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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种范式（第1页）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种范式

前面我们已多次提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范式的演变，但尚未对这一问题进行较为详细的考察。我们这里试图对半个多世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流变或演变进行一番较为深入的考察。这一考察包含两项任务，一是对这一演变过程作一直观的描述；另一则是进一步对这一演变的逻辑或必然性作一分析。这一分析又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从哲学思维方式或思维范式演变的内在逻辑方面看；二是从哲学思维范式与社会生活方式或人类实践方式的匹配性关联方面看。

1。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范式演变的轨迹

我们先从直观地描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半个多世纪来的形态演变开始。

一般而言，我们可以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半个多世纪来形态变化的历史，描述成一个从理论哲学的本体论或实体性哲学思维范式到认识论或主体性哲学思维范式再到人类学或实践哲学思维范式的演变过程。下面我们对各个流变阶段的主要特征进行简要的描述。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种存在形态是本体论思维范式的哲学或曰实体性哲学。这种哲学形态主要存在于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年代，当以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为其典型代表。这一哲学的最突出特征是对人的能动性或主体性的抹煞，而表现方式则是将人类历史或社会生活自然化，也就是说，表现为抹平自然观与历史观的区别，把历史观化归为自然观之推广或扩展。这一自然化方式的始作俑者并不是中国人，而是如前所述是苏联人。但由于中国人主要是通过俄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因而苏联人的处理方式也就一并被接受了下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也就只是苏联版本的翻版。斯大林在著名的《联共党史》的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规定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而作为历史观的历史唯物主义则是作为自然观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推广。

但斯大林只说了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推广，而没有说如何推广，因而就给教科书的编写者们造成了极大困难。因为历史与自然有明显的不同，自然界是盲目的无意识的运动，而历史则是人类有目的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既然两个领域显然是十分不同的，既然自然界没有人类所特有的能动性、目的性、意识性，那么，要使推广之说成立，就只能使两个领域同一起来，只能抹煞人的能动性、意识性。但又不能说人是没有意识的，于是就只能说尽管人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但那只是表面现象，实际结果跟没有意识的自然界并无两样。较为流行的说法有两种：一是说，人类社会的决定性因素是生产力或经济基础，而生产力或经济基础是客观的物质力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故，人虽然是有目的、有意识的，但仍然与没有一样，人的目的性、有意识性并不能改变生产力的客观性这一事实。这种说法的荒谬之处是明显的，因为人虽然不能任意地改变生产力，但非任意的改变却是可能的。生产力虽然具有客观性，但它并不是人之外的一个事物，而就是人们改变自然形态的活动能力。其实，马克思在说到生产力的时候，总是说人们的物质生产力，而后来的人们则将其简化为“生产力”，便暗示着它是人之外的东西。这里的问题在于如何说明人的目的、意志与客观条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说人是在既定的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教科书体系既然抹煞了人的能动性，把人归结为自然物，那它就根本是站不住脚的。

另一种说法是所谓的“历史合力论”。这是在曲解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基础上的一种抹平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说法。本来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是用来说明历史过程在经济的决定作用的前提下所表现出来的偶然性的，而不是为了论证人的意志、目的的无效性的，但现在却被用来论证由于人们意志的相互冲突而导致了一种与自然过程相同的客观性。显然，这种说法也是行不通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二种存在样态是一种认识论范式的哲学或曰主体性哲学。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阶段，哲学体系的改革也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认识论的解释，是一种认识论范式的哲学。说它是一种认识论范式的哲学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说认识论研究成了80年代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另一则是说这一阶段研究问题的方式都是以认识论为典范的，或者说，是一认识论思维范式。何谓认识论思维范式呢？简单地说来，即是在主客体对立的框架中进行思考。在80年代之前，哲学论著中很少见到主体、客体这些名词，至多只用主观、客观这类概念。而至80年代，主体、客体、建构、选择等一类名词便到处可见。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两个时期在概念使用上的不同：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中有subjective一词，以往一直译为“主观的”，而在80年代，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却写了一篇长文，论证应当译为“主体的”。在本体论哲学中，由于尚未达到对于自我意识或主体的自觉，尚未自觉到思维的中介作用，故而主体、客体这类概念无有其用。当然，在本体论哲学中也讲认识，但那是将认识也当作一种存在去描绘的，是从本体论的角度去看认识现象的。而在认识论哲学中，则是从认识论视角出发去看待一切的。本体论研究问题的方式总是独断的，而认识论则力求从思想的确定性出发去确立知识的有效性。如笛卡儿之“我思故我在”，便是认识论范式的一个范例。

说8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构成了一个认识论或主体性哲学阶段，并不是说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都认识论化了，而是说当时的主导性倾向是以认识论思维范式去从事研究。事实上，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地位，这一思维范式的转向还是引起长期争论的根源。而且，由于教科书编写上的滞后性，这一转变在80年代所出版的大多数教科书中并未得到反映。但有几件事情可以视作为这一转向的标示：

一是吉林大学高清海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在1981年获准作为教育部认可的教材进入编写之中（该书上册于1986年出版，下册于1988年出版）。该书的基本结构便是：客体——主体——主客体的统一。这显然是一种认识论范式。

二是在80年代至少有两部西方哲学史著作是以“客体——主体——主客体的统一”这一线索编排其整体结构的，一部是华南师范大学张尚仁教授所著的《欧洲认识史纲要》，另一部是北京大学朱德生教授等人所著的《西方认识论史纲》。这种结构无疑也是一种认识论范式。

三是80年代在中国兴起的价值论研究中，主导性的思维范式便是一种认识论范式，即价值论的研究者们大多采取了一种在主客体关系之中去规定价值的本质的方式。如大多数论者把价值规定为客体对于主体的效用。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三种存在样态可以称之为一种人类学或实践哲学思维范式。这种思维范式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认识论是80年代学界研究的热点，但至90年代则渐至无人问津之境况。与认识论研究的冷落状况相对照，则是各种名义的实践哲学思维范式的兴起。这一范式的兴起，可举出以下几个例证：

一是“人学”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哲学界有相当数量的人员有兴趣于这一研究。人们不仅发表了大量的论文论著，而且还成立了“人学研究会”。虽然“人学”这一名称过于宽泛，其中包含了种种倾向和不同学科的内容，但无论如何它都标志着人们理论兴趣的一种变化。

二是吉林大学高清海教授在90年代初提出了“人是哲学的奥秘”、“必须把人提到哲学的中心地位”、“以人为哲学的中心主题”等命题，后来更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类哲学”理论。我以为这是高清海先生在思维范式上的一个转折，他本人也在有关文字中谈到了这一点（“进入90年代以后，我自己觉得思想又发生了一次重要的变化”[1]）。变化的结果就是现在认为：“哲学作为‘世界观’理论，面对的虽然是外部世界，表达的却是对人自己的观点。所谓哲学表达的实质上是人对自己的观点，这不只是说，人总是从人出发去看待世界、为了人的目的才去研究世界的；而主要是说，哲学对世界的认识实际不过就是对人自己的认识，它是通过对世界的认识以理解人自身的存在及其活动的性质、意义和价值的。当然，这句话反过来也就意味着，人也总是从对自己的理解中去认识和把握外部世界。所以，在哲学史上就形成了这样的情况，哲学是怎样理解人的，它也就怎样去理解世界；哲学关于世界的那些观点，从本质上说，表现的同时就是人对自身的看法。”[2]

三是自90年代以来，不断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范式转换问题。或主张“向人学范式的转换”[3]，或主张“从‘物’转向‘人’”[4]，或主张“回归人类学或实践哲学”、“价值论转向”[5]，等等。在进入新世纪的最初几年间，还有一批相关论文问世，深化了这一讨论。[6]

2。哲学思维范式演变的内在逻辑

以上我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半个多世纪来的存在形态特别是思维范式的变化进行了一种直观的描述。这一描述虽然是非常粗略的，但却大致上勾画出了半个多世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形态变化的轨迹，而且也有足够的经验材料的支持，因而应该说是能够站得住脚的。准此，则存在一个问题：这一变化是如何可能的？或者说，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一发展或变化？

哲学作为整体性的人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发展变化虽然必不可免地要受制约于人类生活的其他部分，与之保持一种匹配关系，但哲学作为一种独特的理论活动，其发展变化又必有其内在的逻辑根据。因此，对于任何一种哲学存在形态变化的理解，便须首先从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考察哲学思维范式发展变化的一般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