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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导论（第1页）

哲学导论

［苏］弗罗洛夫贾泽林等译

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

总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宗旨和基本思想[1]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目的：实现人类解放

马克思（1818—1883年）在恩格斯（1820—1895年）参与下创立的哲学，是对上自古希腊下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欧洲哲学思想先哲们的许多杰出成果的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曾不止一次指出，费尔巴哈，特别是黑格尔，对他们的哲学观点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然而，马克思所创立的哲学又根本不同于传统的理论、体系和学说。这个差别就是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政治经济方面和科学—社会方面在内容上最密切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各个组成部分”的多方面的相互印证和普遍性基本上可以说明，为什么该学说在19至20世纪急剧变化的世界中，能够得到如此广泛的传播和发生如此重大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是研究和从理论上论证被奴役的人类的解放问题。马克思主义证明，消灭一切奴役制度，消灭人的屈辱、异化和不自由，是不可避免的。哲学通过探讨、分析和研究人类普遍的实践经验和人类普遍的精神经验这两个方面，而使历史进程的这个最崇高的目的得以实现。或者，正如马克思不止一次地谈到的下述思想：哲学研究是在从世界历史角度解释现实的水平上开始的。这种观点必然十分概括，十分抽象，而且绝非始终都和当下的实践任务有关。

对根本性的经典问题的研究，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和本质。这些问题都是围绕着人对世界和世界对人的关系、人们之间的关系和整个人的本性（或本质）而集中起来的。任何一种哲学的世界观“内核”都是如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系列更加具体性质的观念（关于历史的规律、关于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关于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等等），都要以解决这些问题为基础。而上述具体观念已经和经济学、历史科学，和政治、社会生活及文化中的实践行动纲领的制定，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从人类未来的发展前景看，从哲学上解决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并已消除了教条主义的和庸俗化的杂质和解释的最重大的世界观问题，将具有以往的历史时期所无法比拟的重大意义和积极作用。与此有关的是，曾被马克思称作“世界历史”任务，而今天则被称作全人类的、全世界范围的或全球性的任务，还刚刚被提到历史进程的首要地位（遗憾的是，即使如此，这些任务也多是以自我毁灭的威胁和危险的形式，即以“恶”的形式提出的）。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宗旨，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要解决真正的全人类的任务和世界历史任务。

早在创作活动一开始（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不久），马克思就已经意识到，他的使命是捍卫“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2]的利益。哲学应当服务于这个目的。作为黑格尔的信徒，马克思当时接受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许多观点，其中包括关于哲学在社会中的作用的观点。哲学——“自己时代的精神精华”——的使命是：将智慧和理性带给社会，以此促进社会历史的进步。但是，传统的哲学活动形式——大学的教学活动和撰写学术论文——不能使马克思感到满意。他决定从事哲学政论的写作工作。在《莱茵报》的短期工作（1842—1843年）——论出版自由和书报检查的文章、论等级选派代表制、论对农村贫民的压迫、论摩塞尔河谷农民的贫困状况和论官吏们的官僚政治等文章——使他遭致政府的迫害。马克思被迫放弃编辑职位，放弃在德国受检查的报刊里工作的希望。

马克思认为，他为解决实际问题而做的第一次尝试是失败的。他开始明白了，第一，国家（用黑格尔的话说，国家是理性的体现）为“享有特权的阶层的”利益所左右，绝没有心思认真听取哲学批判分析的呼声。第二，马克思得出结论，研究实际问题的水平本身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黑格尔的辩证法把这些问题的深刻原因和根源搁在一边，而马克思已经看到，这些根源在于人们的物质关系和经济关系。光有哲学分析是达不到这个水平的。第三，社会对《莱茵报》上发表的东西的反响，当然是非常有限的。

马克思后来的想法，看来是至关重要的。就在那时，即在40年代初，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马克思的同事和某种程度上的志同道合者们）开始积极反对一切宗教，特别是反对基督教的新教。年轻的激进分子把实行重大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于对无神论的宣传、对早期基督教史的研究、对宗教秘密和奇迹的揭露和关于基督的争论。然而，上述期望久久不能实现，时间逝去，而社会上并没有发生任何显著的变化。哲学启蒙运动在反对“麻醉人民的鸦片”上显得软弱无力；不论是官方的意识形态还是政治，全都依然故我。某些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如Б。鲍威尔）试图把对宗教的哲学批判失败的原因，归罪于“民众”的因循守旧、保守和愚昧无知。

马克思的探索则转向了另一个方面。从1842年起，他就开始研究对德国来说是新的社会运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了解法国和英国丰富多彩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传统，分析德国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首批发表的意见。在移居巴黎（1853年）后，马克思与秘密的“正义者同盟”建立了联系，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参加者。为什么马克思成了共产主义者？是什么东西把他这个来自另一种社会环境的人、一个著名的政论家和学者，吸引到了无产者即教育和文化水平极低的人们一边的？马克思对他那个时代的无产阶级所处的现实状况，从来没有熟视无睹。回忆一下他对来自50年代移民圈子的“蠢货们”的著名驳斥，也就够了。他们曾经问道，既然马克思本人不是工人，那么是谁给他权利代表无产者讲话。马克思回答说，这个权利是他自己取得的，统治阶级对他怀有的极大仇恨就是证明。“我从不奉承无产阶级”这句自豪的话令人信服地证明，马克思跻身无产阶级运动并非出于**或是贪图什么，而是出于对历史进程和自身的历史作用的深刻理解。

马克思把无产阶级看成是一个负有摧毁现存世界秩序使命的特殊阶级。无产者们为过于繁重的劳动、贫困、疾病和犯罪率上升所苦。正如后来恩格斯指出的，犯罪率上升是大工业发展和城市增多的必然结果。同上述状况作斗争是无产阶级的使命；消灭私有制则是通向解放之路。无产者在解放自己的同时，还要消灭对其他社会集团的压迫。因此，马克思把无产阶级视为哲学与之联盟即可完成自己使命的一种实践力量：“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3]（后面这句关于“德国人”的话，其含义是指：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一文中（这个提法即出自该文），马克思的论述主要是针对德国那种条件。）

马克思高度评价改造社会的乌托邦方案，但他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些方案的理论弱点，有时甚至看出了它们理论上的贫乏。乌托邦的作者们对未来面貌的描述，掺杂不少幻想的东西；这些描述缺乏严肃的历史根据，包含有古代基督教的宗教因素。这就阻碍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发展及其传播。因此，必须对共产主义的含义进行哲学论证。

为此目的，马克思最初（即在1843至1844年）认为，40年代德国哲学泰斗费尔巴哈的思想是适用的。对于马克思的哲学探索来说，费尔巴哈思想的意义在于，除唯物主义的一般观点以外，费尔巴哈还把人道主义（人是最高价值）传统，同从无神论角度对宗教幻想的否定、同给人的感情因素恢复名誉、同关于人与自然界和人与人的关系人道化的思想结合起来了。在40年代的德国，许多人都把费尔巴哈的“未来的哲学”，当成是重新认识世界和人的基础。关于人的解放和关于人实现其自然能力（“类本质”）的思想，看起来好像是革命的，而且没给现存的社会污垢、“恶”、人们的不幸和屈辱留下任何开脱的余地。1844年夏，马克思致信费尔巴哈，谈了对他的后期著作的一般评价：“在这些著作中，您……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下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概念，——如果不是社会的概念，那是什么呢！”[4]换言之，马克思把费尔巴哈对人和人们之间关系的解释，看成是对社会主义者们（傅立叶、圣西门、路易·布朗等）当作自己理想的那个社会的哲学描述。

把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的哲学基础同对共产主义学说的批判分析结合起来，这就是1844年马克思为使哲学和无产阶级结合起来所选择的道路。不过，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这一研究纲领却大大地扩展了。1844年前已经独立地接受共产主义和唯物主义，同时又对费尔巴哈哲学感兴趣的年轻的恩格斯的影响是其动因。然而，和马克思不同的是，1842至1844年生活在英国的恩格斯，已经十分熟悉有组织的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熟悉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最重要的是熟悉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英国伟人的政治经济学。在《德法年鉴》杂志上，和马克思的文章一起刊登了恩格斯论英国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作品（《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44）。恩格斯从无产阶级利益捍卫者的立场批判了这门科学。对马克思来说，这篇篇幅不大的文章开辟了一个新的知识领域；他认为，掌握这门知识对创立新的世界观是十分必要的。

于是，马克思在1844年的创作中，就把几个对创立统一的和完整的哲学世界观观念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结合起来了。马克思把对现实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同德国古典作品的哲学传统及对乌托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批判改造结合起来了。这样，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就成了欧洲最先进的社会思想。马克思自觉地确定了创立国际性的和世界历史性的学说这一目标。

马克思主要通过哲学分析，实现了制定完整世界观的首次尝试；其相应的成果恰好是哲学观念[5]。这个观念是在1844年夏创立的。遗憾的是，马克思的手稿直到1932年才发表，书名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是——人在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的异化思想和在共产主义未来的历史前景中克服异化的思想。

人的异化思想本身，早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就已经得到了深刻而详尽的分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高度评价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搞清人的异化问题上所做的工作，同时也揭示了他们的异化观念的严重缺点。在黑格尔那里，消灭人的异化被描述为由哲学家（作为普遍理性的化身）完成的纯精神活动。费尔巴哈把宗教异化看成是恶的根源；而马克思则公正地指出，宗教异化是异化的次要的和派生的形式。在马克思看来，人的任何异化，其基础和根本，都是经济异化或曰异化劳动。

劳动异化是一种根本的、基础的和深刻的社会关系。在异化条件下，不仅工人丧失了自己的人的本质和类生活——其他一切人，包括资本家，也都是异化了的人。

异化劳动和私有制的存在是同义的。私有制是经济生活的基础。这正是政治经济学家们视为“自然前提”而不予讨论的实际基础。

与异化相反的过程。是由人来占有自己的真正人的本质。马克思将该过程同社会改造、同“全人类的解放”、同以消灭异化劳动为基础的解放联系起来。“假定我们作为人进行生产。”[6]——马克思关于这种社会制度的论述之一就是这样开头的。假如人开始“作为人进行生产”，即不是被迫地，不是为了一块面包、金钱、市场、国家等，那将会怎样？在马克思看来，这就意味着，人身上最重要的东西即他的“类本质”，将得到自由发展。或者换言之，劳动将变成人自我发展的手段，变成人实现其最好的个性方面，变成异化世界中只有儿童游戏或创造性职业才有所体现的自由活动。

马克思是根据探讨异化过程的参数，来探讨人“占有”自身本质的特征，或曰变强制劳动为“人的”劳动的特征的：（1）根据劳动对象及其结果的占有；（2）根据占有或解放活动本身；（3）根据劳动者对一般“类本质”的占有；（4）根据人与人，即“我”与“你”在活动中的关系的和谐化。

可见，异化的消灭和变劳动为人的自由地自我实现意味着，人及其对自然界和其他人的关系的完全“颠倒”。马克思出于人道主义**，创作了一幅人的巨大图画，这个人是与自然界处在统一之中的、“按照任何一种的尺度”即依照自然界的规律改造着自然界的人。与外部自然界的和谐是在下述活动中实现的：人在这种活动中已经不是根据追求实利和掠夺自然界的规律，而是“按照美的规律”，实现自己的目的。人本身的内部自然界也要得到改造——代替受摧残的、异化了的和只求满足动物需要的人的，是其自然发展本身即为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和谐结果的人的出现。这就是说，迄今根本未在所有人身上实现的才能，如音乐感很强的“耳朵”、艺术鉴赏力高的“眼睛”等等，开始在一个人的身上迅速地发展。

与外部和内部自然处在和谐统一之中的全面发展的人，这就是作为共产主义理想“核心”，而展现在马克思面前的理想的哲学形象。马克思称这样的人是“完成了的自然主义”或“完成了的人道主义”。马克思认为，消灭私有制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但对人们占有人的本质来说，消灭私有制本身虽是必要的，但还不够。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的和基本的思想：实践是初始的和第一性的

关于异化的学说和关于人占有自己的本质即关于消除剥削人、奴役人的经济原因和可能性的学说，是创立完整世界观道路上迈出的一大步。然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描绘的未来前景和社会历史，却是概括的，是通过抽象的或形象的哲学形式加以描述的。也就是说，几乎没有探讨实践上的“通向未来之路”，而“摆脱过去之路”也始终没有得到说明，即没有说明异化劳动的原因、机制和根源。结果，没能给通过“完整的人”的哲学画面而明确和充分地确定的理想的实际实现，提供真正的科学基础，即没能认清怎样才能达到这些理想。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在制定和论证新的哲学世界观的过程中获得的。

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有哪些重大的创新？正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多次解释的那样，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都是局限于确认人及其实践和认识活动对自然界的依赖性。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以自然界为生”，所以人不是“纯粹自我意识”或“精神”的中立的载体。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不止一次地重复关于人的社会（社会性）本质的思想。这一思想的发展确定了马克思改造唯物主义的方向。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里就曾肯定过，使人的本质得以显露的人的生活，首先具有实践的性质。人不单纯“处在”自然界之中，他还以实践的方式改造和改变着自然界。正如我们记得的那样，马克思早在这之前就得出了结论：劳动活动对个人来说是类活动，即是真正人的活动。在异化社会里，这种活动被歪曲、颠倒和丑化了。异化劳动是对人的本质的诅咒，是人的本质的丧失。因此哲学家们——不论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始终觉得，只有属于创造和文化的最高形式的精神因素，才是人身上的真正人的东西。而人们的实践生活则被看作是一种卑污的、反人性的和与理性及最崇高的哲学价值敌对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