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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第2页）

自从初识并读哲学书40年来，在我的记忆中保存了很多很多虽然平凡、但对我自身来说却颇有意义的成长经历。在这些经历中包含着大量故事的、经验的细节，但更多的是心理、思想、精神变化和成长的历程。

我哲学启蒙的历程与兄长刘敬鲁息息相关。兄长1973年1月高中毕业后回村务农。在生产队参加劳动的那些战天斗地的日子里，虽然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同样在农村进行，但更多的时间、更主要的工作，是在生产大队的实验队里从事各种各样的繁重的体力劳动，劳累、辛苦，吃不饱、穿不暖是生活常态。但令人惊讶的是，忽然有一天，兄长从外面带回几本白皮红字的书，记得有《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其中还有一本《江青同志讲话选编》（这本小册子我保存了20多年之久，在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博士期间被一位同学要去了）。虽然兄长带回家中的这些书，除了《江青同志讲话选编》我读过外，其他的书我根本不可能读懂，但兄长的这一行动成为我记忆中永远都不会忘却的一个情节。另一个情景，记得是在“批林批孔”期间，兄长带回家中两本书：冯友兰的《论孔丘》和杨荣国的《简明中国思想史》。他在生产大队召开的“批林批孔”大会上，作了一个批判孔子“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发言。虽然兄长刚满18岁，但当时的我却感到，他是全村所有发言人中水平最高的一位。还有一次印象很深的记忆，是兄长给他的伙伴们讲《荀子》，他把书中的一些观点、段落和句子讲得那么有声有色，栩栩如生。我为此深感自豪。

大约是1974年一个秋、冬之交的时节，我从兄长刘敬鲁带回家中的一本小册子（书的名字记不得了）中，开始接触到“哲学”这一概念。它是我阅读的第一本哲学书，记得书中的一部分讲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虽然对当时那么年幼的我来说是那么深奥，但它依然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黑格尔，还有“绝对精神”这个神秘的概念，我是在我们村东的田野里捡柴的间隙中读到的。书中的其他内容已经没有任何记忆了。

在村中劳动了两年半后的1975年秋，兄长刘敬鲁在村中五个生产队的推荐投票中胜出，开始了在山东费县师范两年的工农兵学员的学习生活。这期间有两件事情：一是他在同学中自发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读书小组，具体的读书情形我并不清楚，只知道从老师到同学对这件事至今还赞美有加。另一件发生1976年1月，他在回家过春节时写给一位好友的信。信中的文字至今仍历历在目：“新春好！并对汝父之逝世深表哀悼。……1、要继续读高中，可偏攻政治。2、刻苦攻读马列。……3、如无马列的书，可让敬东在我家找几本。……另：我已回校，参加教育革命大辩论。”那封连信封都没有装的信件是由我转送的。我当时的感觉是，那洋溢着青春理想和战斗**的信的内容本身，以及传递这封书信的使命，都如同是在倾听和吟唱一首悦耳动听的美妙的青春之歌。那的确是一首美妙的政治抒情诗。最美好的人性情感竟然是在政治性的革命话语中传递和表达的。

邓小平1977年恢复高考的决定，无论对国家前途还是对个人命运，都是意义重大的历史性事件。1977年夏天从费县师范毕业后，由于兄长是社来社去的工农兵中专学员，所以被分配到管理区（人民公社与生产大队之间的一个管理机构）所在地的中学做民办教师。大概在他刚刚任职一个半月后，在一个月明星稀的秋夜里，我们兄弟二人到村外的田地里拣拾已经晒干的地瓜干时，他告诉我国家决定恢复高考的消息，并征求我是否报考的意见（想必他内心已经作了报考的决定。当时我在读高一），我立即建议他参加报名考试。那是一个令人激动、更令人充满了无限向往的夜晚。记得报名后，学校只批准了他两天的复习准备时间，但他考得很成功，如愿以尝地被第一志愿山东大学哲学系录取，成为中国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中的一员。1978年夏天，他回家度假时带回一本艾思奇主编、封面浅米黄色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教科书。读这本书，我几乎用了整整一个暑假的时间。这大概是我第二次读哲学书吧。

1979年我参加高考，同样把山东大学哲学系作为第一志愿，由于我愚鲁笨拙而未能如愿，被录取到第二志愿的曲阜师范学院（现为曲阜师范大学）政治系。受兄长的书信往来和假期间交流的影响，我大约1980年春开始读黑格尔哲学原著。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主要都是在伴随着黑格尔著作的日子里度过的。尽管黑格尔著作是那么深奥难懂，但它的深邃和魅力依旧对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到大学毕业时我阅读了已经翻译过来的黑格尔的几乎所有的著作。加上对其他书籍的阅读，在大学四年中我至少做了两百万字以上的读书摘录笔记。

我之所以用那么多的文字来回忆和述说，是因为那些事件、情景和记忆，是推动和鼓励我走上哲学之路的人生背景和精神动因，它们在我成长的经历中都是不可磨灭的心理历程和思想记忆。同时也是为了表达对兄长的手足之情，特别是表达对他在我成长历程中的那些谆谆教诲和言传身教的深切谢意。

大学毕业后我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一段中学教学生涯。在兄长的感召和鼓励下，我于1993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开始了在导师郭湛先生门下攻读哲学硕士、博士学位的六年学习历程。这是我人生历程中最关键的转折点之一。在2010年出版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国个案》一书的后记中，我曾言不尽意地表达过对郭湛先生的培育之情的感谢。这里我还是谈谈导师指导过程中的几个细节，作为表达谢意和培育之恩的一种方式吧。

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初稿写成后，郭湛先生不辞辛劳，以极其认真细致的态度，前前后后把我的论文修改校勘了至少三遍以上，并提出了许多中肯具体的修改建议。我在当时的“后记”中曾为此表达了深深地谢意。在审读和修改论文的过程中，郭湛先生对黑格尔关于历史的地理基础的思想和文字给予很高评价，那由衷地表示欣赏的情景至今依然记忆犹新。我感觉，那是导师通过黑格尔对我表示间接肯定的一种方式。同时，郭湛先生也曾经一再谈到引文的篇幅问题，强调要加强对经典作家观点和思想的理解和阐发。这是我至今都没能解决好的一个问题。

郭湛先生为我的论文答辩和评阅组织了一个实力强大的阵容、团队。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是齐振海教授，委员有夏甄陶教授、李景源教授、刘奔教授、陈中立教授、王于教授、陈志良教授，论文评阅人有钟宇人教授、李景源教授、刘奔教授、李秋零教授、韩震教授。在长达三个半小时的仅只有我一人的答辩过程中，导师一直都在认真、仔细地倾听。这自然是我学术人生中的重要时刻。郭湛先生为我所付出、所安排的这一切，都使我感受到他对晚辈、对后生所寄予的深切关怀和巨大期望。

诸位老师在论文答辩和评阅过程中所给予的热情的肯定与鼓励、所提出的种种问题与批评，都对我的进一步探索、思考和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启示。记得在论文答辩和评阅过程中，除了各位答辩专家的肯定性评价之外，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些批评性的提问。夏甄陶教授、刘奔教授、王于教授、陈志良教授都对我作为论文主题的理性与自由，提出了一系列严肃认真的批评性的问题：“谁的理性？”“谁的自由？”“它们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才可以被合理解释？”一向沉稳持重、安宁平静的夏甄陶教授，当时提问的语调竟也充满了批判的、令人惊讶的**；刘奔教授特别提醒我慎用“全球一体化”概念；陈志良教授列举了日本什么太郎的例子进行批评性的追问；当时已经退休的王于老教授，翻到论文118页并举起论文的本子，对“唯心主义”黑格尔哲学的肯定性评价的文字，作了基于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严厉批评。那真是一场激烈的思想交锋和学术战斗呵。

参加论文评阅的诸位教授也都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认真的点评。但同样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些批评性、商榷性的文字。钟宇人、李秋零两先生的文字给我的印象和感受尤为深刻。尽管16年已经过去，但钟宇人先生的热情鼓励和严肃问题，依然那么清晰可见，如在眼前：“论文在第151页谈到，当代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整个体系的建构应当围绕着‘自由’与‘法治’这两个要点展开，这种提法是否妥当、合适？”李秋零先生在修改意见中认为：“理性与自由的关系不仅相互依从、相辅相成，而且一方的过度膨胀还会损及另一方。比如理性，谁是理性的代言人？是上帝还是个人？是公意还是个别人？历史上不乏在理性（或在理想社会）的旗帜下以捍卫自由的名义干涉他人自由的实例。”对于这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回答，不是依然有待永远地进行下去吗？

虽然已经过去了16年的人生岁月，但我依然想借此机会，再次对参加答辩和评阅的诸位先辈、老师的鼓励、提问、批评和建议深表谢意。

已经故去的夏甄陶先生、刘奔先生、陈志良先生千古！

我还要对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张再兴教授、赵甲明教授、邓卫教授、艾四林教授、蔡乐苏教授、韩冬雪教授、肖贵清教授、王雯殊教授、王宪明教授、王峰明教授、王传利教授、王贵贤博士，哲学系的万俊人教授、王路教授、邹广文教授、唐少杰教授、黄裕生教授、韩立新教授、唐文明教授、夏莹教授、陈浩博士，还有在人生、哲学之路中有幸相识、结下深厚友谊的吴晓明教授、刘陆鹏教授、苟志效教授、佘正荣教授、陈创生教授、刘森林教授、徐长福教授、韩东晖教授、张文喜教授、张立波教授、肖显静教授、聂敏里教授、蒋心海教授，以及所有不能在这里一一提及的同仁和朋友们深表谢忱。这里我要特别对王宪明教授、夏莹教授在拙作目录英译上的艰辛劳动和创造性见识深表敬意。我的博士生张玲玲、闫永飞、王淑娟、邱德宇，以及博士生方闻昊等在目录英译、引文核对中付出了大量劳动。邱德宇尤其辛苦，工作富有成效。我在这里一并表示深切谢意。

这里我还要特别提到由韩立新教授主持，王峰明、夏莹、陈浩始终参加，间或有王路、王晓朝、唐少杰、邹广文、唐文明、宋继杰、李成旺等诸位教授莅临，迄今为止已经举办了17期的“清华马克思哲学论坛”。这个论坛的组织规模、参与人数虽然有限，但它的理念、设计、立意、内容、形式、风格等，都不拘一格、别开生面。我从中获益良多。参加论坛的老师、学生，特别是几位铁杆成员常常直面问题、不留情面，但相互间的志趣、理解和友谊却不断增强。它是一个开放的学术共同体，是清华大学那些共同探索黑格尔、马克思哲学的学人们认真打造的一个独特的人文—哲学景观。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的关心和支持，责任编辑曾忆梦女士认真负责的专业态度，是拙作能够顺利出版的重要保证，这里特致谢忱。

我的太太李红霞女士伴随着我跨越大江南北，风雨兼程，同甘共苦。特别是来到清华后，尽管工作千头万绪，一直处在紧张、繁忙、劳顿的过程中，但她却始终任劳任怨，自觉地担负着相夫教子的家庭重任。在拙作交稿前的这段日子里，怀着对我每天披星戴月、艰辛劳作、负重前行的关心和不安，她挺身而出，并动员儿子刘权一起前来参战，加入到引文核对的行列中来。我的深切感受是，家庭是温馨、快乐、幸福与自由的伦理空间，是事业之顺利发展、生活之有序前行、健康之重要保证的一个无与伦比的精神的和情感的世界。我的太太在建筑、塑造、呵护这个爱巢和港湾的漫长的生活岁月中贡献卓越。我为她的爱、担当和人性情怀，为她的乐观、理解和宽容大度，感到自豪和骄傲。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9YJA720015）”、“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项目编号：09BaZX037）”、“2014年度清华大学人文社科振兴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课题编号：2004WKHQ001）”的项目成果。

刘敬东

2015年2月26日

清华园，善斋工作室

[1]参见拙作：《两个世界与一个人生——以柏拉图、黑格尔与孔子为例》，《哲学研究》2005年第5期。并参见拙作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