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中文

三破坏与重建 英国之于印度的双重使命1（第1页）

三、“破坏”与“重建”：英国之于印度的“双重使命”[1]

马克思在创立、丰富和发展世界历史理论的过程中，对处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进程中的中国和印度给予了特别的注意，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和印度历史命运的时评。[2]学界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考察多停留在一般描述层面，而个案探索、挖掘、研究和阐释的维度则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本节从马克思有关文本出发，尝试以印度为例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进行个案考察。

作为东方大国的印度，是现代世界背景中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一个悲剧性的标本。英国殖民主义扩张政策下的印度的历史命运，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野和逻辑中具有特别意义的一个典型案例。马克思关于西方现代机器大工业瓦解和破坏东方传统社会结构、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历史与伦理之内在矛盾和巨大冲突的世界历史理论，极其鲜明而又深刻地体现在马克思关于印度问题的考察、研究和阐述中。

1。村社制度与种姓制度：印度社会的一般状况和基本结构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始终强调以机器大工业为物质技术基础、以资本逻辑为核心法则的现代生产方式，在侵略、进逼、统治落后民族的殖民主义扩张中所具有的根本性的作用。这是马克思历史理论关于物质生产逻辑的一个需要深入探索和精心挖掘的丰富矿藏，一个值得特别关注和深入研究的重要维度。马克思历史理论作为考察现代世界历史变革的基础性框架，将在这一个案研究中获得一个颇有说服力的诠释和证明。

在1853年6月所写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这篇评论中，马克思首先以对比的方式，生动而又深刻地描绘了印度的地理、历史和社会状况：“印度斯坦是亚洲规模的意大利。喜马拉雅山相当于阿尔卑斯山，孟加拉平原相当于伦巴第平原，德干高原相当于亚平宁山脉，锡兰岛相当于西西里岛。它们在土地出产方面是同样地富庶繁多，在政治结构方面是同样地四分五裂。意大利常常被征服者的刀剑压缩为各种大大小小的国家，印度斯坦的情况也是这样，在它不处于伊斯兰教徒、莫卧儿人或不列颠人的压迫之下时，它就分解成像它的城镇甚至村庄那样多的各自独立和互相敌对的邦。但是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印度斯坦却不是东方的意大利，而是东方的爱尔兰。意大利和爱尔兰——一个**乐世界和一个悲苦世界——的这种奇怪的结合，早在印度斯坦宗教的古老传统里已经显示出来了。这个宗教既是纵欲享乐的宗教，又是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的宗教；既是崇拜林伽的宗教，又是崇拜札格纳特的宗教；既是僧侣的宗教，又是舞女的宗教。”[3]在观察、透视、展示印度社会状况的过程中，马克思以其丰富的历史、地理知识和广阔的文化、宗教视野，并经由他那精彩纷呈、出神入化的神来之笔，将印度社会的整体面貌既入木三分、又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为了揭示印度社会结构的性质、特征和秘密，马克思把印度放在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相互参照的整体背景下加以考察和研究。马克思着眼于东方社会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关系，剖析了中央集权与政府举办公共工程特别是水利工程的内在逻辑关系，从而深刻揭示和阐明了东方专制制度的一个重要秘密：“在亚洲，从远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就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者说，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战争部门，或者说，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以及其他地区，都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水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佛兰德和意大利，曾促使私人企业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4]马克思在这里把东方与西方进行比较，认为由于存在着文明程度和地理环境的差异，东方各国必然会产生集权的中央政府通过举办公共水利工程来管理农业，从而成为东方专制制度的重要基础，而不是像西方那样，产生民间私人企业自愿联合的要求。由此可见，基于现代西方的生产方式洞察、透析东方世界和印度社会的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特征之一。

马克思在总体考察东方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的基础上，阐明了印度社会结构的基本面貌：“从遥远的古代直到19世纪最初十年，无论印度过去在政治上变化多么大，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曾经造就无数训练有素的纺工和织工的手织机和手纺车，是印度社会结构的枢纽。”[5]这就是马克思向我们阐明的、作为西方工业革命最大成果的、以机器大工业为特征的现代生产方式进入之前，印度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状况。

在对东方社会和印度社会进行了上述的考察和研究后，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印度社会的村社制度或家庭公社的基本特征：“在印度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方面，印度人也像所有东方人一样，把他们的农业和商业所凭借的主要条件即大规模的公共工程交给中央政府去管，另一方面，他们又散处于全国各地，通过农业和制造业的家庭结合而聚居在各个很小的中心地点。由于这两种情况，从远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结合体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6]马克思在关于印度的论文、时评中多次把这种村社制度称之为“家庭公社”或“农村公社”，并把它作为一种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与西方以大工业为物质技术基础的现代生产方式互为参照，来阐明作为民族历史的印度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深刻变革的根本原因和时代背景。

2。“亚洲式社会”的“破坏”与“重建”：英国之于印度的“双重使命”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首先是在两种不同生产方式的历史较量和优劣对决中开启、进行和完成的。西方的现代机器大工业与东方的传统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存在着巨大的历史距离，由此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三个“从属于”：“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7]这三个“从属于”是资本追求普遍性的内在本性的必然要求和客观历史后果，它通过殖民扩张推动了世界范围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变革。东方世界社会结构的解体和人民悲惨的生存命运，就发生在标识世界历史变革进程的这三个“从属于”所带来的枪林弹雨和腥风血雨中。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和逻辑，在马克思关于印度的考察中得到了惊心动魄的体现和极其鲜明的表达。

马克思挺立在现代世界的制高点上，把整个东方世界都看作封闭的、僵化的、停滞的社会。马克思把英国与印度的关系、把英国之于印度的革命性的作用，置放在世界历史的宏大格局、即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宏大巨流中加以考察、透视和解析。从这一历史基点和解释框架出发，马克思“不同意那些相信印度斯坦有过黄金时代的人的意见”[8]，并无情而断然地作出了“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9]的、让无数把印度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人们为之瞠目、为之愕然的结论。

在马克思看来，在殖民和统治印度的历史过程中，英国的蒸汽机、科学和自由贸易，是促使印度发生深刻社会革命的现实的物质基础和推动力量。因此“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所遭受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要深重得多”[10]。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英国侵略之前所经历的“内战、外侮、革命、征服、饥荒——尽管所有这一切接连不断地对印度斯坦造成的影响显得异常复杂、剧烈和具有破坏性，它们却只不过触动它的表面。英国则摧毁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的迹象。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11]。马克思在这里谈到印度的“一切古老传统”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似乎与马克思“印度根本没有历史”的结论相矛盾，但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已经向我们表明，马克思是在“历史”与“世界历史”这两个有着重大区别的概念上，看待和评估印度的历史和印度的世界历史地位的。马克思此时的世界历史理论的话语语境和逻辑表达是我们必须始终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马克思在这里基于现代意义上的交换关系和交往原则，向我们指明了英国自由竞争的贸易原则在与印度传统农业的较量中所具有的作用：“不列颠人在东印度从他们的前人那里接收了财政部门和战争部门，但是却完全忽略了公共工程部门。因此，不能按照不列颠的自由竞争原则——自由放任原则——行事的农业便衰败下来。”[12]而作为现代生产力代表的蒸汽机和科学所具有的革命性变革力量，在破坏印度经济社会结构的过程中更是发挥了摧毁其基础的巨大作用：“不列颠入侵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英国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织品挤出了欧洲市场，然后是向印度斯坦输入棉纱，最后就使英国棉织品泛滥于这个棉织品的故乡。……然而，曾以纺织品闻名于世的印度城市的这种衰败决不是不列颠统治的最坏的结果。不列颠的蒸汽机和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彻底摧毁了农业和制造业的结合。”[13]现代西方的机器大工业在解体、毁灭东方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的过程中可谓生机勃勃、无坚不摧、一路高歌，作为民族历史的印度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悲剧性的历史语境，马克思给予了多么栩栩如生、精辟独到的描绘、刻画和展示。马克思是在为此感到欣慰和愉悦吗？在接下来“第3节”的分析和论述中，马克思基于世界历史理论的宏观视野和解释框架，向我们描绘和展示了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中，历史优先和压倒伦理、伦理为历史让路的更精彩独到、同时也更惊心动魄的宏观图景和精彩画面。但我们暂且还不能着急。我们还必须继续谈论马克思关于英国之于印度的双重历史使命。

在写于1853年7月22日的《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马克思清醒而深刻地意识到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所具有的深远的世界历史性的意义：“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14]马克思强调英国所达到、所代表的文明，与以往历史上的传统文明存在着重大不同，并由此成为战胜和摧毁传统文明的根本原因，它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地、但却是不自觉地担负起破坏和重建的使命：“相继侵入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印度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征服者。他们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崇高的一切，从而毁灭了印度的文明。他们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很难说还有别的什么内容。他们的重建工作在这大堆大堆的废墟里使人很难看得出来。尽管如此，这种工作还是开始了。”[15]在这里，马克思站在现代世界的制高点上，历史性地向我们指明了，现代英国之于印度，与昔日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之于印度，在统治的性质和历史后果上所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这是我们准确理解马克思关于英国之于印度的双重使命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历史基点。

对历史和现实有着敏锐、细致地观察和透视，并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的马克思，接下来为我们揭示和阐明了英国之于印度的殖民统治在客观上所具有的、人们“很难看得出来”的“重建工作”。这个重建的过程和逻辑，包括着从经济到政治再到观念的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马克思至少列举了如下八个方面：“使印度达到比从前在大莫卧儿人统治下更加牢固和更加扩大的政治统一，是重建印度的首要条件。不列颠人用刀剑实现的这种统一，现在将通过电报而巩固起来，永存下去。由不列颠的教官组织和训练出来的印度人军队，是印度自己解放自己和不再一遇到外国入侵者就成为战利品的必要条件。第一次被引进亚洲社会并且主要由印度人和欧洲人的共同子孙所领导的自由报刊，是改建这个社会的一个新的和强有力的因素。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度本身虽然十分可恶，但这两种不同形式的土地私有制却是亚洲社会迫切需要的。从那些在英国人监督下在加尔各答勉强受到一些很不充分的教育的印度当地人中间，正在崛起一个具有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识并且熟悉欧洲科学的新的阶级。蒸汽机使印度能够同欧洲经常地、迅速地交往，把印度的主要港口同整个东南海洋上的港口联系起来，使印度摆脱了孤立状态，而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在不远的将来，铁路加上轮船，将使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距离以时间计算缩短为八天，而这个一度是神话中的国度就将同西方世界实际地联结在一起。”[16]由于第二个方面的电报同第七、第八两个方面的蒸汽机和铁路加轮船，存在着内容上的关联可以合并为一，所以重建印度的工作亦可以归结为六个方面。而马克思在这里之所以列为八个方面，大概主要是考虑到“电报”与蒸汽机、铁路和轮船一样，在重建印度的过程中有其现代物质技术所具有的基础性力量和独特功能。

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在全面阐明和综述了英国之于印度的重建工作之后，接下来用了大量的笔墨和详细的文字，专门阐述了英国的铁路建设、铁路系统所具有的重大意义。[17]此时正处于第三次大规模地经济学研究进程中的马克思[18]，已经对现代资产阶级（资本）的双重特征，即惟利是图的阶级本性（生产关系）和发展现代生产力的巨大革命功能，有着越来越深刻的认识、理解和把握。因此在这里，马克思在首先向我们指明英国工业巨头们在印度修建铁路的利益动机的同时，也强调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就必须建立现代交通体系，从而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内在具有的获取利润与发展生产力的充满着张力和悖论的双重性格：“大不列颠的各个统治阶级过去只是偶尔地、暂时地和例外地对印度的发展问题表示兴趣。贵族只是想征服它，金融寡头只是想掠夺它，工业巨头只是想通过廉价销售商品来压垮它。但是现在情势改变了。工业巨头们发现，使印度变成一个生产国对他们大有好处，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就要供给印度水利设备和国内交通工具。现在他们正打算用铁路网覆盖整个印度。他们会这样做。其后果将是无法估量的。”[19]马克思接着还描述了，印度由于极端缺乏运输和交换其各种产品的工具，以至于生产力陷于瘫痪状态的基本状况，以及修建铁路在农业、水利、军事、医疗、供给等等方面对英国统治印度所具有的极端的重要性。

而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铁路的修建在英国统治印度、即重建印度的过程中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这是马克思特别重视的具有重大历史性意义的事件：“我们知道，农村公社的自治制组织和经济基础已经被破坏了，但是，农村公社的最坏的一个特点，即社会分解为许多固定不变、互不联系的原子的现象，却残留下来。村庄的孤立状态在印度造成了道路的缺少，而道路的缺少又使村庄的孤立状态长久存在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公社就一直处在既有的很低的生活水平上，同其他村庄几乎没有来往，没有推动社会进步所必需的愿望和行动。现在，不列颠人把村庄的这种自给自足的惰性打破了，铁路将造成互相交往和来往的新的需要。”[20]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世界历史理论，清醒地意识到英国的现代工业在破坏和重建印度的过程中所必将起到的基础性作用：“由铁路系统产生的现代工业，必然会瓦解印度种姓制度所凭借的传统的分工，而种姓制度则是印度进步和强盛的基本障碍。”[21]在前面的分析和论述中，马克思已经阐明了蒸汽机、科学和自由贸易在瓦解印度经济社会结构中所具有的破坏和重建的意义，在这里马克思又从铁路这一现代生产工具出发，进一步向我们展示了它在打破和瓦解封闭孤立的农村公社的经济基础、改变印度社会生活方式上所具有的破坏和重建的作用。

尽管马克思完全清楚工业资本家在印度修建铁路以获取利润（剩余价值）的利益动机，但马克思这里强调的重点，却依然在于这一动机所带来的现代机器和交通工具系统，在印度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变革中所具有的客观历史后果和深远意义，从而成为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之内在张力的一个突出案例和有力证明：“英国的工业巨头们之所以愿意在印度修筑铁路，完全是为了要降低他们的工厂所需要的棉花和其他原料的价格。但是，你一旦把机器应用于一个有铁有煤的国家的交通运输，你就无法阻止这个国家自己去制造这些机器了。如果你想要在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里维持一个铁路网，那你就不能不把铁路交通日常急需的各种必要的生产过程都建立起来，而这样一来，也必然要在那些与铁路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业部门应用机器。所以，铁路系统在印度将真正成为现代工业的先驱。何况，正如英国当局自己所承认的，印度人特别有本领适应完全新的劳动并取得管理机器所必需的知识。”[22]大家知道，1825年9月27日，世界第一条铁路诞生并正式通车营业，引起了现代交通运输生产力划时代的重大改革。一向高度重视、密切关注生产工具之于社会变革意义的马克思，很自然地意识到铁路系统的建立对瓦解和破坏印度的农村公社、重建印度的社会结构所具有的根本性意义。所以在这篇评论中，马克思用五分之二的篇幅谈论铁路系统的建立问题，实际上有其历史观上的深刻的理论根基和逻辑理由，即基于他所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作为这一历史观之重要组成部分的世界历史理论。

3。历史与伦理的二律背反：“历史观点”与“人的感情”的内在冲突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透视和剖析东方世界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成功。马克思在考察英国与中国、英国与印度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或历史尺度与伦理尺度两个维度之间的深刻的二律背反和内在张力得到充分表达，从而历史性地展示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蕴涵的巨大的内在生机。

但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尺度）与伦理主义（尺度）的内在张力，在考察中国与印度的过程中，有着不同的特点和表现形态。从马克思考察、研究和阐述的话语体系和具体行文看，虽然同样是面对英国的殖民逻辑，但与对印度的论述相比，马克思对中国表示了更多的同情和肯定，而对英国表示了更多的道义批判。在考察印度的过程中，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尺度）表现得更突出更鲜明，给伦理主义（尺度）留下了更少的位置和空间。这是我们在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进行个案考察时应当注意的一个方面。

尽管历史观的基点、出发点存在着重大差异，但马克思依然像黑格尔一样，认为东方世界没有历史，或者不具备进入世界历史的条件和资格。[23]马克思关于中国社会的考察、判断和研究，我们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中国个案部分已作了专门阐述。如果把马克思关于中国和印度的阐述加以比较，我们就会看到，马克思对印度的否定性的观点和文字更鲜明、更直截了当。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谈到，马克思在1853年6月7—10日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不仅否认印度有过所谓的“黄金时代”，而且认为现代英国带给印度的灾难，与以往其他民族带给印度的灾难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而仅仅在四十二天后，即在1853年7月22日的《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马克思把一个多月前的观点表达的更明确、更不容置疑。马克思在回顾英国统治印度的历史背景时，强调印度社会内部由于存在着不同的宗教之间、部落之间、种姓之间以及所有社会成员之间的普遍的相互排斥和与生俱来的排他思想，而成为一个各种力量势均力敌的社会。因此“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社会，难道不是注定要做征服者的战利品吗？……所以，印度本来就逃不掉被征服的命运，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如果还算得上是什么历史的话，就是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历史。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我们通常所说的它的历史，不过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入侵者的历史，他们就在这个一无抵抗、二无变化的社会的消极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帝国。因此，问题并不在于英国人是否有权征服印度，而在于我们是否宁愿让印度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国人征服而不愿让它被不列颠人征服”[24]。耐人寻味的是，马克思在这里以反问、反证的充满着**的语句，表达的却是历史主义（尺度）即历史观点的基本价值取向，即宁愿让已经拥有着现代生产方式的不列颠人而不是依然落后的土耳其人、波斯人和俄国人去征服印度。马克思的清醒、冷静、理性的历史意识，在这里不是已跃然纸上了吗？

马克思在这里所谈到的，显然是两种不同的“征服”。而在马克思此时的语境中，两种不同的征服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历史后果，而只有英国之于印度的征服，而不是土耳其人、波斯人、俄国人之于印度的征服，才能够担负其破坏和重建印度的双重使命。因此这里所谓的印度没有历史，马克思是以西方历史——更确切地说——是以现代西方历史为基点、为参照、为标准的。按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观念，马克思完全有充分的理由说，在英国的自由竞争、蒸汽机、科学和铁路系统没有根本改造印度的社会结构之前，印度就还没有进入世界历史，就还停留在世界历史的门外。

正是从上述世界历史观出发，马克思深刻地注意到并特别强调了，英国的现代生产方式在摧毁印度传统的经济结构、即在完成破坏和重建印度的双重使命的过程中所必然产生的世界历史意义：“这些细小刻板的社会机体大部分已被破坏，并且正在归于消失，这与其说是由于不列颠收税官和不列颠士兵的粗暴干涉，还不如说是由于英国蒸汽机和英国自由贸易的作用。这些家庭式公社本来是建立在家庭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耕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英国的干涉则把纺工放在兰开夏郡，把织工放在孟加拉，或是把印度纺工和印度织工一齐消灭，这就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摧毁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25]马克思在这里清楚地阐明了，英国之所以在旧的亚洲式社会、在印度造成社会革命的三个根本性的物质技术因素：蒸汽机、自由贸易和现代分工。马克思以现代西方工业文明为根基的生产方式及其普遍的交换关系作为考察基点和评价坐标，并以此作为东方社会没有历史的最根本原因，与黑格尔从世界精神和自由原则的历史基点出发强调东方社会没有历史存在着重大区别。[26]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由资本追求普遍性的内在本性必然导致的世界范围的历史变革进程。这一转变和变革过程是在现代工业革命所奠基的现实基地上进行的。因此它在亚洲、在印度是通过英国的自由贸易、蒸汽机、科学和分工为代表的现代生产方式，在彻底破坏和摧毁印度的经济—社会结构的过程中而展现出来的。[27]

然而，作为民族历史的印度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历史与伦理的悲剧性的惨烈冲突。面对这一冲突，马克思极其鲜明地采取了历史优先、压倒伦理，伦理（感情）必须为历史让路的历史主义观念，并由此构成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一个巨大的内在张力，成为我们理解这一理论的中心线索和解释框架。首先让我们读一读下面的文字，看一看马克思是多么冷静地观察、审视和评价古老印度文明的衰落、瓦解和崩溃过程吧：“从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不开化的人的利己主义，他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一个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哪个侵略者肯于垂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驯顺的猎获物。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有损尊严的、停滞不前的、单调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被动的生存，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杀生害命在印度斯坦成为一种宗教仪式。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小小的公社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污痕；它们使人屈服于外界环境，而不是把人提高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态变成了一成不变的自然命运，因而造成了对自然的野蛮的崇拜，从身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母牛撒巴拉虔诚地叩拜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种崇拜是多么糟蹋人了。”[28]由此可见，印度之所以没有历史，除了社会经济结构落后之外，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普遍存在着的“对自然的野蛮的崇拜”。从我们对马克思文本的考察、论述和话语的语境中可以看到，至少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特别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把克服地域的民族的偏见与克服对自然的崇拜这两个方面，作为资本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基础性的革命力量。在这里，为了阐明这一重大的世界历史观念，马克思竟不惜连用了四个“我们不应该忘记”，来强化论证的语气、情感、逻辑和力量，可见马克思在历史与伦理、历史与自然[29]的矛盾、对立和冲突问题上所持有的基本态度。

如果说，在关于中国问题的评论中，马克思曾给予中国更多的同情，而对英国作了尖锐的道义批判，从而在历史与伦理主义的内在张力中保留了伦理的某种位置，那么在关于印度问题的评论中，马克思则更多地基于历史与伦理、历史与自然的深刻对峙和巨大冲突，从而展示了伦理、自然为历史所压倒、所沦陷的惨烈性质。因此马克思在考察英国统治印度的问题上，没有给“人的感情”的苍白喟叹和浪漫主义感伤留下多少同情的位置和空间，他的重心和焦点是英国统治印度的世界历史性意义：“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30]马克思关于印度问题的这些历史主义的语句，并没有出现在关于中国的论述中。

因此，如果仅仅从“人的感情”即伦理的、人道的或道义的维度观察，人们就根本不能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为什么会为英国统治印度的令人“难过的”惨烈后果而热情高歌：“总之，无论一个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来说是怎样难过，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

‘我们何必因这痛苦而伤心，

既然它带给我们更多欢乐？

难道不是有千千万万生灵

曾经被帖木儿的统治吞没？’”[31]

对于英国之于印度的双重使命，即印度所遭受的历史命运来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这一诗意的表达是无情的、残酷的，是历史主义的。在这里，马克思为作为民族历史的印度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而高歌、而鼓与呼，历史压倒伦理，伦理必须为历史让路的世界历史观念表达得何其生动和感性，又何其冷静和理性呵！

由此可见，在评价印度问题的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张力结构中，马克思历史主义的绝对优越、优势地位，在这些立场鲜明、生动有力的语言文字中，已经被充分地展示、被无可辩驳地证明了。

尽管如此，马克思依然对英国统治印度的伪善和本性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的世界历史思想的道义的、伦理主义的维度始终如影随形、若隐若现，并由此揭露和展示了英国殖民者掠夺财富的罪恶目的：“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资产阶级是财产的捍卫者，但是难道曾经有哪个革命党发动过孟加拉、马德拉斯和孟买那样的土地革命吗？当资产阶级在印度单靠贪污不能填满他们那无底的欲壑的时候，难道他们不是都像大强盗克莱夫勋爵本人所说的那样，采取了凶恶的勒索手段吗？当他们在欧洲大谈国债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难道他们不是同时就在印度没收了那些把私人积蓄投给东印度公司作股本的拉甲所应得的红利吗？当他们以保护‘我们的神圣宗教’为口实反对法国革命的时候，难道他们不是同时就在印度禁止传播基督教吗？而且为了从络绎不绝的朝拜奥里萨和孟加拉的神庙的香客身上榨取钱财，难道他们不是把札格纳特庙里的杀生害命和卖**变成了一种职业吗？这就是维护‘财产、秩序、家庭和宗教’的人的真面目！”[32]马克思在这里一连用了五个“难道”，可谓铁证如山、针针见血，鲜明、强烈而又深刻地暴露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贪婪本性和虚伪面目。[33]那个一直在若隐若现、甚至在历史主义傲视一切的强大优势面前曾一度退隐、沦陷的伦理主义和自然主义，在此时此刻的语境中一下子又突然现身了。这应当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富有青春生机、战斗**和深刻魅力的一个秘密所在吧。

4。“资本的绝对统治”：“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