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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论他的思想与艺术（第1页）

徐志摩论——他的思想与艺术

上

虽然他的大部分的作品是“五卅”以后制作的，诗人徐志摩总算是“五四”时代的诗人。他的创作活动，自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他的作品中反映的，也正是“五四”时代之一部分的知识分子的心理意识。如果说“五四”时代的代表的诗人是郭沫若、王独清和徐志摩的话，那么，代表初期的狂飙时代的，是小市民的流浪人的浪漫主义者郭沫若，代表末期的颓废的空气的是落难公子王独清，而代表中间期的，则是“新月”诗派的最大的诗人徐志摩了。

虽然没有郭沫若那样庞大的野心，到一切的文学的领域去作广泛的尝试，虽然他的活动范围什九是止于诗歌之内，——因为他的大部的散文，是诗的一种形式，而他的小说《轮盘》是不成为小说，——可是徐志摩是有着他的伟大的存在的意义（raisondêtre）。他不止是“新月派”的盟主，而且，他的全部的诗作，是代表着“新月派”的诗歌之发展过程。在他的“灵魂的冒险”中——在他，“这灵魂的冒险是生命核心里的意义”（《迎上前去》）——可以说包容着“新月派”诗歌之一切。虽然在他的多量的诗作中，含有着好些唯美主义印象主义的要素，可是诗人徐志摩不是颓废的，而是积极的。他是现代中国的一位尼采，他深信着他是一位中国的查拉图斯脱拉。他要求着像大鹏似地作逍遥的云游。对于他所不满意的现代中国社会，他不抱厌世观，而更不抱那“童孩性的乐观主义”。虽然他的人生观，是值得我们分析和批判的，可是他始终“是一个生命的信徒”（《迎上前去》）。他“是一只没有笼头的野马”。他的诗歌的创作，是他对于社会不调和的表现。换言之，他的诗歌，就是他的“灵魂的冒险”的象征。

诗人徐志摩始终是“一个生命的信徒”。他始终对于他所憎恶的时代挑战。他的口号是“Everlastiingyea”。[1]在《落叶》里他那样地呐喊，在末期的散文作品《秋》的里边，他也是那样地呐喊。他认为“人原来是行为的动物”。（《落叶》）他主张用“积极的态度对运命宣战。”因为“这是精神的胜利，这是伟大”，这是“不可摇的信心，不可动的自信力”的表现。对于社会，他所要求的是“彻底的来过”（《青年运动》）。在诗篇《婴儿》里边，他说：“我们要盼望一个伟大的事实出现，我们要守候一个馨香的婴儿出现。”诗人徐志摩，信仰着他的理想，一生的努力，就是目标着他那个“馨香的婴儿”之创造。

诗人徐志摩对于人生之这个积极的态度，是须要从他的生活环境去说明的。诗人的家庭，是相当地资本主义化了的地主家庭，在《猛虎集》的序文中，诗人徐志摩说：“在廿四岁以前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我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想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想使儿子进金融界之那种企图，是证明着诗人的父亲是相当地都市市民化了。想作中国的哈弥尔敦之那种野心，是足以反映出来诗人的青年时代是有着狂飙般的政治的要求。这种向上的市民的要求，使诗人徐志摩成为“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列宁忌日——谈革命》），使他接受了西洋的入世的思想。在《天目山中笔记》里，他说：“我们承认西洋人生观洗礼的，容易把做人看得太积极，入世的要求太猛烈，太不肯退让，把住这个热虎虎的一个身子一个人放进生活的轧床去，不叫他留存半点汁水回去。”他的那两个有力量的外国字everlastingyea，自然是他那种个人主义的表现。然而，诗人虽然到了美洲的大陆，可是他从美国所受的影响，并不见得怎么显著。诗人是从士大夫的环境转变到市民的环境的。从他的作品看，诗人身上，是充满着二重的性格。我们也许可以说，如法国的服尔德似地，他是一个贵族的市民。因之，大都市的工业社会的文明与他无有多大的缘分。惠特曼一类的诗人没有给与过他多大的影响。而法国的孔德一流的实证

主义的哲学，也像是没有给过他若干的熏陶。他“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博士衔的引诱，买船票过大西洋，想跟20世纪的福禄泰尔（福尔德）认真念一点书去”（《我所知道的康桥》），这也足证明他对于不夜城纽约的都市生活表示着不调和了。他以为“实利主义的重量完全压倒人的灵性的表现”（《论自杀》）。如印度的泰戈尔老人似地，他否定20世纪的文明，要回到自然。他感到“文明只是堕落”，他诅骂“文明人”（《海滩上种花》）。同美国的风尚不相合，到了康桥，徐志摩接受了吸烟的文化。康桥使诗人作了一个重新的开始。在《吸烟与文化》里边，他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是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机会了。我不敢说康桥给了我多少学问或是教会了我什么。我不敢说受了康桥的洗礼，一个人就会变气息，脱凡胎。我敢说的只是——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在康桥的那种贵族的世界中，他忙着散步，划船，骑自转车，抽烟，闲谈，吃五点钟茶牛油烤饼，看闲书。在那个心欲的国土里，他建立了

他的理想主义的哲学，他的自然崇拜的理想。那种陶冶，使他深感到“浪漫的怀乡病”，憧憬到“草深人远，一流冷涧”的境界。强烈的个人主义的everlastingyea和浪漫的怀乡病，因之，成为了这位“朝山客”，这位“不羁之马”的思想的中心。他的艺术的人生观——“生活是艺术”（《话》）——在康桥是被胚胎出来了。贵族的市民出身的诗人徐志摩在康桥同当时的贵族化的英国市民社会融合一起。他深受了英国的世纪末的唯美主义印象主义文学的影响。同时，他更接受了英国的贵族层的浪漫诗人的熏陶。如果有人把英国19世纪末的文学同徐志摩的作品对照起来，作一个比较研究，我以为是很有趣味的。在19世纪末期的英国，资本主义达到了极绚烂极成熟的时代，寄生的社会层得到了过剩的生活余裕，于是，应运产生出来对于世界的全然唯美的态度，人生之最高的意义在于美的主张。达到了帝国主义的成熟期的英国，拥有着广大的殖民地，在欧战之后，其资产者社会仍持续过着寄生生活。而且，在欧战期，英国没有直接地蒙着战祸，它的牛津仍是牛津，它的康桥仍是康桥。从那种贵族化的市民社会，诗人徐志摩发现了他的理想的糕粮，他发现了他的理想的政治与理想的革命（《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而且是在那里他发现了他所心爱的诸作家。他以为，他那些“生活的趣味”都是些“不预期的发现”。他告诉过我们裴德（W。Pater）、歌德、柏拉图、雪莱、杜思退益夫斯基、托尔斯泰、丹农雪乌、卢梭、波多莱尔之所以被他发现，“都是邂逅，不是约会”（《济慈的夜莺歌》）。他认为是偶然的。然而他没深注意到英国的诸现实主义的巨家，而把主义放到济慈、渥兹渥斯、卜雷克、拜伦和半个雪莱的上面，把注意更放在卢瑟谛、哈代、梅垒代斯、曼殊斐尔、西蒙兹、哈得生（Hudson）、裴德的上面，是不是偶然的呢？他接受了泰戈尔、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尼采、丹农雪乌、达文謇、歌德，我们很清楚地看出来那里边存在着必然性。在他所翻译的东西之中，有沦亡的贵族福凯（Fouqué）的骑士故事《涡堤孩》，有贵族的市民服尔德的《贡第德》，有闺秀作家曼殊斐尔的小说，有丹农雪乌的《死城》，都是多少带有贵族性的东西。徐志摩对于西洋文学之接受，自然是由于他的强烈的主观出发的了。

具有如上的生活环境的徐志摩是极端地肯定着他的理想主义。他不住地要求着自我实现。他的创作是自我实现，他的翻译，也是自我实现。他有着单纯的信心，在他认为“单纯的信心是创作的泉源”（《海滩上种花》），他的理想主义是不住地在更新着。在《飞上前去》里，他说：“我相信真的理想主义者是受得住眼看他往常保持着的理想萎成灰，碎成断片，烂成泥，在这灰这断片这泥的底里他再来发现他更伟大更光明的理想。我就是这样的一个。”诗人的一生，是“冒险——痛苦——失败——失望”的动变，是“认识——实现——圆满”的过程。然而，在一生中，他什么都未有完成。他的一切的完成，可以说全是散叶子的零碎札记。他的思想，当然也是同样。在《落叶》里，他说：“我的思想——如其我有思想——永远不是成系统的。我没有那样的天才。我的心灵的活动是冲动性的，简直可以说是**性的。”冲动性**性的，是他的思想，他的为人是非常好动的。在《自剖》里，他说：“我是个好动的人，每回我身体行动的时候，我的思想也仿佛跟着动**。”他欢喜飞机，他欢喜自转车，他欢喜旅行，他欢喜云游。在《想飞》中，他说：“人类最大的使命，是制造翅膀，最大的成功是飞！理想的极度，想象的止境，从人到神！诗是翅膀上出世的，哲理是在空中盘旋的。飞超脱一切，笼盖一切，扫**一切，吞吐一切。”从人到神，这一种超人哲学，是一种尼采主义。他在《吊刘叔和》里边说：“他仿佛跟着查拉图斯脱拉登了哲理的山峰。”使他不住地喊出everlastingyea的，也是这种尼采主义。尼采说：“受苦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此语在徐志摩的身上，是有很大的反抗作用的。

从康桥回到中国，那是民国十一年。“五四”运动已经低潮。中国仍是半殖民地。这里没有康桥，没有英国那样的贵族社会。战后，帝国主义之变本加厉地向中国进攻，使中国越发呈出紊乱的状态。那一种紊乱的环境，是诗人徐志摩所不忍目睹，所不能安居的。他的理想主义的浪漫主义碰了壁。然而他不能正确地说明此路不通的缘故。他不把主要的原因归之于洋大人，而认为是民族的堕落，是民族的倒运，是民族的破产。从《落叶》以至于《秋》，这种思想是一贯着的。我们民族是破了产的，道德、政治、社会、宗教、文艺，一切都是破产了的。其原因呢？于是乎他说了：“不要以为这样混沌的现象是原因于经济的不平等，或是政治的不安定，或是少数人的放肆的野心。”“我们的自身是我们的运命的原因。”（《落叶》）他又说：“我认识我自己力量的止境，但他却不能制止我看了这时候国内思想界萎瘪现象的愤懑与羞恶。”（《迎上前去》）他悲愤仁义礼智信成了五具残缺的尸体（《毒药》）。他悲愤地又说：“儒教的珍品——耻节——到哪里去了。”（《从小说讲到大事》）他怎么看我们的民族呢？在《求医》中，他说：“我们这倒运的民族眼下只有两种人可分，一种是在死的边沿过活的，又一种简直是在死面过活的。”对着这种“普遍死化的凶潮”，对着这种“人道的幽微的悲切的音乐”，他闭上了眼睛，他发现了另一个悲惨世界，在那里，他的感情、思想、意志、经验、理想，没有一样是和谐的，没有一样是容许他安舒的。他发现了“实际的生活逼得越紧，理想的生活宕得越空”（《求医》）。现实的生活与理想的生活之矛盾所生出来的失望没有使他绝望。反之，却使他对于自己更加强烈地，更加精细地去做解剖的工作。然而，他不求援于科学，他说：“科学我是不懂的。”（《追上前去》）宁可以说，他是否定科学的。在《落叶》里，他说：“我们决不可以为单凭科学的进步就能看破宇宙结构的秘密。”而在《论自杀》中，他又说：“在我们一班信仰（你可以说迷信）精神，精神生命的痴人，在我们还有土可守的日子，决不能让实利主义的重量完全压倒人的灵性的表现，更不能容忍某时代迷信（在中世是宗教，现代是科学）的黑影的完全淹没了宇宙间不变的价值。”他相信灵性。他说：“单有躯壳生命没有灵**是莫大的悲惨”（《海滩上种花》）。他爱大自然，因为大自然有灵性。康桥有康桥的灵性，翡冷翠山中，也有它的灵性。“自然是最伟大的一部书”（《翡冷翠山居闲话》）。它给你以“灵性的迷醉。”由于同中国社会之矛盾，他感到：“实际生活的牵掣可以劫去我们性灵所需要的闲暇，积成一种压迫”（《自剖》）。然而，对于生活的压迫，他不感绝望。他要“迎上前去”。在《再剖》里，他说：“我宁言我自己跳进了这现实的世界，存心想来对准人生的面目认他一个仔细。”他不断地作他的“灵魂的冒险”，“要在这忽忽变动的声色的世界里，赎出几个永久不变的原则的凭证来。”（《海滩上种花》）可是，他的玄学的追求，是终没有完成的答案哟！在《自剖》、《再剖》之后，他思想上起了转变。他背起了他的十字架，由盲冲转变到有意识的行动，从对于社会之不调和不承认的态度，转变到“迎上前去”。在《迎上前去》里，他肯定地说：“是的，我从今要迎上前去！生命第一个消息是活动，第二个消息是搏斗，第三个消息是决定，思想也是的，活动的下文就是搏斗。”他的“赤子之心”，他的“单纯的信心”，使他积极地作他所谓的“理想中的革命”。

单纯的信仰给了他勇敢，单纯的理想给了他力量。他的灵性的勇敢使他崇拜拜伦，说出来“他是一个美丽的恶魔，一个光荣的叛儿”（《拜伦》）。他崇拜耶稣、托尔斯泰、歌德、密尔顿、悲特文、密其郎及罗、文天祥、黄梨洲等等的人物。他崇拜他们，是因为他们有不可动摇的Simplefaith[2]。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是单纯的——宗教家为善的原则牺牲，科学为真的原则牺牲，艺术家为美的原则牺牲——这一切牺牲的结果便是我们现有的有限的文化”（《海滩上种花》）。是因为黄梨洲、文天祥，在非常的时候，“为他们的民族争人格，争人之所以为人。”他的“理想中的革命”的要求，使他在《落叶》里赞美俄国革命，赞美俄国国旗说：“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使他在同篇中，更赞美法兰西的大革命说：“巴士梯亚是代表阻碍自由的势力，巴黎市民的攻击是代表全人类争自由的势力，巴士梯亚的‘下’是人类理想胜利的凭证。”在《自剖》里，他又说：“哪一个民族的解放史能不浓浓的染着Martyrs[3]的腔血？俄国革命的开幕，就是二十年前冬宫的血景。只要我们有识力认定，有胆量实行，我们的理想中的革命，这回羔羊的血就不会是白费的。”可是流血的事情，是他所不喜欢的。诗人徐志摩的革命的要求，只是在于争“灵魂的自由”。而且，他的理想政治是英国的政治，是希腊的政治。他所理想的革命，是不流血的革命。在《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之中，他说：“英国人是‘自由’的，但不是激烈的，是保守的，但不是顽固的。自由与保守并不是冲突的，这是造成他们政治生活的两个原则；唯其是自由而不是激烈，所以历史上并没有大流血的痕迹（如大陆诸国），而却有革命的实在，唯其是保守而不是顽固，所以虽则‘不为天下先’，而却没有化石性的僵。”然而，英国对于殖民地的剥削与压迫，希腊的奴隶社会，他一概不提。爱和平是他的天性。因之，对于罗曼·罗兰，他表示出来深挚的共鸣。罗兰的空想的英雄主义，他认为是一种最高的理想。他以为罗兰是勇敢的人道的战士，是同托尔斯泰、杜斯退益夫斯基、泰戈尔、甘地同样立脚于高高的山岭上，俯瞰着人间社会。“打破我执的偏见来认识精神的统一；打破国界的偏见认识人道的统一。这是罗兰与他同理想者的教训。解脱怨毒的束缚来实现思想的自由；反抗时代的压迫来恢复灵性的尊严。这是罗兰与他同理想者的教训”（《罗曼·罗兰》）。尼采所说的“受苦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那句话，是他的座右铭，“在苦痛中领

会人生的实际”，“在痛苦中实现生命实现艺术，实现宗教，实现一切的奥义”之这种人道的英雄主义，也在此地成为了他的理想了。游了莫斯科，对于革命后之俄国社会表示不满，接着，他就自命为罗兰的同理想者了。在《吊刘叔和》文中，他认为“五卅”前后的中国国内情形是一幅大西洋的天变，而难得的是少数共患难的旅伴。因之，在大的社会中，诗人徐志摩是感到孤独的。诗人徐志摩所要求的，是反抗现代的堕落与物质主义的革命运动，是心灵解放的革命。他的这种要求，是从他那有士大夫性的个人主义出发的。到最后，在《秋》里，他悲叹士民阶级之没落，而结论到“我们现在为救这文化的性命，非得赶快就有健全的活力来补充我们受足了文明的毒的读书阶级不可。”在《话》里，他说：“真伟大的消息都蕴伏在万事万物的本体里，要听真值得一听的话，只有请教两位最伟大的先生。……就是生活本体与大自然。”在《秋》里，他仍然贯彻着这种思想。他依然是主张把过度文明的人种带回到生命的本源上，他主张人多多接近自然。一方来补充开凿过分的士民阶级，一方极力把教育的机会推广到健全的农民阶级里。打破阶级界限及省分界限，奖励阶级间的通婚。不过这一种理想，是不是可以实现的呢？这种对于士民和农民的关心，是表明着诗人徐志摩的Simplefaith之所由来了。

虽然诗人徐志摩要求着“一种要新发现的国魂”，可是，那是从他的个人出发的。他，在《列宁忌日——谈革命》里，说：“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这并不高深，这只是说我只知道个人，只认得清个人，只信得过个人。我相信德谟克拉西只是普遍的个人主义；在各个人自觉的意识与自觉的努力中涵有真纯的德谟克拉西的精神。”他崇拜列宁，说列宁有如耶稣的伟大，是崇拜个人，而不是主义。他认为“生命只是个性的表现”，而是感情把一些个体的组织起来的。他是一个信仰感情的人。在《落叶》里，他说：“人在社会里本来是不相联系的个体。感情，先天的与后天的，是一种线索，一种经纬，把原来分散的个体组织成有文章的整体。”徐志摩是一个感情性的人。他的一生，就是要实现“生活是艺术”的主张。他的感情，使他在苦痛中在时代悲哀中实现他自己。他的感情的生产，就是他

的诗歌。他忠实去创造新的人生准则。他在《话》里说：“不能在我的生命里实现人之所以为人，我对不起自己。在为人的生活里，不能实现我之所以为我，我对不起生命。这个原则我们也应该时时放在心里。”感情性的诗人徐志摩，藉着诗歌实现了自己。在《秋》里，诗人引过一个别的诗

人的话说：“我们靠着活命的是情爱，敬仰心，希望”（Welivebylove，admirationandhope）。情爱，敬仰心，希望，则是诗人在诗的创作中所靠着生活的了。

下

诗人徐志摩在他的短促的一生中，遗留给我们四部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三部散文集；《落叶》、《自剖》、《巴黎鳞爪》和一篇散文《秋》，以及一部小说集《轮盘》与一篇戏曲《卞昆冈》。其中成为作品的，只有诗和散文。但是，他的散文，更是诗的一个形式。他的散文，什九是散文诗。在其中一贯着的，是他的个人的感情。诗人徐志摩长于流露抒发自己的感情，而拙于描写社会生活。譬如《轮盘》中的《春痕》，只是形容词的堆砌，而其主题，则是才子佳人式的恋爱。诗人徐志摩只是一个寄生生活者，他的境遇比较顺，而又与生产无直接的关系。对于社会的现实，他不能把握。从社会生活中，他抽不出有意义的主题来。对于丑恶的现实的社会，他是回避的，否定的。在《迎上前去》中，他说：“我敢担保的，只是我自己思想的忠实。”而那止于是主观的忠实。他是一个信仰感情的人，他不懂科学。而抒情诗，抒情的散文是足以作他的感情的表现之工具而有余。抒情诗，抒情的散文，是足以包容他的思想的。法国的博威（Er）把文字发达史分成为抒情、叙事、剧之三个阶段。徐志摩恐怕算是其第一个阶段上的人物了。

在《我所知道的康桥》里，诗人徐志摩说：“我这一生的周折，大都寻得出感情的线索。”诗人的创作活动之过程，也是有迹可寻的。《话》、《济慈的夜莺歌》、《海滩上种花》诸篇，如果可以说是徐志摩的艺术论或者是诗学，那么，《翡冷翠的一夜》和《猛虎集》中的两篇序文，则是他的创作活动之自我批判，创作生活之回顾了。如果把这两篇序文和《自剖》中之《自剖》、《再剖》、《求医》、《想飞》、《迎上前去》诸篇详细分析一下，我们很可以找出来他的创作活动的。徐志摩的创作活动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是最早写诗的那半年。《猛虎集》的《序文》告诉我们说：“那一个时期他的感情真如山洪暴发，不分方向地乱冲，生命受了一种伟大的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可是那个时期的感情奔放的罗曼蒂克的诗，据说虽然为量甚多，但几乎都见不得人。所以我们也无从研究了。不过我们可以想象到在当时他是一匹狂暴的野马。徐志摩的创作活动的第二个时期，是由《志摩的诗》所代表着的。那是他民国十一年回国后两年间的作品。代表这个时期的散文，是《落叶》里的大部分。《落叶》诸篇是充满着罗曼蒂克的自白，充满着康桥时代的憧憬。在《志摩的诗》的里边，要据诗人自己说：“初期的汹涌性虽已消灭，但大部分还是感情的无关阑的泛滥，什么诗的艺术与技巧都谈不到。”（《猛虎集，序文》）不过，在我们看，这一个时期，虽然诗的艺术与技巧都谈不到，然而，其内容是比较充实的。志摩的诗作，是随着形式之追求与完成而减少其内容的充实性的。在《志摩的诗》里，我们是看得出浪漫主义的气息，渐渐地，流为印象主义的气息之倾向的。《志摩的诗》时代是可以说是志摩的“五四”时代。徐志摩的创作活动的第三个时期，是由《翡冷翠的一夜》、《自剖》、《巴黎鳞爪》所代表着的。在这个期间，中国产生了“五卅”运动，徐志摩在其后，目睹了各种更为不满的现象，在生活上起了很大的波折，在思想上起了一个大的转变。在《迎上前去》里，在《翡冷翠的一夜》的序文里，他都肯定地重复出来他在诗篇《恋爱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所说的那两句话：

我再不想成仙，蓬莱不是我的分；

我只要这地面，情愿安分地做人。

这就是他所谓的“决心做人，决心做一点事情”的时代。理想主义碰了壁，他要求行动。他努力自剖。他要贯彻他的尼采主义。在这时期形式虽日趋工整，可是他失却了生产的力量了。因为他的理想主义同社会现实愈趋冲突了。在《翡冷翠的一夜》的序文中，他说：“我如其曾经有一星星诗的本能，这几年都市生活早就把它压死。这一年间我只淘成了一首诗，前途更是渺茫……”这一卷诗，大约是末一卷罢。这一个期间，真正地代表着他的情感的诗作，与其说是韵文诗，宁是那些散文诗：《自剖》和《巴黎鳞爪》中的诸篇。一方面追求定型律，一方面主观的忠实使制作那些散文诗，这里是不是有着一种矛盾呢？这一个时期是徐志摩的创作活动之最高峰。最后，就是他的创作活动的第四期，也就是其没落期。在那种回光返照之中所产生出来的，就是《猛虎集》、《云游》和散文《秋》。毫不待言地，这几个不同的时期是有着联系的，其间存在着发展的线索的。

诗人徐志摩的思想是杂的，而他的作品也是杂的。他有称王称霸的雄心。他不只想做一个诗歌的作者，而且，他还想作一个诗歌的理论者。虽然他一无所完成，可是他作了各种的尝试。他不只想作一个艺术家，而且，想作一个科学家。他所译的那段《达文謇的剪影》，正是表示着他的这种多样复杂的要求。徐志摩的一切的翻译，是反映着他自己的主观，换言之，他的翻译，也是他的自我实现（《生命的报酬》、《鸡鹰与芙蓉雀》、《达文謇的剪影》、《死城》、《涡提孩》等）。他的翻译，是同一般的手艺人的翻译不同的。其中处处是反映着他的强烈的主观的要求。《达文謇的剪影》可以说是他的Self-justifi[4]的宣言。基乌凡尼鲍尔脱拉飞屋在日记里记着：“骞沙里说梁那图是一个最不了的落拓家。他写下了有二十本关于自然科学的书，但没有一本完全的，全是散叶子的零碎杂记。”又记着“什么东西在旁人看来已经是尽善尽美的，在他看来通体都是错。他要的是至高无上的，不可得的，人的力量永远够不到的。因此他的作品都没有作完全的。”这好像是诗人徐志摩对于自己的批判。

诗人徐志摩不止是要求创作，而且更作原理的追求。如果我们要研究他的诗学的话，《济慈的夜莺歌》、《海滩上种花》、《话》诸篇，以及《自剖》与《秋》，都多少可以供给我们资料的。徐志摩的诗论，同样地，全是散叶子的零碎杂记。在《自剖》里，他告诉我们说：“我做的诗有不少是在行旅期中想起的……是动，不论是什么性质，就是我的兴趣，我的灵感。”在《海滩上种花》，他告诉我们说：“单纯的信心是创作的泉源。”在《话》中，他说诗人们除了做梦再没有正当的职业，真的诗人梦境最深，神魂远在祥云飘渺之间，那时候随意吐露出来零句断片。在《秋》里，他又说：“你们明知我是一个诗人，他的家当，除了几座空中楼阁，至少是一颗热烈的心。”这样说来，志摩的诗歌，是在动的里边，一颗热烈的心所想的几座空中楼阁了。那是真纯的个性之表现。是自由的灵魂的翔翱之反映。他所反映的生命现象之不可思议是大自然之奥妙。诗心是一种神往。徐志摩对于诗歌的见解，是深具着神秘主义的色彩了。诗人徐志摩，对于诗歌，是一个星象学者，一个点金术者，一个预言者的态度。可是，现在的世界已不是玄学的时代了。而特别是现在中国又呈了紊乱的局面。整理这种局面，玄学又是无力。现实的社会状态，使诗人志摩找不出诗的营养来了。于是，在《秋》里，他又说：“跟着这种种症候还有一个惊心的现象，是一般创作活动的消沉，这也是当然的结果。因为文艺创作活动的条件是和平有秩序的社会状态，常态的生活，以及理想主义的根据。我们现在却只有混乱，变态，以及精神生活的破产。”由此可以看得出徐志摩的诗作生活之幻灭，是由于玄学世界之幻灭了。

在诗人徐志摩的创作活动中，由《志摩的诗》和《落叶》所代表的时期，可以称之为“浪漫期”。在这一个时期，他的诗歌所表现的，有恋爱、自然、社会诸动机。这一个期间，他是一个“朝山人”，面对着冥盲的前程，无有止境地，奔那远在白云环拱处的山岭，没有止息地望着他那最理想的高峰。然而他是有酬劳的。因为他感到那最理想的高峰，已涌现在当前，莲苞似的玲珑，在蓝天里，在月华中，浓艳崇高（《无题》）他从各处找他的象征。在各个的象征，他求他的自我实现。他乐观着，他的情感奔放着。在《雪花的快乐》中，他说：“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在《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中，他要逃出了现实的世界的牢笼，恢复他的自由，他歌唱：

跟着我来，

我的恋爱！

人间已经掉落在我们的后背——

看呀，这不是白茫茫的大海？

白茫茫的大海，

白茫茫的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