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随笔
托尔斯泰的时间词:历史编年中的生命瞬间
不错,《战争与和平》是一部编年史。
战争是从拿破仑秘密处决波旁王室后裔翁歧安公爵的那一天,还是从他更早的雾月18日开始?尽管开始之前已经有过无数的开始,但是历史总要假定一个开始。1805年,法军西进奥地利与俄军东渡多瑙河的奥斯特里兹会战;接着,1807年,拿破仑与亚历山大一世的提尔西特和平,两国的禁卫军向敌国的皇帝举枪致敬,两个欧洲王也将本国最高的荣誉团勋章和圣·乔治勋章,颁赠给互相厮杀中对方“最勇敢的士兵”;最后,1812年,拿破仑在俄罗斯冰雪中的溃败完成了他在埃及骄阳下的远征,并且以放逐巴黎结束了他的巴黎凯旋。总之,拿破仑在19世纪欧洲出场和退场的那些纪年,就是历史。
这也是亚历山大一世的历史。从彼得一世近逼在邻国的炮口下修筑新都圣彼得堡的那一天,就开始了俄罗斯帝国的欧洲梦。亚历山大一世是第一个实现彼得梦的沙皇。他的1812年的欧洲,留下了神圣同盟,王政复辟,梅特涅秩序,这么多历史名词。不过,他也不曾预料,他进军巴黎与回师俄罗斯的路,竟一代一代成长起来了1825年绞刑架下和流放西伯利亚的12月党人,世纪晚期到民间去的民粹派,以及1917年攻打冬宫的带枪的工农。从《战争与和平》的《尾声》已经走出了他们的前驱者。
一个世纪后,欧洲这一东西逆向的运动,又沿着拿破仑与亚历山大一世的旧道,横穿波兰走廊,重演了一次希特勒在莫斯科城下的覆灭与斯大林的攻占柏林。俄罗斯从进军柏林的路上又走回了谁?
1999年,塞尔维亚人零落的枪声,像是他们世纪初激越枪声的余响。美、英、法、德的飞机和导弹轰炸喀尔巴阡山南麓的巴尔干通道72天,重兵进驻科索沃;俄军200伞兵也抢先象征性占据伏依伏丁娜机场。战争。和平。和平。战争。这又在预演什么?谁能够预见下一场结局?
历史依旧在《战争与和平》的编年史中。
但是,我却几乎把《战争与和平》史论的《尾声》,读成了太史公《列传》咏史的《乱曰》。对于我,托尔斯泰不能不在纪元、年代、日期里,即在兴亡、胜败、成王成贼的历史时间里叙述,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历史时间里那怀疑的一问:
假如我们承认人类生活可以受理性控制—则生命的可能性就要被消灭了。[1]
历史中的生命可能性?托尔斯泰由此发现了他的历史微分学和积分学的“导数”。在无穷小的个人意向与其最大之积的历史动向之间,在个人意志与理性必然之间,正是生命的瞬间照亮了人,世界,历史的岁月,也照亮了托尔斯泰和他的上帝。
因为那个永远18岁的娜塔莎·罗斯托娃。因为她,几代人都曾有过“读《战争与和平》的最美丽的18岁”。因为同一种美学,何其芳的《〈红楼梦〉论》,也是从他的18岁的《红楼梦》开始的。
娜塔莎用她的一个16岁的夜晚,把月亮拉近了。那个月夜,她推窗,在窗台上蹲下,抱住自己的双膝—抱紧,尽量地抱紧,她觉得只要用力一跳就飞起来了。飞起来的16岁离月亮那么近。近了,从那一晚,对地上所有的人来说,不再是月亮点缀了娜塔莎的梦,而是娜塔莎的梦点缀月亮了。
从她参加的那一场家族节日般的冬猎,听六弦琴上的谣曲《大街行》,唱“夜来初落雪”的猎歌,跳土风浓郁的俄罗斯民间舞,到圣诞夜的化妆驰游,雪橇队滑过与月光连成一片的林中雪地,再到被她不惜毁灭自己的**狂热了的一个严寒的冬日,差半步随一个浪子雪夜私奔,娜塔莎有了四季之外的第五季,一个芳菲的雪季。
在撤离莫斯科中途的一间农舍,在重伤垂危的安德来身边,娜塔莎守护过了她19岁的一个个寂静的秋夜。那些长夜一个比一个深,一个比一个远,深到远到一切的边界都消失了,深到远到失去了一切也抵达了一切。
因为娜塔莎,因为那个伸手可及的娜塔莎月亮,要飞天的16岁,烂漫的雪季,以及那些她虔诚守护过的在上帝身旁的宁静秋夜,人类总算有过一个梦幻、追求、献身的狂乱和自我完成的完满的世纪,浪漫的19世纪。
安德来·保尔康斯基第一个望见娜塔莎16岁的月亮。娜塔莎时间同时是安德来时间。像是安排好的,那个月夜,安德来正好佇立在娜塔莎下一层楼的窗前,娜塔莎的月亮,离她和他同样近。他预感到,她的笑声、歌声、要飞起来的梦和她本身,不能与他无关。第二天,在返回田庄的路边,他再次看到了那株老橡树:
老橡树完全变了样子,撑开了帐幕般的多汁的暗绿色的枝叶……既没有生节瘤的手指,也没有瘢痕,又没有老年的不满和苦闷,什么都没有了。[2]
已经是俄罗斯春深的5月。早春,他路过时,在白桦林的一片新绿中还固执地拒绝太阳和春天的苍老的橡树,现在也一树葱郁。树犹如此,老橡树不能抗拒的,31岁的安德来也不能抗拒。
在走过他的橡树之前和之后,安德来两次倒在战场上。同样的军功、荣誉和英雄主义,在奥斯特里兹,当他第一次倒在军旗下的时候,临近的死亡使他“看见了头上遥远的、崇高的、永恒的天”[3],而在保罗既诺,当他第二次被霰弹击倒的时候,最后的生命则使他经历了死亡的觉醒,“先前遮着未知物的幕,现在,在他心灵的幻境中揭开了”。[4]
在奥斯特里兹,他随手中军旗倒下那个呻吟的傍晚,是永久的。他所有的早晨都不曾有过的开始,从那个傍晚开始。
在童山庄园,他与来访的彼埃尔乘船渡过一条秋水泛滥的河。彼埃尔在船上对他说起“善与真的地上王国”。从此岸到彼岸,他从奥斯特里兹拿破仑英雄梦的幻灭走向保罗既诺真实生命的完成。渡口的夕阳和水泽上星一样凝结的暮霜,也是永久的。在他此后的无数黄昏,那一轮夕阳,将沉,而始终未沉。
撤离莫斯科,从梅济锡农舍,特罗伊察修道院,到雅罗斯拉夫伏尔加河滨罗斯托夫伯爵家的临时居处,安德来濒临死亡的那些秋寒的长夜,那些微弱的月光烛光映着娜塔莎憔悴的脸、无言的祈祷与手指无声编织的长夜,那些在户外远近的虫吟声里静听着什么的长夜,长过了他倥偬34年的生命,也长过了他漫无尽头的死亡。
娜塔莎时间也同时是彼埃尔时间。如果安德来有一个娜塔莎16岁的“月夜”,那么彼埃尔·别素豪夫就有一个娜塔莎19岁的“彗星之夜”。在那个寒冽的冬夜,好像是娜塔莎那双动人眼睛含泪的一瞥,引来了掠过星空的1812年彗星:
这彗星,似乎以无可比拟的速度,顺着抛物线的轨道飞过无限的空间,忽然,好像一支射入地球的箭,插在黑暗天空中它所选定的地方……[5]
娜塔莎的目光和闪烁着长长光弧的彗星,改变了彼埃尔生活的27岁轨道。
彼埃尔在望见他的彗星之前和之后,也两次走过黑洞洞的枪口。第一次,他在决斗的枪口下,在生命和死亡临界的一刻超越了生死,走过枪口,他感到自己是通向上帝的漫长台阶上“幸福的一级”[6]。6年后,他又在法军行刑的枪口下,第二次在生命和死亡临界的一刻超越了生死,走过枪口,他感到从眼前的森林,田野,直到望不到边的远景,天和星,“这一切都是我的,这一切都在我的心中,这一切就是我”[7]!彼埃尔从枪口中洞明的“这一切”就是他的上帝。
彼埃尔在决斗的那个早晨才第一次看清了自己。那一天,好像不是太阳耀眼的早晨掉进黑森森的枪口,反而是黑森森的枪口掉进了太阳耀眼的早晨。那是一个他自己升起来的早晨。
此后,还有保罗既诺战场弥漫的晨雾,莫斯科大火之夜那一弯橘红的新月,以及被溃退的法军押送路上的早霜、照耀着新贞修道院圆顶与十字架的曙光和寒冷的秋天的薄暮,又都仿佛不是自然时序的景象,而是彼埃尔自己心绪的意象。
尤其是,在彼埃尔陪绑行刑后的那个最黑暗的夜晚,他经过一次生还的死亡,因为他的世界崩溃了。到卜拉东·卡拉他耶夫被枪决的前夜,在宿营地一堆旷夜的篝火旁,那个永远微笑着卡拉他耶夫清癯、苍白面影的夜半,那个永远低语着卡拉他耶夫病弱的“上帝最后的饶恕”的夜半,彼埃尔又从卡拉他耶夫的死亡中再生了—他的眼睛重新望见的,已经是上帝的世界。
娜塔莎·罗斯托娃虽然未能成为娜塔莎·保尔康斯卡娅,她已经给了一半:少女和情人的一半,美丽、**和梦幻的一半;尽管她成了娜塔莎·毕素豪娃,她也只剩下一半:妻子和母亲的一半,家庭、子女和厨房的一半。如果这肯定是托尔斯泰主义最可笑最可疑的地方,那么,托尔斯泰不管他之后会有一个弗洛伊德与他的俄狄浦斯,已经在娜塔莎的女性世界,展开了行动的安德来与思想的彼埃尔互补、换位与完全重合的统一的男性世界,就简直是一种神启神助的智慧了。在娜塔莎身边,安德来临终最低微的一个词是“回到最普遍的永恒来源里去”的“永恒”[8],相反,彼埃尔后期最响亮的一个词是“到行动的时候了”的“行动”[9]。像行动的安德来实现在自己的思想里一样,思想的彼埃尔完成在自己的行动中。
娜塔莎,安德来,彼埃尔,他们的一生也就是一系列追踪日、月、星辰、花叶、风霜和季候的时间词。但是,在托尔斯泰的书写中,娜塔莎的月夜,雪季,秋夜,安德来的傍晚,夕阳,长夜,以及彼埃尔的晨雾,早霜,薄暮,新月,曙光和夜半……与其说是他们身外的自然现象,不如说是他们自身的生命现象,也就是说,这些时间词与其说是自然的一部分,不如说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时间由自然的节律化入生命的节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