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中文

二唤醒与革命 英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后果1（第1页）

二、“唤醒”与“革命”：英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后果[1]

马克思于19世纪50—60年代曾给予中国问题以特别关注，写下了十数篇关于中国的论文和时评。[2]我以为，这些评论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解释框架中享有独特地位，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应当关注的、具有极大代表性的典型个案。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出发深入考察近现代[3]中国所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把它置放到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总体性背景中，探索和揭示作为民族历史的中国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历史轨迹和变革逻辑，不仅有助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深化，而且也是我们深入考察近现代中国历史性变革的一个独特而有益的视角。

1。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考察近现代中国变革之谜的解释框架

发生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始终包含着剧烈冲突的历史过程和双重画面：一方面是西方世界踏遍全球掳掠财富的凯歌行进，一方面是非西方民族血雨腥风惨遭**的悲剧历程。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非西方、特别是东方民族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所包含的历史与伦理的二律背反和严重冲突，有着深刻的、多方面的透视、分析和揭示。马克思一方面对东方社会各民族的生存状态和悲惨命运寄予巨大同情，一方面又阐明了西方世界的殖民扩张对开辟世界历史在客观上所具有的基本意义。

近代中国的变革发生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历史与伦理之悲剧性冲突的时代背景中。鸦片战争标志着作为民族历史的中国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但这一转变并不是满清政府顺应世界潮流的自觉选择，而是西方列强的政治威逼和坚船利炮把中国强行纳入世界历史进程的结果。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满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孤立于现代工业文明和世界市场的潮流之外，从而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伍、积弱和被动挨打。[4]作为民族历史的中国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深刻变革过程，解构了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发生了历史与伦理的悲剧性的惨烈冲突，促成了“东方秩序的危机。”[5]“东方秩序的危机”发生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变革浪潮和血雨腥风中。它根源于东、西方之间一为传统农耕文明、一为现代工业文明的巨大历史差距，根源于西方世界的商品输出、资本逻辑和军事扩张所发生的两者间势力均衡的打破，根源于东方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和价值观的严重落后。

马克思站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高度，从传统农业社会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基本分野和历史距离出发，把有着悠久历史、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鉴定为人类历史上“社会基础不动”的一块“活的化石”[6]，恩格斯也把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7]加以看待和评价。从感情（伦理）上讲，我们难于接受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野下的这种理性论断和冷静评价，但它却深刻且有力地提供了近代中华民族屈辱命运和苦难经历的一个历史性的解释框架：民族历史是否进入以市场法则和资本逻辑为主导的世界历史进程，是衡量一个民族是否进入现代世界文明之林的基本标志。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悠久文明和人口众多的东方农业大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巨大变革进程中具有典型意义。中国在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的考察、研究和阐述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是我们解读和研究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应当高度关注的典型个案之一。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方法论和哲学范式，把中国置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波澜壮阔的宏大的历史背景中进行个案研究，我们就有可能揭示发生在中国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历史变革之谜。

检视和比较一下黑格尔与马克思的中国观耐人寻味。拙作第三章已设专节详细讨论过黑格尔论中国社会的基本观点，但基于与马克思比较的需要，我们在这里依然有必要再对黑格尔的论点作简要概括，作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个案研究的一个参照系。尽管在解释世界历史的原始基点和根本原则上，马克思的物质生产方式与黑格尔的精神自由之间存在着重大区别，但在关于东方社会的性质、关于中国与印度乃为“停滞社会”或“没有历史”这一基本判断上，两者的基本观点却依然有异曲同工之处。

虽然黑格尔把中国列为东方世界的首要环节，认为世界“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8]。但是在他看来：“中国实在是最古的国家；它的原则具有那一种实体性，所以它既然是最古的、同时又是最新的帝国。”[9]黑格尔从世界历史是自由精神的发展这一基本原则出发，认为“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与主观的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10]。而之所以如此的根本原因，在黑格尔看来就在于，在中国，客观性和主观自由的那种浑然不分的统一已经全然消弥了两者间的对峙，使得实体不能实现自身反省和取得主观性。那种以伦理性出现的实体性东西，不是作为主体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而是成了元首的暴政。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历史目光深邃的黑格尔在这里又以带有瞻望的语气说道：处在世界历史的局外的中国和同印度，只能是“预期地、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11]。因此尽管马克思与黑格尔解释世界历史的出发点存在着重大区别，但在关于东方世界、特别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和诊断上，两者的判断和结论却如此地惊人一致，这其中的原因究竟如何阐明？这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和合理解释的一个思想史现象，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学术任务。

2。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现代工商文明与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

马克思为什么对中国的历史地位评价不高？这源于中国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还停留在传统农耕时代。这是马克思透视和评价中国社会的历史基点，是马克思历史理论与黑格尔历史哲学存在重大区别的基本原因之一。

马克思基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一宏观视野和解释框架，从各个方面考察了中国与欧洲的贸易关系。而中国与欧洲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是决定和影响这一关系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因素。

马克思恩格斯19世纪50年代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关于中国问题的10篇评论[12]，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角度考察和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其中关于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文字虽然并不系统，散见在不同时期的论文和评论中，也没有作更多的细致的展开和分析，但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马克思的观点前后是基本一致的，即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构成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

在1853年5月31日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马克思谈到英国的棉织品和毛纺品向中国输入所引起的后果，认为这种贸易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是破坏性的：“这种外国工业品的输入，对本国工业也发生了类似过去对小亚细亚、波斯和印度所发生的那种影响。中国的纺织业者在外国的这种竞争之下受到很大的损害，结果社会生活也受到了相应程度的破坏。”[13]五年多后，即在1858年9月10日的《英中条约》一文中，马克思通过一系列的数据表明，1842年英国通过大炮强加给中国的《南京条约》，“从商务观点来看，其结果是不成功的。……企图用武力为西方产品扩大中国市场遭到失败”[14]。中国作为“一个新的市场从一开始就为过剩的英国商品所窒息，人们把商品投入这个市场而没有很好地估计消费者的实际需要和支付能力，这些现象决不是对华贸易所特有的。实际上，这是世界市场历史上经常有的现象”[15]。在此文中，马克思分析了英国政界和学界关于这一现象所作的并不成功的三种解释：一是威尔逊先生的中国市场被盲目过量的商品所充斥而没有注意中国人需求什么；二是《经济学家》的外国竞争引起了输入的停滞和减少；三是因为发生了太平天国运动。

但与所有上述的观点不同，已经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世界历史理论的马克思，则是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角度寻求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我们仔细考察了中国贸易的历史以后感觉到，一般说来，人们过高地估计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和支付能力。在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根本谈不上大宗进口外国货。”[16]在过了一年又两个月后，即1859年11月的《对华贸易》一文中，马克思又三次谈到了这一根本性原因：（1）“妨碍对华出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因素，是那个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17]（2）“为什么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制度生产出的产品，售价竟不能比最原始的织机上用手工织出的布更低廉呢？我们上面已经指出过的那种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结合，解答了这个谜。”[18]（3）“正是这种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过去长期阻挡了而且现时仍然妨碍着英国商品输往东印度。……英国人凭着自己作为当地最高地主的地位，能够破坏这种土地所有制……在中国，英国人还没有能够行使这种权力，将来也未必能做到这一点。”[19]除了明确谈到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这一社会经济结构上的原因外，马克思还敏锐地从需要和传统的角度，说明英国产品不能在中国和其他国家顺利贸易的原因：“没有需要以及对传统服式的偏爱，这些是文明商业在一切新市场上都要遇到的障碍。”[20]尽管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现代世界的一种必然趋势，但马克思依然清醒地意识到，在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即英国的现代工商文明与中国的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相遭遇的过程中，由于传统生活方式的内部结构和历史惯性等原因，总会发生后者对前者的抵触和抗拒，因此现代工商文明摧毁和战胜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即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并不是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马克思用大量数据说明和论证了这一复杂的问题和现象。

虽然是写给报纸的评论，但马克思依然基于自己的历史理论的基本原则，从社会经济结构出发，特别注重引用大量的贸易数据，作为考察、论证和阐明英国与中国的相互关系及其后果，充分展示了他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唯物主义性质，也充分展示了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大师的严谨和风度。

3。历史与伦理的冲突：“自私自利原则”与“道义原则”的对抗

在这里，我们把马克思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对立，表述为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矛盾、对立和冲突。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始终包涵着历史与伦理之间的巨大的内在张力。也就是说，马克思考察、分析和批判现代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始终保持着两个维度的内在紧张：一方面，马克思阐明了现代世界是“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21]的必然趋势，即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普遍进程；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始终对这一历史进程中西方列强的海盗式极端不义的殖民政策和侵略战争行为，作了无情、深刻而又鲜明的道德揭露和伦理批判。[22]

在写于1858年8月31日—9月3日的《鸦片贸易史》一文中，马克思描述了晚清帝国与殖民主义鸦片贸易之间斗争的历史：“在18世纪，东印度公司与天朝帝国之间的斗争，具有外国商人与一国海关之间的一切争执都具有的共同点，而从19世纪初起，这个斗争就具有了非常突出的独有的特征。中国皇帝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下令同时禁止外国人输入和本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和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23]在作了上述历史状况的考察后，马克思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刻画了这场战争冲突的性质：“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基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24]尽管晚清帝国禁止鸦片贸易的惩罚措施非常严厉，但结果都丝毫都不起作用：“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人员和所有的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风，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的。”[25]在历史（现代工商文明与资本的贪婪）与伦理（宗法制度及其道德）的惨烈的悲剧性冲突中，处于宗法制度之历史状态中的晚清帝国的“道义抵制”终究是徒劳的，它被强行威逼、纳入进充满着罪恶的现代世界，作为民族历史的中国历史就这样屈辱地、悲剧性地走进了世界历史的滔滔巨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