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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 从传统到现代的巨大变迁（第2页）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23]明确提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观点：“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4]

（1）生产工具、分工和交往：英国的机器发明与世界各国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思辨历史哲学的自我意识、自然意图或世界精神的理性推演，而是人们经常可以感受到的、发生在现代世界大地上的经验性的状态和事实：“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同样，砂糖和咖啡是这样来表明自己在19世纪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拿破仑的大陆体系所引起的这两种产品的匮乏推动了德国人起来反抗拿破仑，从而就成为光荣的1813年解放战争的现实基础。由此可见，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这种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的行动。”[25]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所论及的由于英国的机器发明，由于工业、市场、贸易、殖民等所引起的非西方世界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所引起的巨大而深刻的历史变革，阐明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基本途径、道路、内容和方式，为我们考察世界历史时代的基本逻辑提示了明确的方向。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仅会引起殖民地国家“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而且它对于个人也具有世界历史性的影响：“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的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他们把这种压迫想象为所谓世界精神等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这种情况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当然也是经验事实。”[26]必须注意和强调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始终是与实现个人解放的共产主义革命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现存社会制度被共产主义革命所推翻……以及与这一革命具有同等意义的私有制的消灭，这种对德国理论家们来说是如此神秘的力量也将被消灭；同时，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至于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由于这种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27]由此可见，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清醒地意识到了，资本扩张与世界市场的扩大对世界历史性个人形成的重大意义。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的批判的革命的性质和特征，在关于资本扩张—世界历史—共产主义革命—个人解放的内在一致的逻辑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和证明。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Ⅱ”中，马克思所阐发的地产与动产的深刻对立及其结果，标志着世界历史的前后两个时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Ⅳ”中，这两个时代的不同特征再一次地、但是却更具体、更深入、更自觉地得到了表达。这种表达的具体、深入和自觉在于，这里是从生产工具和分工所产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性成果出发，去考察这两个不同历史时代的基本特征：“地域局限性”与“发达的分工和广泛的贸易”；各个人“本身作为生产工具而与现有的生产工具并列在一起”与“各个人必须聚集在一起”；“自然形成的工具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各个人受自然界的支配”与各个人“受劳动产品的支配”；“财产（地产）表现为直接的、自然的统治”与“财产（地产）表现为劳动的统治、特别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的统治”；“各个人通过某种联系——家庭、部落甚至是土地本身，等等——结合在一起”、“各个人互不依赖，仅仅通过交换联系在一起”、“交换主要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交换，即以人的劳动换取自然的产品”与“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换”；“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彼此还没有完全分开”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实际上应该已经分开”；“所有者对非所有者的统治依靠个人关系，依靠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共同体”与“统治者必须采取物的形式，通过某种第三者，即通过货币”；决定于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的使用、没有不同的个人之间的分工的小工业与只有在分工基础上和依靠分工才能存在的工业。[28]

如果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主要是从政治的和伦理的角度展示土地所有者与资本家、地产与动产的对立，论证资本摆脱、消除地产之“地域的和政治的偏见”的世界历史观念，那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则主要从生产工具、分工和普遍交往的角度[29]，来具体地、全面地和系统地展示现代大工业之开辟世界历史的巨大的变革功能和基础性意义。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那个还在萌芽状态、初具雏形中的世界历史理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成长为具有基本完整的树干和枝叶、但依然还不是参天大树意义上的大树了。

（2）大工业的形成史与西欧现代市民社会的形成

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世界历史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过程，即从城乡分离到行会制度的建立、从商人作为一个特殊阶层出现到工场手工业的产生、从人口跨国度的迁徙和流浪、从商业和工场手工业集中于一国到大工业的发展和垄断的历史序列中，特别强调商业和工场手工业集中于英国所具有的历史性意义[30]，从而深刻地考察了世界历史的发源地：现代西欧市民社会的形成。而现代市民社会的辩证法，按照黑格尔的深刻洞察和生动表述，就是必然要“推出自身之外”[31]。这样，马克思还有黑格尔，就把现代市民社会的辩证法与开拓世界历史的殖民主义扩张，历史地并且内在地联系和贯通在一起了。这也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黑格尔历史哲学之间所具有的理论渊源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首先从分工谈起：“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32]而随着城市的出现就必然有行政机构、警察、赋税等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机构的出现。分工和生产工具是居民第一次划分为两大阶级的基础：城市出现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要的集中，而乡村则是隔绝和分散。“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在这里，劳动仍然是最主要的，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力量；只要这种力量还存在，私有制也就必然会存在下去。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共同体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还可以看做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看做是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也就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33]这里需要特别说明和注意的是，伴随着城乡之间的分离和对立，伴随着野蛮向文明、部落制度向国家、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发生了资本和地产的分离即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实际上在这里已经孕育着现代市民社会的种子，为现代市民社会的诞生准备着、创造着最基本的环境和最重要的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及中世纪城市的形成问题时，认为不同城市的不同情况具有不同的历史后果：“有一些城市不是从前期历史中现成地继承下来的，而是由获得自由的农奴重新建立起来的。在这些城市里，每个人的唯一财产，除开他随身带着的几乎全是最必需的手工劳动工具构成的那一点点资本之外，就只有他的特殊的劳动。”[34]而城市中的行会制度也在这一过程中产生：随着“不断流入城市的逃亡农奴的竞争；乡村反对城市的连绵不断的战争，以及由此产生的组织城市武装力量的必要性；共同占有某种手艺而形成的联系；在手工业者同时又是商人的时期，必须有在公共场所出卖自己的商品以及与此相联的禁止外人进入这些场所的规定；各手工业间利益的对立；保护辛苦学来的手艺的必要性；全国性的封建组织，——所有这些都是各行各业的手艺人联合为行会的原因”[35]。面对这种有组织的团体，那些从乡村只身流入城市的劳动者根本不可能形成为一种力量，他们只有屈从于由他们那些有组织的城市竞争者对他们劳动的需要以及由这些竞争者的利益所决定的处境。如果无组织的平民起来反抗整个城市制度，也会由于软弱无力而没有任何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站在现代资本的高度，对中世纪城市行会制度下的资本进行了分析，并由此对比了两者的不同特征：“这些城市中的资本是自然形成的资本，它是由住房、手工劳动工具和自然形成的世代相袭的主顾组成的，并且由于交往不发达和流通不充分而没有实现的可能，只好父传子，子传孙。这种资本和现代资本不同，它不是以货币计算的资本——用货币计算，资本体现为哪一种物品都一样——，而是直接同占有者的特定的劳动联系在一起、同它完全不可分割的资本。”[36]与此相联系，各城市之间的交往和联系同样非常有限，需求有限，因此分工发展缓慢。城市内部各行会之间很少有分工，而行会内部的各劳动者之间则根本没有什么分工，因为劳动者必需熟悉全部工序，而且想当师傅还必须全盘掌握本行手艺。[37]

在阐述了中世纪城市和行会制度的情况和特点后，马克思恩格斯接下来敏锐地探讨和阐明了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所产生的结果，即新阶级的出现和城市之间分工与交往的扩大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分工的进一步扩大是生产和交往的分离，是商人这一特殊阶级的形成。这种分离在随历史保存下来的城市（其中有住有犹太人的城市）里被继承下来，并很快就在新兴的城市中出现了。这样就产生了同邻近地区以外的地区建立贸易联系的可能性。”[38]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也明确指出，这种贸易联系扩大的可能性取决于交通、政治关系和文化水平等的状况。而“随着交往集中在一个特殊阶级手里，随着商人所促成的同城市近郊以外地区的通商的扩大，在生产和交往之间也立即发生了相互作用。城市彼此建立了联系，新的劳动工具从一个城市运往另一个城市，生产和交往之间的分工随即引起了各城市之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不久每一个城市都设立一个占优势的工业部门。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39]。分工的发展、新阶级（商人）的产生、城市之间分工和交往的扩大，所有这一切带来的一个历史性的后果，就是地域局限性的逐渐消失。[40]由分工的扩大所推动的这一重大变革历程，孕育着世界历史产生的基础性条件，世界历史时代已经处在即将到来的黎明时刻，新的伟大时代的曙光即将出现在世界历史的地平线上。

马克思恩格斯在另一处关于城市和乡村、城市市民和农村贵族的斗争以及分工的发展过程中，论及现代市民阶级—资产阶级的产生这一重大历史现象：“在中世纪，每一城市中的市民为了自卫都不得不联合起来反对农村贵族；商业的扩大和交通道路的开辟，使一些城市了解到有另一些捍卫同样利益、反对同样敌人的城市。从各个城市的许多地域性市民团体中，开始非常缓慢地产生出市民阶级。各个市民的生活条件，由于同现存关系相对立并由于这些关系所决定的劳动方式，便成了对他们来说全都是共同的和不以每一个人为转移的条件。市民创造了这些条件，因为他们挣脱了封建的联系；同时他们又是由这些条件所创造的，因为他们是由自己同既存封建制度的对立所决定的。随着各城市间的联系的产生，这些共同的条件发展为阶级条件。……资产阶级本身开始逐渐地随同自己的生存条件一起发展起来，由于分工，它又重新分裂为各种不同的集团，最后，随着一切现有财产被变为工业资本或商业资本，它吞并了在它以前存在过的一切有财产的阶级。”[41]

马克思恩格斯把作为城市之间分工之结果的工场手工业，与作为世界历史成果的世界市场[42]的形成联系起来：“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工的直接结果就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即超出行会制度范围的生产部门的产生。工场手工业的初期繁荣——先是在意大利，然后是在佛兰德——的历史前提，是同外国各民族的交往。……除上述前提外，工场手工业还以人口特别是乡村人口的不断集中和资本的不断积聚为前提。”[43]马克思恩格斯把作为生产工具的机器与工场手工业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认为“那种一开始就以机器，尽管还是以具有最粗陋形式的机器为前提的劳动，很快就显出它是最有发展能力的”[44]。过去乡村中农民满足自己必需的衣着的织布业还仅仅是附带的劳动，由于在交往的扩大中获得了机器这种动力而成为进一步发展的第一种劳动。织布业作为最早的最主要的工场手工业，“随着人口增长而增长的对衣料的需求，由于流通加速而开始的自然形成的资本的积累和运用，以及由此引起的由于交往逐渐扩大而日益增长的对奢侈品的需求，——所有这一切都推动了织布业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发展，使它脱离了旧有的生产形式。除了为自身需要而一直在继续从事纺织的农民外，在城市里产生了一个新的织工阶级，他们所生产的布匹被用来供应整个国内市场，通常还供应国外市场”[45]。织布业的发展是在抵制行会束缚、即摆脱“旧有的生产形式”的过程中进行的：“织布业多半在没有行会组织的乡村和小市镇上经营，这些地方逐渐变为城市，而且很快就成为每个国家最繁荣的城市。”[46]在城市之间的分工与世界市场的开拓之间，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作为生产工具的机器与工场手工业之间的相互推动的动力关系，从而为我们确立了一个历史分析的时间—空间维度的路线图：城市之间的分工——作为生产工具的机器——作为织布业的工场手工业——国际（世界）市场。而这一路线图作为分工与生产力的发展直至形成世界市场的过程，又是始终与所有制关系的变革历程有着内在关系的辩证发展过程。[47]马克思恩格斯把工场手工业、分工和交往的发展和变革，看作所有制关系的发展和变革的深刻基础，并梳理和描述了这一发展和变革历程。具体说来，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和产生所造成的历史后果在于：（1）“所有制关系也立即发生了变化。越过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而向前迈出的第一步，是由商人的出现所促成的，商人的资本一开始就是活动的，如果针对当时的情况来讲，可以说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第二步是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而迈出的，工场手工业又运用了大量自然形成的资本，并且同自然形成的资本的数量比较起来，一般是增加了活动资本的数量”[48]；（2）成为“农民摆脱那些不雇用他们或付给他们极低报酬的行会的避难所”[49]；（3）“开始了一个流浪时期……这种流浪现象是和封建制度的瓦解密切联系着的。早在13世纪就曾出现过的个别类似的流浪时期，只是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才成为普遍而持久的现象”[50]。这些人数众多的流浪者是在反抗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奴役的过程中形成的，他们被英国迅速繁荣起来的工场手工业所逐渐吸收；（4）“各国进入竞争的关系，展开了商业斗争，这种斗争是通过战争、保护关税和各种禁令来进行的……从此以后商业便具有了政治意义”[51]；（5）“工人和雇主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行会中，帮工和师傅之间的宗法关系继续存在，而在工场手工业中，这种关系由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金钱关系代替了；在乡村和小城市中，这种关系仍然带有宗法色彩，而在比较大的、真正的工场手工业城市里，则早就失去了几乎全部宗法色彩”[52]；（6）“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从那里输入的新产品，特别是进入流通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劳动者；冒险者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53]。这里的世界市场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由作为资本之物质载体的航线、交往和工场手工业的共同作战，并击败了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和阶级关系的过程中实现和完成的；（7）“加速了活动资本的积累”和“大资产阶级”的产生，行会与工场手工业接触造成了必然的衰落，自然形成的资本和行会里的小资产阶级“必须屈从于大商人和工场手工业主的统治”[54]；（8）这一时期的商业、交往、工场手工业的扩大和发展同时引起国际关系的变化。“美洲的金银在欧洲市场上的出现，工业的逐步发展，贸易的迅速高涨以及由此引起的不受行会束缚的资产阶级的兴旺发达和货币的活跃流通”[55]，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昔日地方行会的特权、封建主曾经征收的关税（捐税），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后依然继续存在，只不过这些措施现在具有了为现代国家和资产者而非行会和封建主服务的“另外的意义”。[56]

如果说随着工场手工业的产生而开始的“流浪时期”是中世纪以来私有制发展的第一个时期，那么接下来的历史时期是开始于17世纪中叶直到18世纪末的、中世纪以来私有制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商业和航运比那种起次要作用的工场手工业发展得更快；各殖民地开始成为巨大的消费者；各国经过长期的斗争，彼此瓜分了已开辟出来的世界市场。……最强大的海上强国英国在商业和工场手工业方面都占据优势，这里已经出现商业和工场手工业集中于一个国家的现象”[57]。

这个国家就是英国。在这一生产力、分工、交往形式与所有制关系相互推**从而积聚了发展能量的过程中，英国越来越成为一个具有巨大的扩张潜力的现代经济—军事强国，庞大的日不落帝国的根基、实力和形态就这样历史地奠定、积聚和塑造起来，并由此塑造和成就了世界历史，从而深刻地改变和影响了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命运。

（3）大工业开创世界历史：消灭各国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

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重大历史时刻终于到来了：世界历史时代的曙光已经初照在西欧、首先是大英不列颠这块迅速形成和成长起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王国的土地上。这是以大工业、分工、交往、竞争、科学、航海、殖民、革命等组合而成的规模庞大的现代交响乐队，在所向披靡一路高歌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所演奏的雄浑有力的历史序曲。而所有这些交响乐队的每一位成员，都仅仅是现代资本这一强大生命有机体的构成要素，它们统统都只是资本获取财富和利润的代言人，资本的内在本性和需要构成了它们的生存原则和内在灵魂。

马克思恩格斯敏锐而有力地阐明了这一重大的历史变革：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不可阻挡地”向英国集中的世界历史性意义，是大工业的产生和由大工业开创的世界历史：“这种集中逐渐地给这个国家创造了相对的世界市场，因而也造成了对这个国家的工场手工业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是旧的工业生产力所不能满足的。这种超过了生产力的需求正是引起中世纪以来私有制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的动力，它产生了大工业——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这一新阶段的其他条件——国内的自由竞争，理论力学的发展（牛顿所完成的力学在18世纪的法国和英国都是最普及的科学）等等——在英国都已具备了。（国内的自由竞争到处都必须通过革命的手段争得——英国1640年和1688年的革命，法国1789年的革命）。”[58]作为商业和工场手工业向英国集中的伟大历史后果，是世界市场—产品需求—工业生产能力之间的相互推动和相互作用，而这种相互推动和相互作用的最大成果，就是导致了作为现代生产力产儿的机器大工业的产生。这是全部世界生产力发展史上最具世界历史性意义的伟大时刻。

现代大工业开创了一个伟大时代，这就是世界历史时代，即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竞争很快就迫使每一个不愿丧失自己的历史作用的国家为保护自己的工场手工业而采取新的关税措施，……并随即在保护关税之下兴办大工业。尽管有这些保护措施，大工业仍使竞争普遍化了……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59]威力无比的大工业不仅导致了普遍竞争、交通工具和世界市场的产生，更重要的是它在把所有资本变成工业资本的过程中加剧了资本的集中，这是资本主义青春少年的生机勃发的时期，是大工业（生产力）与资本（生产关系）强力联姻而凸显巨大潜力和发展能量的伟大时期。

现代大工业（生产力）与资本（生产关系）的强力联姻，孕育和形成了消灭整个传统的旧世界、创造新的现代资本世界的摧枯拉朽般的革命性力量：“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个人的全部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它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在它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它就把它们变成**裸的谎言。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它把自然形成的性质一概消灭掉（只要在劳动的范围内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它还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它建立了现代的大工业城市——它们的出现如雨后春笋——来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凡是它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它〕造成了大量的生产力，对于这些生产力来说，私有制成了它们发展的桎梏……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最后，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大工业不仅使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使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不堪忍受的东西。”[60]从上层建筑到民族界限、从一切自然的东西到乡村部落、从旧有的所有制关系到民族特性、从阶级关系到劳动本身……统统都沦陷在大工业与资本汇聚成的不可抗拒无可阻挡的强大历史潮流中。[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