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中文

五焦竑和谈迁（第1页）

五、焦竑和谈迁

晚明还有两个史家，是在关于本朝史撰述上做出了成绩的。这就是焦竑和谈迁。

焦竑（1541—1620），字弱侯，号澹园，江宁（今江苏南京）人。万历十七年（1589），以殿试第一名而授官翰林修撰。后任东宫讲官，万历二十五年（1597）贬为福宁州同知，一年后去职。晚年起为南京国子监司业，年迈辞官，专心著述。

焦竑一生，著作很多，《明史·艺文志》经、史、子、集四类著录了他的书有十几种。他关于本朝史的撰述，主要有《国史经籍志》、《国朝献征录》、《玉堂丛语》。《国史经籍志》（一称《经籍志》）5卷，附录1卷，撰于官翰林修撰时。万历二十二年（1594），大学士陈于陛建议修国史，意以竑专领其事。焦竑辞让，乃先撰《经籍志》，其他皆无所撰，史馆亦罢。他的《经籍志》却有幸流传下来。本书体例多遵《隋书·经籍志》，各类皆有小序，以明分类之旨。而其分类方法，又参考了《通志·略》，全书含经部11类、史部15类、子部17类、集部5类。附录1卷名为《纠谬》，详析《汉书·艺文志》以下至《文献通考·经籍考》等公私所撰文献分类目录之误。因有这些特点，它受到后人的推崇。《明史》作者批评它说：“明万历中，修撰焦竑修国史，辑《经籍志》，号称详博。然延阁广内之藏，竑亦无从遍览，则前代陈编，何凭记录，区区掇拾遗闻，冀以上承《隋志》，而赝书错列，徒滋伪舛。”[106]《四库全书总目》甚至讥为“古来目录，唯是书最不足凭”。这些批评显然是过分了。

《国朝献征录》（一称《献征录》）120卷，人物传记汇编。国史馆罢后，焦竑仍有志于国史撰述。这书是他搜集自洪武至嘉靖间朝野人物传记资料，编撰汇集而成。所记人物，按68门分类，征引皆注明出处，保存了丰富的明中期以前人物传记资料。从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和焦竑的这两部书，大致可以看出明代史家在撰述本朝史过程中所做的一些基础性工作。这对后人治史是有启发的。

《玉堂丛语》8卷，是一部笔记体史料集，仿《世说新语》体例，记万历以前翰林人物言行。全书分行谊、文学、言语、政事、铨选、筹策等54门，书首有焦竑万历四十六年（1618）所撰小序《书玉堂丛语》，以及顾起元序和郭一鹗序。顾序概括了这书的性质、内容和特点，其文曰：“《玉堂丛语》若干卷……仿临川《世说》而记之者也。其官则自阁部元僚，而下逮于待诏应奉之冗徒。其人则自鼎甲馆选，而旁及于征辟荐举之遗贤。其事则自德行、政事、言语，而征摭于谐谑、排抵之卮言。其书则自金匮石室、典册高文，而博采于稗官野史之余论。义例精而权量审，闻见博而取舍严。词林一代得失之林，煌煌乎可考镜矣。”郭序称它“宛然成馆阁诸君子一小史然”。《玉堂丛语》是明代笔记中的上乘之作，保存了不少有意义的真实史料。[107]

谈迁（1594—1657），字孺木，号观若，浙江海宁人。原名以训，字仲木，号谢父。他比焦竑晚出生50多年，是明末清初人。明亡之年，他50岁。作为“江左遗民”，他深怀“亡国”之痛。作为史学家，他有更强烈的历史反省意识。谈迁以诸生身份，终生未仕。性喜博综，谙于典要，勤于撰述。著有《国榷》、《枣林杂俎》、《枣林外索》、《枣林集》、《枣林诗集》、《北游录》、《海昌外志》、《史论》等书。《国榷》是其代表作。

《国榷》104卷，又卷首4卷，是编年体明史。它上起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下迄明亡后一年（1645），即此书所说的弘光元年，所记其间约320年史事。此书初撰，成于明天启六年（1626）；再撰，成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即著者去世前一年。书首有谈迁天启六年自序、喻应益崇祯三年（1630）序，以及谈迁补撰崇祯、弘光两朝史事后所写的跋语和再撰成书时所写的义例。谈迁撰此书的动因，是痛感明史撰述之无成，所见诸家编年史，“讹陋肤冗”，故“屡欲振笔”。其《义例》之末简记著述经过说：“天启辛酉（元年，1621），值内艰，读陈建《通纪》，陋之。私自笔录，渐采渐广，且六易稿汇至百卷[108]。丁亥（清顺治四年，1647）八月，盗胠其箧。拊膺流涕曰‘噫，吾力殚矣！’居恒借人书缀辑，又二十余年。虽然尽失，未敢废也。遂走百里之外，遍考群籍，归本于实录。……冰毫汗玺，又若干岁，始竟前志。”30多年的撰述经历，其间数易其稿。两度撰述，在这里他写得极其简略，以致初撰中遍阅崇祯朝邸报补撰有关的史事，再撰中曾北游故都调查访问、核定史实达两年有余，都没有提及。他为自己历尽艰辛而“始竟前志”感到庆幸。谈迁所撰《北游录》中，有不少地方记载了他北上调查访问的细节。

《国榷》所依据的史料，主要是明代历朝实录和崇祯朝邸报，同时“遍考群籍”，以求史事之真。喻序称谈迁集诸家之书“凡百余种”，吴晗考订《国榷》卷一至卷三十二引书多达120余家，以证喻说之确。[109]

谈迁历史撰述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国榷·义例》开宗明义就说：“横木水上曰‘榷’。汉武帝榷商税，今以榷史，义无所短长也。事辞道法，句榷而字衡之。”这种求实的思想是他撰述《国榷》的指导思想。他说的“归本于实录”，是针对那些“讹陋肤冗”的编年史说的，并非是盲从于实录；他说的“遍考群籍”，往往又是为了订正实录的阙遗和讹误，并非是尽信稗官、野史之说。《国榷》全书约430万字，写出了明代历史的全过程，它成于清初，但却是晚明史学上的一个壮举。《国榷》详于万历以后史事，因而保存了比较丰富的明皇朝跟建州女真之关系的历史记载。这是《国榷》在晚明历史撰述上的一大贡献。《明实录》是记述明代历史的主要文献，但它有不少隐晦和曲笔，《国榷》做了大量的补充和订正，这是它在晚明史学上又一贡献。

然而，谈迁既以“江左遗民”的身份“榷史”，也就不可能完全做到“事辞道法，句榷而字衡之”。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他对明末农民起义是仇视的，以至渲染农民起义军的残忍和恐怖，这在他记李自成进北京和张献忠进成都时尤为突出。其次，谈迁的史论，有不少地方反映出他对明皇朝统治的批评和对历史的反省。但他对明皇朝的深致眷恋之情，也妨碍着他对历史有更深刻的认识，他写崇祯皇帝之死，实际上要写出一个“圣明”之君“虽圣明无如之何，岂非天哉”[110]的悲壮场面，从而使他的历史观又罩上了天命论的神秘色彩。

谈迁在清代只生活了十几年，《国榷》初撰稿是在明亡前完成的，再撰稿因不曾刊刻而得免于清朝官方的干预以至于遭毁的厄运，使这部明朝人撰写的明朝史巨著得以流传于后世。从这几个方面来看，把谈迁视为晚明史学崛起过程中的一个殿军，或许是恰当的。

[1]陆容：《菽园杂记》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79～180页。

[2]吴晗：《记〈明实录〉》，《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2页。

[3]郎瑛：《七修类稿》卷十三“三无”，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36页。

[4]张岱：《石匮书自序》，《琅嬛文集》卷一，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18页。

[5]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史乘考误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1页。

[6]钱大昕：《万先生斯同传》，《潜研堂集·文集》卷三十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682页。

[7]初修《大明会典》成书于弘治十五年十二月，当在1503年，此处按常例，仍书为1502年。

[8]《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九，《明实录》第2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783～784页。

[9]宋濂等：《元史》附《宋濂目录后记》，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677页。

[10]宋濂等：《元史》卷九十八《兵志》序，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509页。

[11]宋濂等：《元史》卷一《太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页。

[12]宋濂等：《元史》卷四十七《顺帝本纪十》，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986页。

[13]参见邱树森：《元史评介》，《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2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233、237～239页。

[14]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史乘考误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1页。

[15]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史部大序，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92～993页。

[16]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九十九《郑晓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274页。

[17]郑晓：《吾学编》卷十二，《续修四库全书》第4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21页。

[18]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八十三《儒林二·邓元锡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291～72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