶级的阶级自由，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建立和人类的彻底解放，奠立最深刻的理论根基。

因此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批判始终存在着两个深层的思想动机：作为个体的人的自由的维度与作为整体的阶级自由与人类解放的维度。这两个相互支撑、并行不悖的维度始终贯穿在马克思整个一生的哲学—经济学批判即马克思全部历史理论之中。

1。阶级自由和人类解放：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层动机之一

马克思历史理论包涵着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的内在紧张，但作为构成这一内在紧张之要素的两个方面，在马克思不同时期的不同著作中，并不是表现为一种始终均衡的地位和状态。如果说关于“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的历史观点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有大量精彩的展示，那么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则极大地凸显了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对立，阶级观点则占据了压倒一切的绝对主导地位，而肯定资本历史作用的文字则大大的压缩和收窄了。

如果我们把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的内在紧张表达为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内在紧张，那么马克思《资本论》中阶级观点的绝对主导地位，则全面展示了马克思深情关注工人阶级命运的伦理主义的人道主义情怀。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目的，是通过揭示资本与劳动对立的过程、机制、秘密和本质，培育和塑造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揭示资本丧钟之所以敲响的基本规律，为争取无产阶级的阶级自由并最终赢得真正的个人自由，作全面、系统、历史、逻辑的科学论证。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伦理—人道主义，是通过系统严密的阶级观点的逻辑形式表达出来的。作为《资本论》中通过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而深刻展现出来的伦理—人道主义，就是通过揭示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对立运动的历史结果，展望无产阶级的阶级自由和人类的彻底解放。这是真正彻底的普遍的人道主义。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德国哲学中广为使用的异化概念用来分析社会关系，把它与私有制及其统治所产生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第一次提出了“异化劳动”概念。马克思通过分析异化劳动的四个特征，通过分析异化劳动和私有制的相互关系，得出了只有扬弃私有财产才能结束异化劳动，克服异化劳动才会消除产生私有财产的条件的结论。马克思在此基础上论证了无产阶级不仅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作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劳动的观点是青年马克思关于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于资本占有他人雇佣劳动理论的最初表达形态。马克思关于资本与劳动对立的具体的、详尽的展开，关于资本与劳动对立的系统的、逻辑的、完备的理论形态，是通过他的辉煌巨著《资本论》来完成的。

恩格斯曾经指出，“科学的、独立的、德国的经济学”，即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3]。恩格斯作为马克思志同道合的战友，指明了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本目的或深层心理动机：通过深入系统地分析资本与劳动的本质对立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寻求劳动自由和人类解放的历史根据和现实道路。正是由于这种最深刻的原因，所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才深刻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重要原理，把生产关系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来，指出生产关系是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基本关系，并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简要而又著名的经典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4]

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这段经典论述表明了，他为什么穷毕生精力去研究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去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总体观念使他深信，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及其发展的最终结果，是获得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自由和人类的彻底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资本论》正是以钢铁般的逻辑必然性和系统严密的理论形态，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作为典型的历史案例，确证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总体历史的基本观念。

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所使用的从抽象到具体以及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等方法，无疑源自于和服务于上述的深层心理—思想动机。如果说，黑格尔从抽象到具体和逻辑与历史统一的理性方法论最终是服务于他心目中的现代自由原则，那么经过马克思批判、改造、扬弃后所创立的从抽象到具体和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并没有失去其深刻的理性主义特征。区别在于，马克思的理性主义方法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厚根基之上，目的在于确立和阐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5]“德国无产阶级比德国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已经有了更明确的阶级意识。”[6]“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7]这里引用的文字表明，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深刻动机和最终目的，就是为现代无产阶级提供自觉的阶级意识，就是服务于现代无产阶级的阶级自由和人类的彻底解放这一世界历史性的伟业。

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个深层思想动机。

2。“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8]与个人自由：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层动机之二

马克思《资本论》通过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充分展开所表达的关于阶级自由和彻底解放的伦理—人道主义，依然不是马克思这一创作的最终的落脚点，这个最终的落脚点是个体自由。

在马克思那里，现代世界的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对立决不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只有消除这一对立才能重获建立在真正的“个人所有制”基地上的个人自由。

如果说，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历史使命是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与必然，为现代资产阶级经济秩序和发财致富提供理性主义的经济学论证[9]，那么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则通过创制剩余价值理论，从根本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与非合理性质，深刻揭露了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贪婪本性以及资本与劳动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从而以根本区别于古典经济学的独特的理性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暂时的历史的性质，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实现了政治经济学说史上一场意义重大的革命性变革。

马克思卷帙浩繁的《资本论》所据以旋转的理论轴心是剩余价值理论，它作为总纲和灵魂贯穿着马克思这一宏篇巨制的全过程。正是剩余价值这一整个资产阶级的国民经济学都不能或没有勇气正视的核心问题，蕴涵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真正秘密。下面让我们循着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基本逻辑思路，来简要地考察马克思如何揭示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以及由这一对立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

《资本论》第一卷以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为主要任务。马克思在这里阐明了商品和货币的基本原理，论述了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积累等问题，揭示了资本关系的产生、发展、灭亡的必然历史趋势。

马克思从分析商品这个资本主义财富的细胞即元素形式开始，论述了商品和货币的本质，制定了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进展到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这一“理解政治经济学枢纽”的分析上，阐明了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的原因在于商品生产是在社会分工和私人劳动的条件下进行的。而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所决定的商品交换，表明了商品价值体现着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在分析商品的价值形式的基础上，揭示了货币的起源及其本质，论述了货币的各种职能以及商品拜物教的现象和本质。

马克思分析商品和货币的目的在于为剩余价值理论提供必要的理论前提。通过论述货币转化为资本、剩余价值的两种生产方法和资本主义工资等问题，马克思系统阐述了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之核心理论的剩余价值理论。这一理论表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决定性条件在于劳动力成为商品，并通过劳动力使用价值与价值以及作为劳动力价值之表现形式的工资的分析，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源泉是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马克思强调，资本作为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一种特殊历史阶段上的社会生产关系，从而揭示了资本的阶级本质和暂时的历史性格。

马克思在劳动二重性的基础上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质，揭示了剩余价值生产的秘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一方面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一方面又是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形成和价值增殖过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这两个方面的区分之所以可能，原因就在于雇佣工人的劳动时间划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生产出工人自己的劳动力价值，剩余劳动时间生产出为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这就是资本剥削的真正秘密。

马克思第一次区分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通过分析这两种资本在价值形成和增殖过程中的完全不同的作用，以雄辩的逻辑阐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剩余价值并不是资本家全部预付资本的产物，而只是其中的可变资本部分通过雇佣工人的劳动创造的，从而进一步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马克思在分析剩余价值生产及其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区分劳动和劳动力这两个范畴，指明了在工资形式下所掩盖着的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工人获得的不是全部劳动的报酬，而是他的劳动的一部分即必要劳动的报酬。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工资本质的揭示，全面阐明了剩余价值理论。

马克思阐明了资本积累的本质、一般规律和历史趋势。马克思的简单再生产理论向人们表明：资本家用以支付工人的可变资本是工人自己创造的；资本家的全部预付资本最终来源于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而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即剩余价值的资本化的特点在于：构成资本积累的剩余价值，是由工人的劳动创造而为资本家所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资本化不断地构成着、创造着资本家进一步剥削工人劳动的条件；商品的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变化趋势的考察，揭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也就是说，资本中用于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部分不断相对减少，而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不变资本部分不断相对增加。这样就形成了过剩人口即产业后备军。在马克思看来，产业后备军的存在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产业后备军的增加伴随着资本规模和能力的增大；而产业后备军比现役劳动军越大，工人阶级中劳苦贫困的人数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的绝对的规律。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原始积累的考察，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历史趋势。马克思通过对一部资本血腥史的无情的揭露和批判，阐明了以暴力摧毁资本制度的合理的历史必然。在他看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这一原始积累的过程，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者从封建的农奴地位和行会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一方面又是被剥夺一切生产资料和旧的封建制度给予他的生存保障的过程，因此“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10]。

《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还有一卷三册的《剩余价值理论》，我们不再作展开说明。但它们也和第一卷一样，围绕的核心主题依然是资本与劳动的深刻矛盾和根本对立。这是19世纪40年代初期青年马克思就已经确立的根本课题，不同之处仅在于，成年马克思以更加自觉、系统、逻辑化和体系化的方式，对这一早年提出的根本课题作了详尽展开和完整阐述。而揭示资本与劳动对立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从根本上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非合理的性质，以争得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失去的真正自由，使人类从资本关系的奴役中彻底解放出来。所以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中看到的是，一方面劳动的社会结合日益具有世界历史的规模和国际性质，一方面生产资料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日益集中到少数资本家手中。

马克思在资本与劳动的这种日益增长的深刻对立中，看到了资本主义走向灭亡、无产阶级走向自由的共产主义曙光：“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11]

但是，马克思揭示资本与劳动的深刻对立的根本目的，是作为劳动自由和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革命所展示的实质性内容，即作为落脚点的个人的自由与解放：“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2]马克思围绕着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所展开的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资本论》第一卷所作出的这一伟大的论断和结论中，标示出这种批判的深层思想动机是以重建了的个人所有制为物质基础的、从而获得真正解放了的个人自由。

这一让全世界无产者深受鼓舞的、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革命性的结论，在传统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理论界、学术界的理解史中所解读出的涵义，仅仅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自由这种整体意义上的自由，仅仅是人类的彻底解放这种整体意义上的解放。而马克思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从现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奴役和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个体的人，和作为个体的人的自由和解放之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建立。由此我们就可以以个人及其自由作为核心线索和思想轴心，把青年马克思与成年马克思进行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层思想—理论动机，历史地、逻辑地和内在地有机贯通在一个理论链条之中：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历史之谜的解答”：“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德意志意识形态》：“现实中的个人”与“真正的共同体”中的“联合起来的个人”——《共产党宣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13]——《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个人全面发展”与“自由个性”社会形态的确立——《资本论》：超越和扬弃现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和对立，“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真正的自由王国”。

因此，马克思终其一生揭示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目的在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即重建已经彻底消除了劳动的异化性质的个人自由。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二个深层动机，是马克思全部资本哲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之所在。[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