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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第2页）

布达佩斯学派关于人道主义的论述是十分丰富的。他们从满足人的激进需要的角度入手，提出了建立激进哲学以及实现激进民主制的观点，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阐发了他们对人道主义的理解。不仅如此，赫勒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将这种人道化的社会变革从宏观角度推向了微观的生活世界。在《日常生活》一书中，赫勒将寻求日常生活在人道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方向上的变革视为研究的核心问题。她主张通过日常生活的人道化，从微观的生活层面推进整个社会的人道化进程，从生活方式这一根基性的文化图式上实现社会主义人道化的变革。在赫勒看来，日常生活作为“自在的对象化”领域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性的领域。但是，日常生活存在着重复性、惰性等特征阻碍了个体的发展。为了实现社会的整体变革和人的真正解放，作为基础性领域的日常生活的人道主义变革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赫勒从日常交往、日常生活中的个性等方面讨论了人道化的方式和具体内涵。例如，打破上下级、从属性的人际关系，解决日常交往中的不平等问题；反对在交往中把他人当作“实现目的的手段”；重视爱、恨等定向感情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等等。最终，赫勒明确地将日常生活的人道化目标确定为生成一种“为我们的存在”的生活方式。在这个过程中，赫勒高度强调了道德、价值、个性和情感等精神和文化因素的重要作用。用她的话说：“我们的主要兴趣，并不在日常生活和日常思维结构中可能出现的新因素，而在于现存因素的内涵，特别是价值内涵的转变。这一价值内涵在习惯‘文化’中已经可以发现。我们如何养育自己，我们食用何物和如何进餐，我们居住何处以及如何布置我们的房间，所有这些，都表达出类的人道化。”[35]可以看出，赫勒主张实现日常生活人道化的有效途径的核心是一种内在价值和文化的人道主义变革。

由此，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从理论立场、现实批判和实践途径等不同层面围绕着实现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一核心主题展开了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各流派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实践哲学中汲取了“以人为本”、扬弃异化的文化精神，没有从一般的政治和社会层面上探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而是将人道主义理解为一种文化和价值理念上的变革，将社会主义人道化的研究上升为一种文化理论，这与马克思哲学肯定文化与人的存在、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之间的内在关联相一致。由此，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人道化的价值内涵作出了全方位的阐释。不仅如此，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坚守马克思的批判意识，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的不合理现实和异化现象予以审视、反思和尖锐批判，从理论和现实的双重维度共同探索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得以可能的有效路径。

三、对现代社会异化现实的批判

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相似，对发达社会异化现实的批判成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从技术理性、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等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展开了全方位的批判。

1。科西克的“伪具体世界”批判

捷克哲学家科西克在《具体辩证法》、《现代性的危机》等著作中阐释了他关于“伪具体世界”的批判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伪具体”的异化现象展开了深入分析和批判。概括地说，科西克把被拜物教化的实践侵染的世界称为“伪具体的世界”，伪具体的世界包括操持和操控的世界、日常观念的世界和固定客体的世界。他指出，伪具体世界中充斥着欺骗、操控和被掩盖的本质。因此，对资本主义世界异化和物像化现实的扬弃就是要扬弃各种伪具体的现象，揭示真实世界的本质。

首先，科西克批判了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世界。通过引入“烦”、“操持”等概念描述现代人的生活状态，科西克指出，现代社会中的人已经陷入一个由手段、目的、计划等功利关系编织成的世界。拜物教化的不断加剧使“劳动”逐渐被非创造性的“操持”所取代，因此“操持”成为人的日常生活实践的全部。然而，日常生活的节律性和重复性使人们对这种异化和操控世界的本质习以为常，科西克指出，必须克服这种日常生活中的拜物教，改变对日常生活的认识。日常意识使人与周围的环境认同，将人消融在操控世界之中，因此，摆脱这种熟识的牵绊，人们必须认识到如此异化的日常生活世界就是一个伪具体的世界，“平日的熟识世界并不是一个已知的被认识了的世界。为了要表现它的实在，必须撕去其拜物教化的亲密的假面，暴露其异化的残忍”[36]。

其次，科西克批判了将主体贬抑为“经济人”的资本主义体制。科西克认为，科学和技术理性的发展使人的主体性被抽空，沦为单纯的客体。“科学的纯理智过程把人变成了抽象实体，并将他一体化在一个可做科学分析和数学描述的系统中。这种反映着现实中资本主义造成的人的变态。只有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学才作为一种科学发展。”[37]资本主义有着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系，应该说经济运行的体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在经济体系中逐渐丧失了主体地位，成为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一种具有经济特性的“经济人”。为了保证经济运行和系统发挥功能，“经济人”被造就成追求效用和利益的理性行为的人。进入到经济规律所支配的体系中，人便无法按照他个人的意志和意识来活动，他只有在扮演经济人的角色时才能生存。由此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将人纳入到了一个客观的机制当中，人的主体性被改造和抽空，人变成了一种抽象的、被支配的、功能性的客体。

最后，科西克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理性与非理性的分裂问题。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理性化的发展往往伴随着非理性因素的滋长，两者在并行发展中互相渗透甚至发生逆转。科西克指出，理性发展并转变为非理性，这是现代社会一个重要的文化症候。“‘独立理性’在其结果和现实化中表现出要依赖并服从于自己的产物，而这些产物的总和是不合理的和非理性的。在后来的逆转中，独立的理性既丧失了独立性又丧失了合理性，表现为依存性的和不合理性的东西，而这一理性的产物则成了理性和自主性的寓所。……无理性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38]科西克指出，因为唯理主义的出发点是个人理性，这就决定了理性化过程一方面发展了科学和技术，塑造了具有科学推理和精密运算能力的理性个体；另一方面在实现个体理性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特殊个体的非理性因素。可以说，理性化和非理性有共同的起源，它们是理性主义发展的两个并行的结果。科西克指出，今天的资本主义就出现了以技术和科学为代表的理性化世界与以艺术、情感为代表的非理性王国的分裂。因此，如何实现辩证的理性，使两个领域相互补充、避免片面发展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问题。

科西克通过对日常生活，主体地位和内在文化精神的“伪具体”现象的批判，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和物像化现实的全面批判。科西克最后指出，通过具有个人创造能力的个体的生成，通过辩证的思维和人类革命——批判性的实践来摧毁“伪具体的”现象和世界，完成“具体的总体”的创生。由此可以看出，科西克的伪具体世界的批判理论深刻体现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扬弃异化、实现人的主体性价值的人道主义文化立场。

2。马尔库什的现代性文化批判理论

在现代性危机的批判中，布达佩斯学派的马尔库什从文化角度展开了论述，对现代性文化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展开了批判性的分析。以文集《文化、科学、社会：文化现代性的构成》为代表，他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时代中文化和艺术的意识形态特征、大众文化与高级文化的悖论与张力、走出现代性文化危机的路径等问题进行了集中研究。

首先，马尔库什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高级文化被低级文化所替代的现象。马尔库什指出，传统社会中，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之间的界限是分明的，然而在商品化的进程中，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之间的对立与差异正在逐渐消失，成为可以相互替代的产品。马尔库什对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对立的两面性进行了分析。一方面，商品化所创造的低级文化凸显了高级文化自由自主的价值内涵；另一方面，文化市场公开的竞争导致真正启迪性的高级文化作品输给了那些符合普罗大众不成熟口味的、带有严重偏见的低级作品。马尔库什指出，低级文化对高级文化的限制和冲击表现了启蒙现代性的悖论：“如果‘高级文化概念’本来代表了启蒙这一充满希望的计划，那么随即跟随着它的一种流行的、低级意义上的文化则用它启迪‘民众’上的无力宣布了它的落空和幻灭。”[39]

其次，马尔库什揭示了现代性文化的意识形态特征。马尔库什所指的意识形态特征本质上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大众文化操控性的意识形态功能的批判是一致的，都指明了资本主义文化内在的意识形态属性。马尔库什指出，依据社会的政治需要和不同的意识形态目标，对文化的阐释和评价标准也是可变的。因此，即使是高级文化也必然背负着意识形态输出的作用。一方面，资本主义的高级文化是西方文化传统的精髓，表达了追求自由和本真的价值理想；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高级文化也可以成为彰显西方文化影响力，实行文化输出、文化霸权的工具。因此，资本主义使原本价值中立的文化与艺术成为意识形态的承载体，马尔库什认为，这是对艺术和文化本质性的操控。

最后，马尔库什指出，资本主义摆脱文化危机的有效途径在于对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承认与尊重。在马尔库什看来现代性的基本价值观念所倡导的普遍性，其实是严重限制了文化的差异性。在西方理念这种统一模式的打磨下，文化的独立性和自我认同逐渐被商品化淹没，“相同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多。现代性的文化危机就是体现在潜在的同化本质，这样的文化像一个巨大的漩涡，吞噬了文化形态的丰富性，必然走向单一。因此，马尔库什主张，现代性文化应该承认其他文化的平等，吸收和汲取其他文化的特征，从而摆脱文化单极发展带来的危机。

3。瓦伊达的法西斯主义批判理论

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批判是整个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重要主题。与弗洛姆从精神分析学入手对极权主义心理机制展开批判的角度有所不同，布达佩斯学派的代表人物瓦伊达在《作为大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一书中将法西斯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异化的一个典型特例，对法西斯主义的阶级基础、特征和民族特性学等问题进行了批判性研究。

首先，瓦伊达认为，法西斯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阶级基础首要的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法西斯主义萌发的唯一土壤，但是统治阶级并不是发起法西斯运动的主力，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形式深深根植于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中间阶层的小资产阶级的观念之中。瓦伊达强调，事实上不是所有支持法西斯主义的社会阶层都能被视为小资产阶级，但是他们的意识中都具有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性质。瓦伊达指出，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在于小资产阶级并没有牢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一方面他们感受到了日益增强的资本集中带来的生存威胁，另一方面他们还要承受无产阶级经济斗争的威胁。因此，当法西斯主义允诺保证他们的利益时，他们很容易便会加入法西斯主义的阵营。

其次，瓦伊达认为，法西斯主义以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为意识形态的特征，实质上是对资产阶级平等观点的否定，因此是资产阶级异化的最极端的形式。法西斯主义选择民族特性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并不是偶然的，瓦伊达认为，只有民族主义能够消除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冲突，找到一个被接受的平衡点。因为一方面它保证了社会体系的稳固和原有秩序的不变，另一方面又似乎代表了社会上大众的利益。但是，民族主义潜藏着侵略性和攻击性，它的实现是以不惜损害其他民族利益为代价的。这就在根本上否定了资产阶级所宣扬的平等观念。因此，“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取消资产阶级平等观念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甚至退化得更远，退为一种对基督教宣扬的平等理念的否定”[40]。这再次论证了法西斯主义的阶级基础不是大资产阶级而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到威胁的、却不愿意推翻或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小资产阶级。瓦伊达认为，以小资产阶级所宣扬的民族主义为意识形态的法西斯主义必然是资本主义残酷异化现实的最极端的形式。

再次，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法西斯主义运动还消除了资产阶级自由和民主的理念。瓦伊达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只适合于两个阶级的利益，即资产阶级中的权力精英和工人阶级。中间阶层的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饱受破产的威胁却没有工人阶级强有力的工会组织保证他们享受民主的机会，因此，他们既希望保留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保留私有财产的原则，同时却反对民主和自由的原则。

最后，瓦伊达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了五种法西斯主义的典型的性格特征：第一，注重个性，对自身持一种非批判的态度；第二，对他所隶属的群体持一种非批判的态度；第三，将社会划分为“内集团”和“外集团”结构的心理；第四，对过去持一种保守怀旧的心理；第五，权威主义意识。瓦伊达通过对这些典型性格特征的分析指出，这些性格特征造成了小资产阶级将自己的个性与法西斯群体的利益完全统一，将自我牺牲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对权力和元首无条件地顺从和屈服，因此也构成了法西斯主义迅速蔓延的社会心理基础。

当然，瓦伊达把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完全区分开来的做法也具有局限性和理论偏颇。实际上，这种小资产阶社会心理与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关联的根源还是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之中，正是这种制度在现实实践中背离了资产阶级所宣称的民主、自由等文化价值，放纵技术理性和物化的无限膨胀所导致的现实社会心理构成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心理基础。因此，瓦伊达等人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自觉地凸显文化批判维度，是有积极意义的。

从根本上说，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双向批判视角的产生，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更多地借鉴和吸收了马克思的思想资源是密不可分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样都涉及了20世纪重要的人类文化危机问题。但是，特殊的历史环境和背景，使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更加严格地遵循马克思文本的思想。如前所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起点便是向真正的马克思思想回归。因此，对马克思思想的高度重视，使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系统地研究马克思的文本，形成了深厚的马克思理论积淀。显而易见，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以马克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为根本的文化精神，不论对当代资本主义还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批判都是在异化理论基础上展开的社会研究，其理论的根本指向就是推进异化的扬弃、实现真正民主和人道的社会主义。也正是因此，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以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为源头，在双重维度的批判中凸显了人道主义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