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中文

第一节 布朗基的共产主义全面协作制度（第1页）

第一节布朗基的“共产主义全面协作制度”

一、布朗基的生平与革命实践活动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AugusteBlanqui，1805—1881），19世纪法国著名工人运动领袖，乌托邦共产主义者。

1805年2月1日，布朗基出生于滨海阿尔卑斯省的一座小县城普格德尼。1818—1824年，布朗基先后在巴黎的马桑中学和查理曼中学学习。其间，他亲眼目睹了白色恐怖下革命者被处死的情形，感情上受到巨大冲击。就在中学毕业那年，他加入了法国当时最大的密谋革命组织烧炭党。

1825年，布朗基进入巴黎大学学习法律和医学，同时在一些私立学校兼课。1827年，他积极参加反对查理十世的示威活动，身负重伤。1829年8月以后，布朗基在皮埃尔·勒鲁的《环球报》工作了几个月，其间开始接触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学说。

1830年7月，七月革命爆发。布朗基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的洪流，亲自参加了攻打杜依勒里宫和市政厅的战斗，又一次负伤。七月王朝建立后，布朗基对革命的结果大失所望，对圣西门主义一味主张非暴力的社会改革也深感失望，他决心摆脱圣西门主义，另辟蹊径，为建立真正的人民政权而斗争。

1830年底，布朗基加入青年共和党人团体“人民之友”，积极宣传共和思想，号召人民为推翻七月王朝、实现共和制度而斗争。其间他结识了巴贝夫主义者菲利浦·邦纳罗蒂、学者兼革命家弗朗索瓦·文森特·拉斯拜尔（Fran?ois-ViRaspail，1794—1878）、密谋组织“家族社”领导人阿尔芒·巴尔贝斯（ArmandBarbès，1809—1870）等人。

1831年7月，当局以危害国家罪逮捕了布朗基等十五名“人民之友”骨干分子。翌年1月受审时，布朗基在法庭上代表十五名受审者发表辩护词，声明自己是以无产者身份出庭发言。他揭露政府通过税收制度把钱从穷人的口袋掏出来装进富人的口袋，实质上不过是一小撮特权阶级和寄生阶级的工具。法院虽然最终宣布十五人无罪，但却以布朗基的辩护词“危害公共秩序”之名判处他一年监禁并罚款200法郎。布朗基的名字由此开始在巴黎工人中间流传。

1832年2月，尚处在缓刑两个月取保假释期间的布朗基又以“人民之友”副主席身份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号召受折磨、受剥削的群众联合起来，投入这场斗争。1834年初，服刑期满出狱的布朗基立即加入了巴尔贝斯领导的家族社，并担任副主席。该组织的成员多为工人和一些同情和接近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年3月，布朗基撰写了《谁做的汤应该由谁来喝》一文，明确主张消灭剥削，废除私有财产，实行土地、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公有，认为“只有用协作制代替私有制，才能建立以平等为基础的公平统治”[4]。这标志着布朗基已经从民主主义转向乌托邦共产主义。

1836年，布朗基等家族社成员被捕。10月，布朗基被作为首犯判处两年监禁，罚款2000法郎。1837年因大赦获释，但不准在巴黎居住，举家迁到离巴黎不远的西让镇。在这里，他又同巴尔贝斯、马丁·贝尔纳（MartinBernard，1808—1883）等人一起建立了秘密革命组织“四季社”。四季社的基层组织称“星期”，由六名社员和一名领导人组成；四个“星期”组成一个“月”，共28人；三个“月”组成一“季”，四个“季”组成一“年”。“年”的领导人称为“革命的代理人”。当时巴黎有一个“年”，分别由布朗基、巴尔贝斯和贝尔纳任社长，称“秘密三头政治”。四季社的成员主要是工人和手工业者，大约1200人左右。

1839年5月，布朗基领导了巴黎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布朗基在逃往瑞士途中被捕，于1840年被判死刑，后减为无期徒刑，投入监牢。直到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才重获自由。

1848年2月，布朗基来到巴黎，联合一批秘密团体成员和年轻革命者成立中央共和社，担任主席。为阻止政权落入反动分子之手，布朗基于3月17日组织了10万人参加的大游行，号召工人和劳动群众为劳动者的彻底解放，为消灭最后一种奴隶制的残暴统治而斗争，迫使临时政府答应推迟选举。5月15日，对新政府组成强烈不满的工人冲进立宪会议会场，占领了市政厅，宣布自行成立新政府。起义很快遭到镇压。虽然布朗基不赞成也没有参加起义，仍以组织反对和冲散立宪会议的游行示威的罪名遭到逮捕，并被判10年徒刑。

狱中的布朗基一边坚持读书学习，思考社会问题，一边同狱外的同志和战友保持密切联系，指导他们的革命斗争。1852年和1853年，布朗基曾两次越狱未成。1857年被转移至科西嘉岛。1858年转押非洲的麦斯卡拉。1859年8月，法国大赦，布朗基再次回到巴黎。

抵达巴黎后，布朗基继续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不久，他又因重建秘密社团而被捕，1861年6月被判四年监禁。在狱中，他继续宣传其革命主张，一些狱友成为他的忠实信徒，为布朗基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864年，他借监外治病之机成功出逃，到达布鲁塞尔。其间经常同巴黎的战友通信，并多次潜回巴黎，建立密谋革命组织。1868年，布朗基出席了第一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这一时期，布朗基结识了沙利·龙格、古斯塔夫·特里东、保尔·拉法格、格朗日等革命者，还写了许多有关政治经济学、哲学和社会主义问题的文章，阐述自己的见解。这些论文在他死后由格朗日收集整理成两卷本文集，以《社会批判》为名出版。也是在这一时期，法国成立了布朗基战斗队。战斗队到1870年发展到2500人左右。布朗基常秘密到巴黎待一段时间。1869年大赦以后，布朗基又一次回到巴黎。

1870年7月19日，普法战争爆发。9月，帝国垮台，法兰西共和国宣告成立。布朗基创办报纸《祖国在危急中》，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反对德国侵略者和国防政府的叛国行为，保卫祖国。10月31日，巴黎人民占领市政厅，扣押政府成员。布朗基被任命为新政府成员。国防政府组织反扑，大批起义者被捕。1871年3月17日，即巴黎公社起义爆发的前一天，布朗基被捕。第二年被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

巴黎公社成立后，布朗基被两个区选举为委员。公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又缺席当选巴黎公社名誉主席。1878年1月，以茹尔·盖得和保尔·拉法格为首的《平等报》发动了释放布朗基运动。1879年4月选举中，他以巨大优势当选波尔多议员。虽然他的议员资格被取消，但政府迫于压力于6月特赦已经74岁的布朗基出狱。

出狱后的布朗基，不顾年老体弱，仍然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入新的战斗。他先后到波尔多、马赛、土伦、里昂、尼斯等地，在工人集会上发表演说，呼吁释放被囚禁的巴黎公社战士。1880年11月，布朗基和他的战友在巴黎创办了《无上帝无主人报》，并亲自担任主编，宣传革命主张，受到工人群众和广大革命青年的拥戴。

1881年1月1日，布朗基与世长辞，终年76岁。巴黎工人和全国各进步团体代表20万人为其送葬。

二、布朗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一）资本主义是“金钱皇帝”统治的世界

布朗基把资本主义制度称为“金钱皇帝”“金钱王朝”的统治，认为伴随商品拜物教而来的是金钱至上的权威。虽然君主专制倒了，金钱王朝却仍然屹立不倒，不可摧毁。但是，如果“剥掉这个皇帝的金钱画皮，使他原形毕露，他原来只是一个扒手”[5]。

布朗基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掠夺国家财富、榨取人民血汗，建立“金钱王朝”的罪行。他指出，法国暴发户的财富是通过高利贷、背信弃义和巧取豪夺攫取的贪婪的大资本家几乎毕生从事残酷无情的剥削。在中小资产阶级破产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是比旧贵族制度更巧妙、更可怕的金融、工业和商业三个封建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狡猾代替了暴力，扒手代替了拦路大盗，银行和大工业成了万能，资本则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布朗基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民创造了一切，但仍像从前一样一贫如洗。资产阶级国家就像一台贪得无厌的抽压机，它压榨人民的血汗，榨取亿万法郎，使之不断流进游手好闲者的钱柜，它一个一个地压碎二千五百万农民和五百万工人，吸出他们最纯洁的鲜血，把它输送到特权分子的血管里去，这还不够，他们还要通过管理工商业的法律直接从群众身上榨取更多的钱，而只有特权阶级才拥有制订这些法律的权力。他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名亡实存的奴隶制，在这一制度下，广大无产者既要遭受资本家的无情剥削，还要遭受资产阶级国家的掠夺和奴役，不过是一群身受奴役痛苦而表面上却有自由的奴隶。腰缠万贯的资本家逍遥自在，享尽荣华，只顾无情盘剥，根本不顾工人死活。资本家不同于庄园主的地方仅仅在于：他对穷人的命运更加漠不关心，因为工人并不是需要加以爱惜的资本，工人的死亡不会给资本家带来任何损失。

（二）资本的暴政比军事和宗教的暴政更加残酷

布朗基猛烈抨击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虚伪性。他指出，被资产阶级奉为神圣的代议制度，表面上把立法、司法和行政分立，实质上是把三权集中在一小撮为了共同利益而结合起来的特权阶级手里。议会制定的宪法，只是为了保证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占统治地位，它制定的税法、刑法、行政法等法律也不过是为了使资产阶级达到掠夺的目的。它由十万个选民颁布法律，十万个法官运用法律，十万个国民军执行法律。所有这些选民、法官和国民军都是同一个集团里的人，他们掌握着全部政权。而三千万无产者则被排除在政权之外，除了缴税纳贡，享受不到任何权利。

布朗基指出，被资产阶级奉为圭臬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同宪法规定的“全体法兰西人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一样，都是众所周知的谎言。“资本的暴政比军事和宗教的暴政更加残酷。”[6]他指出，投票箱只会收到资产阶级的选票。在城市里，那些成年累月在压迫和贫困的枷锁下受折磨的劳动阶级不可能参加投票，或者是像盲目的牲口一样被他们的主人牵着去投票。在农村，一切权力都掌握在僧侣和贵族手里，沦为农奴地位的苦难农民不过是压迫和剥削他们的敌人的垫脚石。广大劳动者更不可能有被选举权。即便在巴黎，也只有极少数工人的名字出现在选民单上。资产阶级所谓自由，无非是“奴役的自由，无情剥削的自由，豪华生活的自由”[7]。人民不愿意再用他们血肉来哺育这种自由。布朗基指出：“当人们缺少面包的时候，就没有自由。当豪富并列在贫困旁边制造丑事的时候就没有平等。当女工领着自己的饥饿的孩子沿着豪华的宅第乞怜的时候，就没有博爱。”[8]

（三）一切新的宗教和旧的宗教一样永远是革命的敌人

布朗基是无神论者，他继承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的传统，坚决反对一切宗教和迷信。在他看来，基督教和鸦片是作用相同的两种毒品，宗教是愚昧、剥削、贫困的根源，是暴政的最可靠的武器，是保守主义的天然同盟军，其实质是静止不前，摧残教徒的进取心，使他们对社会不公正现象麻木不仁。宗教历来为统治阶级服务，为统治者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人民大众披上神圣的外衣，提供精神武器，而统治者则会千方百计地维护宗教、神权的特殊地位。他还把宗教和资本比喻为两个狼狈为奸的杀人犯，认为正直的人们同上帝和资本这两个恶魔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他们既不需要上帝，也不需要老爷。

布朗基指出，以往历次革命都不是如人们天真地想象的那样推翻了神权，而是夺取权力的人重新同神权结盟，并使之永久化。而获得权力的人则由此得到了合法的权威。这是造成人民祖祖辈辈处于奴隶地位和革命不断流产的重要根源。一切新的宗教和旧的宗教一样永远是革命的敌人。宗教使人愚昧，教会让人无知，而愚昧无知则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最大障碍。因此，必须取消教会，驱逐僧侣，破除一切和迷信。

三、布朗基的革命与专政思想

布朗基深受巴贝夫关于人民革命和人民专政思想的影响，结合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和1848年革命的经验，明确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武装和革命专政的思想，主张通过密谋暴动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建立革命专政，以实现人民的解放。

（一）共产主义本身就是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