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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第1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

辛敬良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总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1]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心的中心问题是人和物（外部世界）的关系。在实践基础上去把握人和物的关系，去理解人和物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以往哲学的显著特征。尽管旧唯物主义也强调人和物的统一，但只是归结于没有分化的纯自然的统一，这是最低层次的统一。只有在人类实践基础上分化为自然和社会以后，才产生意义深刻的统一。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强调自己的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批评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古代哲学解释自然，中世纪哲学解释上帝，近代哲学解释理性和人性。谁是谁非？马克思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实际上，人的理性并不具有解释一切的绝对权威，理性要想超越现实必须依赖实践。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内，其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3]。马克思强调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改变事物的现状。虽然，自然界先于人类而存在，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归根到底是属于自然的，这是一切唯物主义共同的基本前提，马克思主义当然不否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和一般唯物主义的共同前提。然而，时间上的先在，并不就是逻辑的起点。作为理论形态的哲学，其逻辑起点，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而是由人的活动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即人的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实践。人的感觉和思维及其形式，都是人的实践的产物。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才产生出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才会有以研究这种关系为主题的哲学。物质无疑是物理学和机械唯物主义哲学的最基本范畴，但是离开实践就不能确证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也不能阐明人的物质性——实践的存在物。马克思之所以强调要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其意正在于此。

事实上，早在马克思以前，哲学研究的主题就已经从自然本体论转到了认识论，提出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经验论与唯理论之争正是围绕着主客体关系问题展开的。前者只承认感性知识的实在性，实际上只承认客体的实在性；后者只承认理性知识的实在性，实际上只承认主体思维的实在性；彼此各执一端，否认对方的实在性而互相对立着，以至于在大量科学知识已经实际存在的情况下，仍然提出“科学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实质上就是主客体如何统一的问题。

从康德开始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正是在这一理论背景下兴起的。康德认为，科学知识既来源于客体，又来源于主体，两者都是实在的。但是，他强调“物自体”所提供的只是个别性的杂乱无章的感性经验，不能构成科学知识，必须由主体提供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性范畴，将它们综合起来，才能构成科学知识。所以，主体不是白板一块，认识不是简单的直观，离开主体的能动性，知识就不可能发生和形成，主客体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这是非常重要的思想，可惜他不懂得实践的真正意义，结果并没有使两者统一起来。费希特进一步发展了主体能动性的思想，直截了当地提出“自我”创造“非”我。值得注意的是他将实践的概念引进认识论，强调主体在活动中创造出客体，然后又通过重新占有自己的创造物而回到自身。他把主客体看作是在实践中不断生成和互相转化的，从而深化了主体能动性的原理。谢林用客观唯心主义取代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认为主体和客体都只是相对的，两者都来源于绝对精神，都是绝对精神的相对形态。在绝对精神那里，两者是“无差别地同一”，即绝对的同一。这样一来，他就取消了主客体的差别，从而也否定了主客体的辩证关系。这一缺陷，后来被黑格尔所克服。黑格尔集德国古典哲学之大成，继承和发展了自康德以来关于主体能动性的思想。他辩证地解释实践以及实践和理论的关系，制定了辩证唯心主义的主客体统一的理论。这一理论首先确立统摄自然和精神于自身的独立的精神实体——绝对精神。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实体）。然后，主体能动地实践其自身为自然界，这是主体的外在化或异在形式。进而又扬弃自然界，绝对主体又重新回归自身，从而实现了主客体的统一。这种统一不是主观的、直接的统一，而是表现为间接的、能动的、相互转化的过程。他正确地提出：人为了自己的需要，通过实践和外部自然界发生关系，他借助自然界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征服自然界，同时起着中间人的作用。这实际上已把唯心主义推进到新唯物主义的“前夜”。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正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扬弃，贯彻于《提纲》始终的是主体能动性，即实践性的原则。长时期来，这个重要原则却被人们忽视了。这样强调“实践”，是否会导致以实践代替物质？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事实上从物质出发并不能使唯物主义贯彻到底，旧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陷入唯心主义，早就证明这一点。“实践的唯物主义”含义十分明确，即以实践为特征的唯物主义。它既继承了唯物主义的传统，又超越了以往的唯物主义，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把唯物主义哲学提高到新的阶段。列宁指出：“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满的‘定义’中去。”[4]毛泽东写的《实践论》连“唯物”两字都不提，谁人说它背离了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统一的整体，这似乎没有人反对。但是，现行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模式，无论从形式和内容上来看，都很难说得上是统一的。人们通常都根据《反杜林论》和《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来阐述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依据《〈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来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自从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发表以后，这一哲学模式很快就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按他的说法，将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这样似乎把两大块统一起来了。其实不然，根据“推广应用说”，势必要承认马克思先创立好辩证唯物主义，然后再去推广应用于社会生活，才产生历史唯物主义的。众所周知，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形成的历史，事实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同时产生和形成的。不仅如此，马克思在实现哲学革命的过程中，主要精力恰恰是放在创立唯物史观上，这从恩格斯强调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一生两大发现之一的说法中得到证明。

事实上，在马克思以前，无论唯物主义或辩证法，都早已存在。为什么不能把两者结合起来，创立辩证唯物主义，然后推广应用于历史而产生历史唯物主义？难道是哲学家们的偶然疏忽吗？当然不是。这恰恰说明，辩证唯物主义不就是费尔巴哈的“基本内核”和黑格尔的“合理内核”机械相加，历史唯物主义也不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推广应用”，事情没有这样简单。“推广应用”说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形成的历史事实，而且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统一的整体，甚至在形式上也没有统一起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统一的真正基础是科学的实践观。离开实践，两者是无法统一起来的。只有实践的唯物主义，才能既是辩证的又是历史的唯物主义。

虽然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早已论述过“实践”范畴。如康德把实践理解为伦理道德范畴；费尔巴哈将实践看作是人的利己主义活动；黑格尔把实践作为绝对主体活动过程中的不可缺少的环节；等等。他们都没有科学地理解实践。马克思把实践规定为人的现实的、感性的活动，主客体互相交融的活动，是主体见之于客体的东西。实践是联结主客体的中介和基础，它体现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只有这样的“实践”，才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组成部分，只有在这一实践观的基础上，才能构成有机的统一整体。因此，与其称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还不如恢复它自己的称谓——“实践的唯物主义”好。

实践的唯物主义强调哲学的任务在于改变世界，同时又指出人必须对实践的结果进行自觉的控制，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实践决不是不顾一切的蛮干。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分析了实践本身具有积极和消极二重性。从积极的方面看，实践是人自我肯定的本质力量，它表现为人对外部世界的改造和超越，表现人的自我创造和自我超越——自觉的能动性。从消极方面看，实践导致人的自我异化。尤其在私有制和旧式分工的条件下（私有制和旧式分工也是实践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实践成为否定人的异己力量，它使创造变为破坏，使超越变为沦落。这种情况的出现，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是不可避免的。人类必须通过不断的历史的实践，最终才能使自己“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同时“成为自己社会关系的主人”，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即人对自己的实践结果进行自觉的控制。实践的唯物主义所表达的正是主客体相互作用中主体自我控制的精神，它是当今时代精神的精华。

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5]根据这一思想，哲学也是历史的科学，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特殊历史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能例外，它并不是已经完成了的终极真理，只是为认识真理开辟道路。事实上，迄今为止，人类所发现的一切规律，都是在各个特定历史阶段上认识到的规律，都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得到证明的规律。换言之，都是历史的规律。如果说，以往的哲学家都力求建立一个绝对真理的体系，譬如黑格尔就是这样，他把自己的哲学看作是全部真理的终结；那么，与之相反，对于实践的唯物主义来说，思维和存在的统一只能是在实践基础上具体历史的统一，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统一。因此，一切真理都是具体的、相对的，不可能是终极的、绝对的。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没有过时，丝毫也没有企求垄断真理和封闭认识真理道路的意思。马克思主义哲学永远是开放的，它和一切“宗派主义”和“独断论”都是不相容的。

哲学不是直接研究自然和社会本身的规律的，而是研究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自然和社会的关系，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及其矛盾运动的规律的。自然和社会只有作为与思维相对应的存在范畴时，才成为哲学范畴。直接揭示自然、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各种实证科学的任务，非哲学所能承担得了的。事实上，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揭示、说明自然和社会规律的功能，早已由精确得多的具体科学所承担了，哲学已经从自己力所不能及的领域里退出。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不断吸取和概括实证科学的新成果，首先是自然科学的新成果。但是，这种吸取和概括决不应是将实证科学的知识、概念、范畴直接移入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年代，已经发现原子、细胞等等，他们并没有将这些知识概念、范畴直接移入哲学。列宁也没有将电子、能量等概念直接移入哲学，相反地，他批判用这些概念来篡改哲学的“物质”概念。企图使哲学自然科学化或实证科学化的要求和做法，并不能使哲学现代化；相反，这样做只是在新形式下恢复哲学是“科学之王”。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唯物史观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他批评费尔巴哈把实践只是理解为“卑污的犹太人活动”，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活动的意义。这种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单个人的直观，不理解人的本质并非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强调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等等。所有这些观点，都是从唯物史观的高度上提出的。

自然科学的发展对哲学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恩格斯说：“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但是，不能由此就认为哲学的发展纯粹取决于自然科学。恩格斯紧接着上述这段话写道：“自从历史也被唯物主义地解释的时候起，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6]正是唯物史观的创立，导致旧哲学体系的根本变革，它揭示出哲学生长和发展的真正根源，是各个时代人们的社会实践，这同马克思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在马克思看来，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是双重的。一是实践的关系，即人对世界的改造，从物质上占有世界；二是理论关系，即认识世界，从思想上占有世界。前者是基本的和首要的关系。在实践活动中，一方面，人不能违反对象的尺度，必须以它为前提，另一方面，人又不是全部和无条件地接受对象的尺度，而是通过自身内在的尺度去把握和接受对象的尺度，达到改造对象之目的。实践是人作为自然的存在物和自觉的社会存在物统一的确证，它体现了自然尺度和社会历史尺度的统一。它首先是人类改造世界、创造历史的活动，是社会历史的范畴，然后才是认识论的范畴。因此，就不能将实践唯物主义的含义局限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上，它是包括历史观和自然观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其立足点则是唯物史观。恩格斯不仅指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两个伟大发现之—，而且一再称唯物史观是新的世界观，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以往旧哲学的主要标志，正是说明了这一点。

先从认识论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不是脱离人的历史的实践活动去考察认识问题的。虽然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是进行正确认识的前提，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前提上，那就不会有认识的发生和发展。拿人类对物质的认识来说，从古代朴素的物质观到近代机械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再到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的发展，始终是以人类历史的实践为基础的。离开这种历史的实践，就没有人对物质认识的历史。离开唯物史观的物质观，必然是抽象、空洞和贫乏的。诚然，反映论无疑是一般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前提，但是，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仅仅归结为反映论，那就把认识过程看成只是客体决定主体的单向过程，而不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仍然没有阐明它和一般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否定反映论，又不停留在反映论上，它的认识论是实践论，把实践看作是认识的出发点和归宿。实践论并没有背离反映论，相反地正是发展了反映论。事实表明，人类创造历史活动和认识活动是同时开始、平行发展的，实践则贯彻于历史和认识的始终，它是打开历史大门和认识大门的同一把钥匙，历史观和认识论同样古老。

认识活动中的主体和客体，实际上也就是历史活动中的主体和客体，两者都是在人类历史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并随着历史的实践的发展而变化的。历史发展到什么水平，人的认识也就发展到什么水平。人类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矛盾，只能在历史发展的无限系列中不断求得解决。人对世界的认识不是单纯取决于感觉器官，更重要的决定于“以社会这种形式形成社会的器官”[7]。基本粒子不是由德谟克利特、亚里士多德、狄德罗、牛顿等人发现，并非因为他们的感觉器官不完善或大脑结构不如现代人。爱因斯坦、玻尔等人之所以能作出划时代的发现，也并非由于他们的感觉器官和大脑结构特别完善，根本原因是现代人比古人和近代人有着更完备发达的社会器官。毛泽东的《实践论》开首第一句话是：“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8]，正是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观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离开唯物史观的自然观，只是空洞的抽象。虽然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是不容怀疑的，即使经过人类活动改变过的自然界，也是客观实在的，人服从于自身固有的规律，它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是，承认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和它的固有规律性，并没有阐明人和自然界的现实关系。事实上，从人类产生以后，自然界便成为人的生活环境，人的劳动对象、认识对象和审美对象，它作为对象化的存在物，进入了社会历史过程，从而具有社会历史性。这也是一种客观实在性。实践体现出人既依赖于自然，又超越自然支配自然。它将潜藏于自然中的对人的各种有用性不断开发出来，使自然界不断人化。所有这些，离开唯物史观是无法阐明的。马克思指出：“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9]他批评费尔巴哈看不到周围的物质世界是随着人的实践活动而不断改变的，自然界决不是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它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人活动的结果。在工业中向来就有“人和自然的统一性”，而且这种统一性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快或慢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像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一样。不难看出，马克思不是简单地承认自然界的物质性就了事，而是从人的实践和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认识和把握自然的。

对于思维运动的考察，同样不能脱离唯物史观。恩格斯指出：“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10]这正是强调人的思维离不开人创造历史的社会实践。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对人的思维工具、图式、认识结构作了具体的考察和描述，既区别于经验论又区别于先验论，深化了关于主体能动性的思想，对研究主体性原则很有启示。但是，仅仅局限于心理机制上的考察是不够的，应当从更宽广的社会基础上进行探索和研究。实际上，人的思维工具有相对的稳固性，它渗透于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人们的心理中，形成一种社会性和习惯性的思维规范、规则、程序，即形成一定的思维模式，成为人们思维活动的框架。不仅是思维的内容，它的形式也是人类历史实践的结果。拿感觉来说，它是思维的门户，感官本身就是历史地形成的，是历史的产物。社会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人的感觉，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再美好的音乐也是不存在的。在私有制条件下，人的一切感觉都被“拥有”的感觉所代替，只有当我“拥有”它，它才是我的感觉对象。我有多少钱和财产，我的眼睛就看到多远，我的耳朵就听到多大范围内的声音。穷苦人连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感觉。这是立足于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全新的感觉论。概念、范畴等思维形式，更是在长期历史实践中产生和形成的。列宁指出，只有通过人们亿万次的实践活动，人的意识重复各种不同的“逻辑的格”，才获得公理的意“义”。不仅如此，任何一种思维方式实际上也都是历史的产物，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的。各个时代人们思维方式的变革总是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密切相联系着的。

总而言之，只有立足于唯物史观，才能达到自然、社会、人三位一体，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组成部分有机地统一起来，构成完整的世界观。在这个哲学体系中，作为主体的人居于中心的地位，它不是消极地听命于自然界和社会的支配，而是把自然和社会作为自身活动的条件和对象，能动地改造自然和社会，同时改造自身。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以人的活动为中心的主客体统一的哲学。

哲学只有关心人的问题，并以人为本位，人们才会关心哲学。长时期以来，在我们的哲学书刊中，虽然不是没有讲人，但主要倾向是将人置于消极服从外部世界的地位。与此同时，在宣传教育中又不断向人们灌输“听话”、做“驯服工具”等思想，严重地压抑着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出现像“**”这样的谬误，虽然有许多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但人的主体性长期受压抑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原因。根据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不能只限于物（客体），必须重视人（主体）自身的现代化。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实现“物”的现代化并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的目的是为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实现人类的真正解放。

三、实践唯物主义的本性和功能

实践的唯物主义是对旧唯物主义的扬弃。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揭露旧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或前提是唯客观主义或纯客观主义，它对事物“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11]，完全撇开人的主观能动性，站在人自身活动之外，纯客观地去解释世界。与此相反，唯心主义则从人的主观出发，纯主观地解释描绘以致虚构世界，抽象地肯定和发展人的主观能动性。两者虽然各有一定的真理性，却都人为地割裂了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联系，各持一端，因而都是片面的。马克思提出实践范畴来统一主观性和客观性，以克服上述的片面性。他把实践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进而明确地说，是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这就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与此同时，他又确认实践是人的现实的“客观活动”，以区别于唯心主义的抽象的能动性。可见实践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这样，实践的唯物主义就扬弃了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僵硬对立。马克思指出，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能动和受动，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从而不再作为这样的对立而存在。“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12]旧唯物主义及唯心主义显然不能解决这个任务，因为它只是这样或那样地解释思维和存在的统一，即仅仅当作理论的任务。只有立足于实践的基础上，才能全面地揭示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并指导人们现实地达到思维和存在的具体历史的统一。

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都以探索万事万物的本原为目标，并为此而进行追根究底的思考，力求对世界本原（包括宇宙、社会和人自身存在的本质）作出终极性的解释。尽管每个哲学家都认为自己的哲学已经完成了追根究底，达到了终极真理。然而，后人的哲学却总是否定前人的哲学，由此表现为哲学理论的不断更新。实践的唯物主义跳出这种无休止地追根究底思考的困境，从人的实践出发并以实践为归宿来规定哲学研究的对象，这就是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即在人类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思维和存在等关系。实践的唯物主义的任务，就是以理论思维的形式全面地把握这些关系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指导人们在实践中达到具体历史的统一。这样就打破了旧哲学的封闭体系，将它变成开放的。

实践的唯物主义不企求自己成为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在生产极不发达的古代，人们凭着直观经验去认识世界，不可能形成系统精确的理论，“精确的自然研究只是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的希腊人那里才开始”[13]。这种情况下，哲学思考是人们解释世界的主要方式，它就成为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随着近代工业的兴起，产生出各种严密精确的可供实用的科学知识，这些实证科学远比哲学切实可靠地说明了许多自然现象。如果说，在科学不够发达的情况下，哲学尚能凌驾于各门科学之上，以“科学的科学”自居，用幻想虚构的联系解释科学还未探明的真实联系；那么，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自然界各种现象之间的真实联系逐一被揭示出来以后，哲学就再也不能以“科学的科学”自居了。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巨大的流产”，就是证明。哲学原先那种解释世界的功能，已被各门实证科学所取代，它不断地从自己力所不及的领域中退出，只剩下了作为思维方式、方法和规范的功能。

与以往的哲学不同，实践的唯物主义不是把世界当作与人的活动无关的纯客观的实在，而是把它作为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来把握。这个世界是属于人的，即人生活着的世界，它是按照人的实践活动水平而存在和变化发展的。从而，实践的唯物主义提供的是人们实践能力所达到的现实世界的一般图景，不是无限宇宙的终极的图景，所以是历史的、相对的。事实上，任何一种哲学企图完成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任务，都是不可能的，这种要求本身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一切哲学都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都是历史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同样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是人类哲学发展史上的一种哲学，从而也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只有承认这种历史局限性，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穷尽了一切的终极真理，那就谈不上发展了。正因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扬弃了作为终极真理的奢求，所以才富有生命力。

实践的唯物主义不是把实践理解为康德式的道德活动，也不是费尔巴哈式的谋取私利的活动。实践的真实内容是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现实活动，是体现无产阶级实际利益的活动。实践的唯物主义不是从抽象的实践概念出发去构造理论体系，相反地，是从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具体实践出发去把握自己生活的现实世界及其运动规律，去争取自身的解放。无产阶级的实践活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依托的实体，马克思说：“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14]在这个意义上说，实践的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又是无产阶级的价值体系。它不是纯客观地“公允”地解释世界，而是体现认识和价值的统一、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