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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辩证法大纲（第2页）

如上所述，唯物辩证法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需要而被创造出来并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因而它具有阶级性；另一方面，它又是各门科学成果的总结和概括，因而它又具有科学性。那么，这两方面的关系怎样呢？

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一切哲学都是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的理论表现，都有阶级性。不具有阶级性的哲学是没有的。但是，阶级性的具体内容是各不相同的：有革命阶级的阶级性，有反动阶级的阶级性。一般说来，历史上处在进步地位的阶级、要求革命的阶级，由于本身的利益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有不同程度的一致性，对正确地认识客观现实有所关心，因而表现它们的根本利益的哲学也就具有不同程度的科学性。但是，除了无产阶级以外，所有曾经在历史上代表过进步的生产方式的阶级都是剥削阶级，它们即令在最进步的时候，也不得不努力论证剥削的合理性和阶级社会的永恒性（虽然它们可以猛烈地攻击某一种具体的剥削形式和具体的阶级关系），因而至少在这一点上它们就不敢揭示客观真理。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以前一切代表进步阶级利益的哲学至多只能在某些方面具有某种程度的科学性，而决不可能成为完全科学的哲学。至于历史上的反动阶级，由于本身的利益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根本抵触，它们害怕真理，不敢对科学成果和事实材料作出科学的概括，这就决定了代表它们的利益的哲学必然是反科学的谬论。这两种情况都表明，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说来，阶级性和科学性之间确实是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的。

但是，对于唯物辩证法说来，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从唯物辩证法的阶级性方面看，它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的理论表现。但是，无产阶级不是任何别的阶级，而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最进步最革命的阶级。它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它只有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才能解放自己；它在斗争中只会失去一副锁链，而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它的根本利益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完全一致，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根本一致；它要彻底地改造世界，就必须正确地认识世界。这就决定了它不仅不需要隐瞒任何事实真相，而且恰恰必须彻底揭示客观真理。因此，作为无产阶级根本利益之表现的唯物辩证法，必然要正确地概括各门科学成就，以便使自己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否则它就不能充当革命斗争中的精神武器。可见，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即彻底的革命性）不但没有妨碍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性，而且恰恰是使唯物辩证法具有高度科学性的根本保证。

从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性方面看，它是各门科学成果的概括和总结，它正确地反映了世界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然而这些规律所表明的不是别的，正是世界发展的革命进程。正如恩格斯所说：“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11]“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12]或者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3]。因此，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性，正好决定了它具有彻底革命的内容。

由此可见，正因为唯物辩证法是具有彻底革命性的无产阶级的哲学（而不是任何别的阶级的哲学），所以它才能够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同样，也正因为唯物辩证法是正确反映世界最一般发展规律的科学的哲学（而不是歪曲世界本来面貌的非科学的哲学），所以它才能够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在唯物辩证法中，阶级性和科学性是完全统一的。正如列宁所说：“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是偶然地结合起来（即不仅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14]

三、唯物辩证法创立的过程

辩证的唯物的自然观的形成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是当时德国政治革命的领导者，他们的哲学实践的活动，首先是从政治实践的领域、社会历史的领域中开始的，就是说，他们的哲学活动和政治活动是结合在一起的。他们的哲学活动的路线，可以从他们在1842年以后若干年的著作中看出来。但是他们是以什么哲学观点和方法进行活动的呢？这是应当加以说明的。

根据恩格斯所写的《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以及其他许多著作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自从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论的影响成为唯物论者以后，他们的唯物论是辩证法的。因为费尔巴哈否认黑格尔的唯心论，就连他的辩证法也完全抛弃了，为了倒脏水把婴儿也倒掉了。在这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同意过费尔巴哈那种简单的、粗陋的否定一切的做法，他们救出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恩格斯在1885年追述这段历史时指出：“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15]由此可见，恩格斯所说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是辩证法的，即是辩证的唯物的自然观。

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所有的唯物论和唯心论的自然观都是形而上学的。根据恩格斯的说明，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论主要是机械唯物论，它含有两个局限性：第一，在当时的自然科学中，只有固体力学达到了比较完善的地步；化学还在比较幼稚的状态，还信奉燃素说；生物学还处在襁褓之中，对于动植物的有机体还只作过极粗浅的研究，当时人们还用纯粹的机械的因素加以解释。这样，十八世纪唯物论者就专用力学的尺度来说明自然界中的化学和有机体的过程，这就构成了这种唯物论在当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第二，十八世纪唯物论者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不断发展中的物质。这是跟当时的自然科学水平以及与自然科学相联系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相一致的。他们当时也曾知道自然界是处在永久的运动之中，但是他们却把这种运动理解为永远停留在同一水平、导致同一的结果的循环运动。这就是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十八世纪法国唯物论的这种局限性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16]

自然观方面的这种局限性甚至在辩证法家黑格尔那里也是有的。因为黑格尔把自然界看作是观念的外化，认为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发展，只是在空间上展开自己的多样性，这种自然观仍然是形而上学的。

19世纪40年代前后，费尔巴哈在反对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的斗争中，发表了唯物论的自然观。但是这种自然观仍然是形而上学的，因为他长期隐居在穷乡僻壤，不能够摄取当时自然科学所提供的关于自然界辩证法的丰富资料，来充实他的唯物论的内容，仍然因袭了法国唯物论者关于自然的见解，不能在十八世纪法国唯物论的基础上前进一步。这正是费尔巴哈唯物论的严重缺陷。

在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上，从18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40年代，自然科学已经由搜集材料的阶段进到整理材料的阶段，建立了一些以研究发展过程为特点的实证的自然科学，如地质学、胚胎学、动植物生理学与有机化学等，并且细胞学说（1839—1840）与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1842）也已被发现了。这些自然科学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并且与日俱增的材料，证明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都是辩证式地发展着，而不是按照形而上学式地发展着的。所以恩格斯说：“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从这些成就看来，自然界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天体和在适宜条件下存在于天体上的有机物种一样是有生有灭的；至于循环，即使它能够存在，也具有无限加大的规模。在这两种情况下，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17]由此可见，根据恩格斯的追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2—1846年创立唯物辩证法的过程中，根据当时自然科学提供的资料，首先形成了辩证的唯物的自然观。这种辩证的唯物自然观的形成就表明着自然观的革命变革的开始。但是恩格斯接着说：“当自然观的这种变革只能随着研究工作提供相应的实证的认识材料而实现的时候，一些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已经老早就发生了。”[18]这就是说，自然观方面的革命的开始虽然先于历史观方面的革命，但自然观方面的革命的完成却在历史观方面的革命之后。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要完成一个辩证唯物的自然观的严密体系，需要大量的实证科学的材料，而这种材料只是在后来才逐步地充实起来的。到恩格斯在马克思的支持下写作《自然辩证法》的时候，唯物辩证法的自然观的体系才最终完成。

列宁说：“马克思认识到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不完备性和片面性，因此确信必须‘使社会科学适合于唯物主义的基础，并根据这个基础加以改造’。”[19]又说：“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使它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20]

以下，我们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

唯物史观创立的过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订**作（1844年8月）以前，他们的哲学活动是沿着政治活动的方向前进的。他们所采取的途径虽然不同，而所得的结论却是一致的。

1842年马克思在《德法年鉴》和《莱茵报》上所发表的各种政治论文，主要的是反对普鲁士和整个德国的那种精神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反动统治。例如，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等论文中，马克思反对专制的书报检查法，反对反动派对于人民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压迫；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一文中，他分析了德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以及普鲁士专制国家的作用，揭露了反动的省议会的等级局限性和它对封建贵族的屈从态度；在《关于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等论文中，马克思研究了所谓“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的情况，站在政治上、经济上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立场，为他们的物质利益进行辩护。

马克思在《莱茵报》期间，感到对于经济问题和社会主义问题研究的迫切需要，所以在1843年3月被迫退出《莱茵报》以后，就到布鲁塞尔和巴黎着手研究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和法国革命史等。同时，他和法国的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德国秘密团体“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以及许多法国工人秘密组织的领袖们建立了联系，经常出席德法两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集会，并和当时的许多进步人士结识，就许多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与他们交换了意见。马克思根据这一段期间理论研究的收获和实践活动的经验，写成了《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发表在他所主编的《德法年鉴》上。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提出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根本区别，“政治解放”是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人类解放”则是指推翻人类所受的一切社会压迫和政治压迫的社会主义革命。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了无产阶级是实现人类解放的主要社会力量，并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他说：“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21]又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22]“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3]从上面这些论文来看，马克思在这个时候已经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家了。特别值得我们着重注意的是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代初步发现了唯物史观，并描绘出这一历史观的轮廓。他追述研究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一著作的情况时说：“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24]

恩格斯在同一期间，沿着和马克思不同的途径也达到了和马克思上述的结论相同的结论，这可以从恩格斯发表的一系列的政治论文中看出来。他最初发表的两篇论文是《乌培河谷来信》和《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前者揭露了德国资产阶级和僧侣的蒙昧和伪善，揭露了工人和手工业者惨遭剥削的贫困生活；后者展开了对反动的普鲁士国家制度的斗争，同时还尖锐地抨击了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所鼓吹的“基督教德意志国家”的思想。1843年11月，他到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的曼彻斯特以后，一方面研究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的社会主义，同时又通过访问工厂和工人区，参加各种群众大会和工人集会，了解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了解工人的斗争和宪章运动，从而也了解了英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并结识了宪章运动的革命活动家；在伦敦时，还与“正义者同盟”的领袖建立了联系。这些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的成果，表现在那个时期的许多著作中。在《国内危机》、《各个政党的立场》等文中，他评述了英国的政治斗争，揭露了各个政党的阶级性。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他分析了大工业的发展愈益使工人陷于贫困，分析了工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指出工人阶级的宪章运动能够获得成功。在《伦敦来信》中，他分析了英国复杂的阶级斗争的情况，描写了工人的斗争以及英国的宪章派和社会主义者的活动，指出无产阶级不仅是贫穷受苦的阶级，而且是最进步最有前途的阶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一经济学著作中，恩格斯以社会主义的观点，批判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奠定了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同时也奠定了从被剥削被压迫群众的立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在几篇关于英国状况的文章中，恩格斯分析了英国的产业革命及其所引起的社会变化和政治变化，批判了英国的政治制度，揭露了英国宪法的虚伪性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阶级本质。恩格斯后来在谈到他研究英国经济和英国阶级斗争对于他的观点的形成的影响时说：“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由产生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他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25]

恩格斯的这一段话和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代作的结论大体上是一致的。但是恩格斯十分谦逊，他把唯物史观的发现归功于马克思，而认为他自己只作了很少的贡献。

马克思和恩格斯订**作以后，两人在1845年写了《神圣家族》一书。在这部书中，已提到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提到了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提到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这些都是历史唯物论的最基本的原理。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唯物史观学说的展开，详见于他们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在这部著作中，他们提出了并论证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的原理；指出了生产方式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最一般的客观规律，并简要地分析了顺次转变的各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特点。在分析历史发展最一般的规律时，阐明了各个时代的政治的思想的上层建筑由各该时代的经济基础所规定的原理，揭露了国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权力工具，因而指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在这部著作中，他们着重地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夺取政权，在这些论证中已经包含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萌芽，并且他们还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和从前一切革命的根本差别：从前的一切革命都是用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而无产阶级革命是要根绝一切剥削制度，并且消灭无产阶级本身。他们在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时着重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建立社会的新基础。”[26]

从以上的简述来看，我们可以知道关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已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全展开了，至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论述的唯物史观的一般原理，可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及其以后的许多著作中所表述的关于历史理论的总结论。

以上，我们叙述了唯物史观创立的过程。唯物史观的创立，开辟了历史科学的新纪元，它是人类科学思想中的最伟大的成果。

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哲学革命的实现

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科学领域中，存在着两个主要的缺点：第一，从前的一切历史理论，只是从人们的思想动机来考察历史的动力，不能认识社会的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是它的根源，也不能掌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第二，从前的一切历史理论，把历史的动力归因于伟大人物的伟大意志、伟大精神，因此把历史描写为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历史，而与广大的人民群众全无关系。因此，它们至多只是搜集了片断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但总起来说，这种理论把历史现象看作是极端复杂混乱的东西，一切都由偶然性支配着，没有什么联系，没有什么必然性和规律性。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没有真正的历史科学。只有到了十九世纪上半期，大工业的生产发展了起来，资本主义社会暴露了它本身的矛盾（主要是劳资矛盾）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考察了历史领域中的新事变，创立了科学的历史观——唯物史观的时候，情况才起了根本的变化。唯物史观的创立，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历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和这些条件的变更，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即将一切社会矛盾归结为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一切思想和趋向的根源。唯物史观也指出了历史是人民群众自己所创造的，并揭示了以科学态度来研究历史的途径，即把历史当作一个虽然复杂矛盾但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这样一来，就把唯心论从它最后的隐藏所——社会历史领域中驱逐出去了。唯物史观的创立，实现了社会历史研究领域中的革命变革。

唯物史观阐明了历史发展的最一般规律、阶级斗争的规律、由一种社会形态顺次转变到比较高级的社会形态的规律。马克思应用唯物史观的原理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发现了剩余价值（初次发表于《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中），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代替的规律。由于有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两大发现，社会主义便由空想变成了科学。由于哲学（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部分的有机统一，便形成了伟大的、划时代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它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行动的指南。

总体框架

第一篇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武器

前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一科学和彻底革命的哲学

第一章哲学的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

第一节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

划分哲学上两大党派的唯一标准唯物论的根本论纲唯心论的根本论纲二元论和折衷论

第二节唯物论与唯心论两军对战的社会阶级根源和认识论根源

唯物论与唯心论对立的社会阶级的根源唯物论与唯心论对立的认识论的根源唯物论与科学联盟唯心论与宗教联盟

第二章哲学的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