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中文

导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的形成与演变（第2页）

二、东欧、苏联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的新探索

在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提出质疑，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作出新探索的，是东欧南斯拉夫和民主德国的学者。

无疑，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曾深受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的影响。1949年，鲍·齐赫尔出版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出版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1955、1958年，伊·科桑诺维奇分别出版了《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导论》、《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导论》；1958年，普·弗兰尼茨基出版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无论是从阐述的内容来看，还是就表达的方式而言，这些在南斯拉夫具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都深受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随着南斯拉夫“实践派”与“辩证唯物主义派”的形成与分化，南斯拉夫哲学界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学体系的认识和评价发生了根本分歧。

“实践派”明确否定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辩证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而是由列宁建立，斯大林加以简单化、教条化的哲学观点。“马克思所理解的‘哲学’并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最初由列宁加以描绘后来由斯大林赋予最终形态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同马克思是毫无关系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本体论’原理，即关于自然界先于精神，物质先于意识的原理，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认识论’原理即关于人的意识是对现实的反映的原理一样，是和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即实践的思想相对立的。”“对马克思来说，主要的哲学问题，并不是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而是人和世界的关系”[28]，是在创造一个更加人道的世界的同时如何实现人的本质，并指明走向人的自我实现的实际步骤。这是其一。

其二，“实践派”认为，辩证法并不是关于客观世界普遍规律的科学，把辩证法描述为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运动一般规律的科学，是“消极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本体论”。按照“实践派”的观点，唯物主义本质上是教条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而辩证法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因此，辩证法同唯物主义的结合只能是虚构；客观对象和过程只有同人的需要、人的实践活动相关联时，才具有实际价值，因此，辩证法只有同人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才具有其真实意义。“辩证法既不是一种绝对、抽象的精神结构（如黑格尔所说），也不是自然界的一种一般结构（如恩格斯所说），而是人类历史的实践及其本质方面的一种总体结构——批判思维。”[29]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使辩证法成为人道主义的辩证法”，“使人道主义成为辩证法的人道主义”。

其三，“实践派”一般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它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异化进行批判性的分析，从而发现那些摧残人、阻碍人的发展，导致经济异化、政治异化的特殊的社会制度。“历史唯物论不是马克思关于人和历史的一般理论，而是他对阶级社会自我异化的人（作为‘经济动物’的人）的批判，也就是他关于自我异化的人类历史（更确切地说是‘史前史’）的批判理论。”[30]同时，历史唯物主义只有成为马克思实践哲学这一理论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才能获得存在的合法性。“在实践哲学中，人被理解为自由的创造性的存在物，他通过自己的活动实现自身和自己的世界。然而，正因为是自由的存在物，人也可能自我异化，成为自我异化的不自由的存在物，成为经济动物。正因为人的自我异化，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对自我异化的社会和人的解释及批判有其存在的理由和相对的价值。但是，从实践哲学的整体中分离出来的、孤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只能描述阶级社会中经济决定作用和剥削的机制，甚至连这种社会和自我异化的人是非人道的这一根本命题也不能阐述……甚至不能充当关于阶级社会和阶级的人的完整的见解。”[31]

“作为教条并在根本上具有保守倾向的‘辩证唯物主义’……至多只能导致现有的科学知识的一般化和系统化，而无助于创立一种能够引导实践的社会力量走向世界的解放和人化的批判的时代精神。”[32]因此，必须破除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重建一种具有人道主义和社会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实践派”并没有建立起这样一种实践哲学体系。换言之，“实践派”提出问题，但没有解决问题；重在解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但没有建构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

如果说“实践派”重在“破”，解构苏联“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那么，“辩证唯物主义派”则重在“立”，建构南斯拉夫“型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与“实践派”不同，“辩证唯物主义派”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强调建立南斯拉夫“型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从总体上看，这种南斯拉夫“型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同逻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密切联系的关于世界普遍规律的科学，是科学的决定论；二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批判的辩证唯物主义”，具有人道主义的性质。一句话，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性和人道主义的统一”，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一种世界观。

20世纪60～70年代，“辩证唯物主义派”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如波·合希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奥·曼迪奇的《辩证唯物主义概论》、安·斯托伊科维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波·合希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奥·别扬诺维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其中，安·斯托伊科维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先后出了八版，在南斯拉夫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极具代表性。安·斯托伊科维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分三篇共九章。第一篇哲学、科学和实践：第一章哲学形成和发展的条件和前提；第二章哲学的对象及其与专门学科、其他文化领域和社会实践的关系；第三章辩证唯物主义的形成及其革命实质。第二篇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学说：第一章世界的一般结构和规律；第二章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逻辑——认识论——方法论原理；第三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道主义实质。第三篇辩证唯物主义优于现代非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第一章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第二章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看法；第三章世界和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现状和前景。

显然，安·斯托伊科维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不同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具有鲜明的南斯拉夫特色：一是提出哲学基本问题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即本体论、逻辑——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规范和人本主义，并始终围绕着这一基本问题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人与世界的认识关系和价值关系的科学，不仅阐述了本体论、认识论，而且阐述了价值论；三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道主义实质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世界观意义，不仅阐述了世界的一般结构和规律，而且阐述了人的生存的意义，阐述了人是最高价值和目的本身；四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主义历史观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尽管斯托伊科维奇等人在其他场合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但在安排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的结构时，则把历史唯物主义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外，认为随着哲学和社会学的发展，作为研究社会运动和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已经不属于哲学，而属于社会学。这样一来，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意义被忽视了。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的意义被淡化了。

几乎与南斯拉夫哲学界“实践派”和“辩证唯物主义派”论争的同时，民主德国哲学界发生了“实践论争”，继而发生了“体系论争”。“实践论争”的主题是何谓实践，力图对实践范畴的内涵进行新的探讨；“体系论争”的主题则是在重新审视实践范畴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结构理论、叙述方法、总体框架进行新的探讨。正是在这场“体系论争”过程中，1967年，民主德国出版了柯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分六个部分共十四章。第一部现代的哲学：第一章社会主义的世界观；第二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第二部世界统一于物质性：第三章哲学的根本问题和根本流派；第四章物质和世界的统一性。第三部世界的合乎规律的秩序：第五章客观实在的体系的性质；第六章辩证的决定论；第七章规律及社会规律的有意识的利用。第四部世界是发展的：第八章作为质变的发展；第九章作为否定之否定的发展；第十章辩证的矛盾是运动及发展的源泉。第五部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第十一章认识过程的社会基础；第十二章认识的本质和结构。第六部现代的社会形态及精神生活的改造：第十三章工人阶级创造新的世界；第十四章现代精神生活的变革。

可以看出，柯辛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有较大的差异：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象规定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则提出，从事实践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人对于世界的关系是通过人的能动的活动的各种形式来实现的。处于对世界的这种关系中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对象。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是研究人在革命实践中如何变革自己的周围世界和他们自身。”“只有从这一点出发，自然和社会在其一体性和相互作用中，社会的实践在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关系中……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同时，科学、政治、道德和艺术……也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马克思主义哲学自己研究的对象就是这样的一切领域同人、人的活动之间的联系，以及规定一切领域特征的各种普遍规律和本质的特征。”[33]《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象规定的特点就在于，对象被理解为人的实践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认识活动所媒介的领域，或者说，从现实的人出发，并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来规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从而合理解决全部哲学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赞同日本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规定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并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两个独立的部分分别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则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强调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体化”，力图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基本观点、基本规律在这种“一体化”的联系上得到说明。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叙述”的基础，也是其鲜明特征和新颖之处。

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生产力、生产关系是放在“物质和世界的统一性”中阐述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阶级结构是放在“客观实在的体系性”中阐述的，社会革命是放在“作为质变的发展”中阐述的，而认识论则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展开的，等等。《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基本原则，就是把社会生活及其历史置于客观实在的领域，即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中加以考察，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以人类活动、社会生活过程作为出发点和中心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优越性”在于“对人类社会及社会实践的唯物主义解释”，“抛开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存在辩证唯物主义。两者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中是融为一体的”[34]，应该说，这一观点正确而深刻，体现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意义及其划时代贡献。

比东欧的南斯拉夫、民主德国晚了约20年，苏联学者开始全面反思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教学体系，重新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

1982年，《哲学问题》第12期发表编辑部文章，在苏联历史上首次提出，要从根本上反思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教学体系，认为这一体系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分开阐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把二者解释为两个独立的哲学学科，忘记了“二者的本质同一”。

1985年，格列察内、卡拉瓦耶夫、谢尔热托夫在《列宁格勒大学学报》第13期上发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同一》一文，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同一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整体与部分、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结构上的两个组成部分，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相互补充的特征；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本质统一，超出社会存在，就没有意识与存在的关系，唯物主义的辩证性质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形式中才成为可能，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辩证法的集中体现，而实践则是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整体化为统一的完整学说的哲学范畴；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不是结构上的统一，而是实质上的统一，是统一的有机整体，统一的科学体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学体系的根本缺陷在于，在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形成两个对象、两种“存在”、两种唯物主义以至两个学科，从而造成了“本体论断裂”。所以，必须“摒弃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图式”。

由此，苏联哲学界开始全面反思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教学体系，重新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在这个过程中，1989年，苏联出版了弗罗洛夫主编的《哲学导论》。

按照弗罗洛夫的观点，这部教科书之所以取名《哲学导论》，“当中蕴涵着特定的意义”：

一是“帮助那些学哲学的人，对哲学的问题和语言、哲学研究的手段和方法、概念和范畴，对哲学史和当代的哲学问题，有个初步的了解，从而使他们能在这纷繁复杂的事物中，独立地确定研究方向”[35]。

二是提高人们的理性思维素养，善于得心应手地运用概念“提出、论证或批判某些见解”，“看清变化和发展中的现实”。

三是“尽力揭示和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颖性和独创性，“也决不会抛弃以前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前社会思想和哲学思想的直接继续，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强大有力，就是因为它善于批判地改造和吸收世界哲学思想的优秀成果，“以往的杰出哲学家不仅是我们的先辈，而且也是我们的‘同代人’，因为我们可从他们那里学到许多东西，可以同他们进行平等的对话和辩论”[36]。

四是恢复唯物辩证法的本来面貌和应有作用，以批判的态度对待现实。唯物辩证法本来是对社会进行批判改造的武器，但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中变成了“毫无生命力的、单调乏味的死板公式”，变成了“掩盖现实生活的矛盾”，“为现存的那些远非理想的事物进行辩护和颂扬”的工具。因此，必须恢复唯物辩证法的批判性，以批判的态度对待现实，探索改造和发展现实的各种可能性。“只有在改造现实的过程中和在实践中，哲学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人类思维的现实性和威力方能显示出来。”[37]

从结构和主体上看，《哲学导论》彻底打破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分结构”，建构了以人类解放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哲学导论》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是研究和从理论上论证被奴役的人类的解放问题。马克思主义证明，消灭一切奴役制度，消灭人的屈辱、异化和不自由，是不可避免的。哲学通过探讨、分析和研究人类普遍的实践经验和人类普遍的精神经验这两个方面，而使历史进程的这个最崇高的目的得以实现。”[39]

《哲学导论》从三个方面展开了对人类解放这一主题的论证：一是沿着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的本质这些“根本性的经典问题”而展开，并认为“对根本性的经典问题的研究，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和本质”[40]；二是沿着“对共产主义的含义进行哲学论证”而展开，“把人的解放问题，改变为有关个人和社会沿着建立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的历史发展问题”，并认为“全面发展的人，这就是作为共产主义理想‘核心’而展现在马克思面前的理想的哲学形象”[41]；三是沿着人道主义的思路而展开，认为“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以往哲学的各种人道主义趋向，阐明了将人道主义理想付诸实现的途径、使人获得解放的途径和建设无愧于自由的人的社会的途径”[42]，所以，必须恢复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人道主义理想，以适应新的历史条件。

在《哲学导论》中，人的解放与人道主义是密切相关甚至融为一体的，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实现人类解放和马克思主义的最崇高的理想——人道主义具有相同的内涵。《哲学导论》力图把人道主义精神贯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建构一种苏联式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历史上看，从1953年斯大林逝世到1991年苏联解体，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演变的趋势，就是人道主义化。从1954～1955年讨论亚历山大诺夫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康斯坦丁诺夫的《历史唯物主义》，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个别观点进行反思，到认识论派与本体论派的论争，认识论派否定脱离人和人的活动的本体论，再到20世纪80年代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学体系进行全面反思，要求“摒弃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图式”；从苏共22大提出“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推动了斯大林去世后日渐抬头的人道主义思潮的发展，到1987年“哲学与生活”的讨论提出，“全部哲学都要把人视为社会进步的最终目的，视为最高的价值和一切事物的尺度，也就是说，要使哲学人道化”[43]，再到1987、1989～1991年“哲学是不是科学”的讨论提出，哲学不是科学，否定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进而否定哲学为政治合理性论证的可能性，苏联哲学中的人道化倾向一直艰难但顽强地不断表现出来，形成一种趋势。《哲学导论》就是这种哲学人道化的历史延伸和集中体现，标志着苏联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