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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变成科学（第2页）

对于剩余价值学说创立的意义，恩格斯后来曾明确指出，“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这个问题的解决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而在这些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也曾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个问题的解决为起点，并以此为中心的”[18]。

当然，在科学社会主义初创时期，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还没有后来在《资本论》中表述得那样完备，但是，马克思这时“不仅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而且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这一点，从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和1847年在布鲁塞尔所作的……关于雇佣劳动和资本的讲演，可以得到证明”[19]。

四、以欧洲19世纪先进文化为依托，批判地吸收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科学成分

“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20]时代的需要同时也就孕育着可能。问题本身往往包含着问题解决的因素。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历史条件解决了乌托邦社会主义所无力解决的两个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这个任务由什么力量来完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矛盾的尖锐化以及无产阶级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就孕育着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能超越他们的先驱者，除了他们个人的智慧而外，更主要的是他们所处的时代给他们提供这种超越所必需的条件。正如恩格斯所说：“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于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21]

成熟的理论是和成熟的社会关系与阶级关系相适应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就是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当时已经充分展开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阶级关系进行科学的概括和总结的结果。它们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两块基石。

不过，任何一种新学说，尽管其根源深藏于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但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文化的发展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和思想材料。

在自然科学领域，以能量转化学说、细胞学说和进化论为代表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和成果，不仅直接或者间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唯心论、机械唯物论和形而上学观点，为辩证唯物论提供了重要的自然科学依据。正如恩格斯所说：“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说明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说明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22]

马克思、恩格斯敏而好学，知识渊博，广泛涉猎过各种部门的学问，如古希腊罗马文学和历史，希伯来文学和历史等，特别是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所高扬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以及理性主义等都成了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思想文化背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认为，“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据称是更彻底的发展”[23]。继之而起的则是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批判的、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的思想”[24]。

马克思恩格斯在吸收近代欧洲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对从莫尔到欧文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及实践探索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清理，剔除了其中的陈旧与玄想的部分，保留并进一步发展了其中积极合理的成分，把社会主义建立在严密的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最终完成了从乌托邦到科学的飞跃。对于这个飞跃，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作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作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斗争的必然产物。”[25]“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26]

五、批判形形色色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自己的新理论过程中，同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潮进行了斗争，一方面更彻底地、直接和公开地批判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则借机把自己的理论进一步推向前进，同时也在这一过程中传播了自己的思想。这些主要斗争包括：批判正义者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乌托邦社会主义者魏特林，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应当而且必须首先和资产阶级一起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条件；批判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真正的社会主义”，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宗旨是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通过社会革命废除私有制而代之以公有制的思想；批判蒲鲁东和海因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

如前所述，魏特林是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在正义者同盟中有着相当大的影响。马克思曾对魏特林曾给予极高的评价，并一度对其寄予厚望，热切期待他能够用唯物史观审查自己旧的信念，代之以科学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正是基于这种考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虽然对德国凡是自诩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派别都进行了抨击，但在仅有的两三处简要提到魏特林时，却没有进行任何的非难。但魏特林固执己见，拒绝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和帮助。通过对魏特林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在无产阶级能够组织起来实现共产主义之前，必须同资产阶级一道获得充分的资产阶级民主。德国革命的首要任务不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战胜封建阶级。所以，德国共产主义者所面临的迫切任务是积极参加资产阶级革命，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条件。离开这个现实斗争，共产主义必然堕入空想。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1845—1847年间在德国非常流行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其代表人物有格律恩（1817—1887）、赫斯（1812—1875）和克利盖（1820—1850）等人。他们把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同英法乌托邦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宣扬社会主义是人的本质的实现，大肆鼓吹“爱”的哲学，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试图用人道主义消融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其哲学基础进行过批判，但这一思潮在1846—1847年间又有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捍卫了共产主义思想原则的纯洁性，阐发了争取民主制与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辩证关系以及共产主义的基本宗旨。1846年8月，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支部同格律恩为首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辩论时“把共产主义者的宗旨规定如下：（1）实现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27]。恩格斯的这个定义，涉及当时争论的各要点，澄清了许多模糊认识。

蒲鲁东是法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蒲鲁东曾因发表《什么是财产》提出“财产就是盗窃”的名言而声名大噪。他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批判资本主义，宣传改良主义观点，在法国工人运动中有相当大的影响。1846年，蒲鲁东出版了两大卷的《贫困的哲学》，试图论证他的“新社会主义体系”。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的这部著作“整个说来是一本坏书，是一本很坏的书”[28]。1847年7月，马克思专门出版了批判蒲鲁东的《哲学的贫困》，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三个方面对蒲鲁东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批判，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对立，从而也就消灭了阶级斗争的工具——国家政权。列宁曾称《哲学的贫困》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著作”，马克思自己也认为，“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29]。

卡尔·海因岑是德国激进派理论家，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海因岑攻击共产主义是从某种原则出发得出的结论。为了反驳海因岑对共产主义的攻击，恩格斯在1847年9—10月写了总标题为《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两篇文章。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是大工业发展的结果，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作为理论的共产主义，不过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必然表现。也就是说，“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者不是把某种哲学作为前提，而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文明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30]。恩格斯还特别指出，在民主革命还未实现以前，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要并肩作战，民主主义者的利益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利益。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各种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不断充实、完善和论证自己的观点，使得建构新的理论体系的条件日渐成熟。

六、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活动是沿着理论创新、批判谬见、建立政党这几条线索进行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世界观的转变之后，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清理自己的思想，完善自己的理论，清算形形色色的反动的、保守的或空想的社会思潮；另一方面则需要让更多的人接受自己的理论，直至这一理论成为工人运动的理论武器。而对于工人运动来说，要把自发的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变成自觉的斗争，则需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自己。新的理论与工人运动之间的结合是由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政党来完成的。恩格斯说过，“无产阶级要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就必须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31]

由于19世纪40年代活动在西欧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工人和革命者的政治组织无力担负起传播科学共产主义的历史重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自觉地把自己的理论运用于工人运动的实践，积极进行了建立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在这一过程中，新的理论经受了考验，而工人运动和建党活动的实践则反过来又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184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以便加强各国社会主义团体之间的联系，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建党做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通讯委员会同伦敦、巴黎和德国的爱北斐特以及威斯特伐利亚、西里西亚地区的一些城市的战友建立了联系，先后在英、法、德三国建立了几个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或共产主义小组。

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对各地工人政治组织和共产主义团体具体情况的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在改造正义者同盟上。还在1846年建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时，他们工作的重点之一便是尽一切可能争取正义者同盟的盟员。这时的正义者同盟在英、法、德、瑞士等国都建有支部，还通过它领导的伦敦德国工人教育协会吸收了包括更加广泛国别的先进人士为会员，如荷兰人、波兰人、俄国人、斯堪的那维亚人、南斯拉夫人、捷克人和匈牙利人。同盟的主要骨干都有长期从事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更重要的是，同盟的领导人积极响应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号召，迅速成立了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魏特林、克利盖、格律恩和蒲鲁东等的批判，极大地提高了同盟的思想水平，增强了同盟对马克思科学理论的认同性。

在从思想上完成对正义者同盟的改造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又着手从组织上改造正义者同盟。1847年1月，正义者同盟和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派约瑟夫·莫尔到布鲁塞尔商谈正义者同盟改组事宜。莫尔当面听取了马克思对有关共产主义理论的重要问题的阐释后，诚恳邀请马克思，随后又到巴黎邀请恩格斯，连同他们的团体一起加入正义者联盟，并领导改组同盟的工作。考虑到同盟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工人政党组织，其领导人也已表示接受自己的共产主义理论，马克思、恩格斯便同意参加改组正义者同盟，把它变为共产主义政党。

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举行了改组大会。恩格斯作为巴黎支部的代表、马克思的亲密战友威廉·沃尔弗作为布鲁塞尔支部的代表参加了大会。马克思因为严重的经济困难未能出席，但他为大会的召开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包括对提交大会讨论的新的章程草案提出了原则意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提议，大会将正义者同盟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取代了“人人皆兄弟”的旧口号。

1847年11月底至12月中，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大会经过长时间的辩论，最终完全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新理论和新原则，并委托他们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一个以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纲领。会后，马克思恩格斯经过充分酝酿，最后由马克思执笔完成了纲领的起草工作。这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个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共产党宣言》。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