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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1页）

那年夏天，最热门的话题，是“税改”。

这个词，像梅雨季的湿气，无孔不入地渗透进家属院的每一个角落。

大人们在饭桌上、在楼道里，压低声音讨论着那些我听不懂的词汇：“国税”、“地税”、“农业税附加”。

我只感觉到，整个家属院的气氛都变了。

以前，晚饭后，阿姨们会搬着小板凳坐在院子里，一边择菜一边聊天，孩子们则在香樟树下追逐打闹。

但那之后，聚在一起聊天的人少了，家家户户的门都关得紧紧的，好像都在守着什么秘密。

妈妈的变化最大。

她带回家的文件袋越来越鼓，里面装着厚厚的、印着表格的纸。

晚上，她不再打算盘，而是用一把木尺，在那些表格上画来画去，嘴里念念有词。

她写字的姿态很好看，手腕悬着，笔尖在纸上流利地滑动，像在跳舞。

但她的眉头却总是锁着，吊扇昏黄的光，在她白皙的额头上投下一小片阴影。

她开始抽烟了，悄悄地。

有时候我半夜醒来上厕所，会看到她一个人站在没有开灯的阳台上，手里那个小小的红点，在黑暗中一明一灭。

烟是红梅牌的，味道很呛，不像那种雪茄的霸道香味，而是一种苦涩的、带着心事的味道。

我以为，日子就会在这样平淡的忙碌和隐秘的忧愁中，缓缓地流淌下去，直到一通来自乡下老家的电话，像一块石头，砸碎了我们家窗户的玻璃。

外公，那个总是笑着给我塞炒米糖的老人，在田埂上突发脑溢血，摔倒了。

那一天，妈妈的世界，静音了。

电话是邻居王阿姨气喘吁吁地上来喊的，她听完后，没有哭，也没有慌，只是拿着正在给我削苹果的小刀，停在了半空中。

那把刀很锋利，被她磨得锃亮，刀片上还沾着苹果清甜的汁液。

过了足足有半分钟，她才把那圈已经削了一半的果皮，完整地削完，甚至还挽了个漂亮的花。

然后，她把苹果和刀放在桌上，对我说：“何晨，看好家，妈妈去一趟医院。”

她的声音，平稳得像在说“我去买一捆青菜”。

从那天起，妈妈的世界里，只剩下医院。

她每天天不亮就去，深夜才拖着一身消毒水的味道回来。

家属院里那种无孔不入的同情目光，被她用一种更胜以往的冷漠和礼貌，不动声色地挡了回去。

妈妈带回了外公的消息，和一张写着诊断和预估费用的单子。

我看不懂上面那些复杂的医学名词，只看到了最后那个数字：两万。

妈妈把家里那个红色的、印着“储蓄光荣”字样的存折拿了出来，那是她所有的积蓄，是一分一毛地从牙缝里省下来的。

她把存折递给我，让我看。

我看到上面最后的结余，是一千三百二十六块五毛。

“晨晨，你在看，”她用手指着那个数字，语气平静得像在教我算术，“这个数，比那个数，少了一个零还不止。”

第二天，她取光了存折里所有的钱，连同家里一个铁皮饼干盒里所有的零钱，凑了一千四百块，交到了医院的收费处。

换回来一张薄薄的收据，和一句冷冰冰的“尽快补齐后续费用”。

自那以后，我们家的饭桌上，再也见不到荤腥了。

每天都是青菜豆腐，连炒菜的油都放得极少。

妈妈开始在深夜里，反复地拖地。

一遍，又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