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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第1页）

2002年的初夏，我们县城的大街小巷，一夜之间像得了某种热病。

所有的店铺，不管卖的是化肥还是女人的内衣，门口都挂上了一面崭新的、红得刺眼的五星红旗。

镇上那家唯一会用电脑刻字的打印店，生意好得忙不过来，到处都贴着“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红色横幅。

那一年，中国队破天荒地踢进了世界杯。

“世界杯”，这个词，像一阵滚烫的、带着汗味的季风，吹进了我们这个偏僻小县城的每一个角落。

连我们学校门口那个卖油条的张老头，都在他的油锅旁边，用粉笔歪歪扭扭地写上了一行字：“吃张记油条，为国足加油”。

我们家，是这场狂热中，唯一的、安静的孤岛。

妈妈对足球一窍不通，她分不清什么是越位，也认不出那个据说很神奇的、留着山羊胡子的南斯拉夫老头米卢。

她只是在我们家属院里的男人们，为了一个点球的判罚而争得面红耳赤时，默默地把我们家的窗户关得更紧一些。

而我那个不着调的舅舅程伟，则理所当然地成了这场全民狂欢里最积极、也最投入的信徒。

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件盗版的、印着“15号”的红色球衣，穿在身上，整天在县城里招摇过市。

他甚至还给自己起了一个外号，叫“马麦罗”，因为他听说，巴西队那个最厉害的前锋罗纳尔多，就叫这个名字，而且他也像罗纳尔多一样，剃了一个只在脑门上留一小撮的、滑稽的阿福头。

“姐！晨晨！”他几乎每隔两天，就要冲进我们家，满面红光，神秘兮兮地从他那个破旧的帆布包里掏出几张花花绿绿的、散发着油墨味的盗版VCD光盘，“最新的！内部渠道搞到的！《豪门盛宴》！《世界杯百大进球》！晚上我拿去放，保准一堆人围着看！”

我们家的那台金正牌VCD机，是舅舅去年花了一百多块钱，从一个急着用钱的赌鬼手里买来的。

平日里，他用它来看一些从街边租来的、封面模糊的香港枪战片。

但那段时间，它成了舅舅的印钞机。

舅舅在县城的夜市上，摆了一个小摊，用一台小小的、黑白的电视机，循环播放他那些盗版的足球VCD。

五毛钱看一场，买一瓶他从批发市场趸来的、冰镇的亚洲沙示，可以免费看两场。

他的生意，居然还不错。

很多买不起电视，或者家里女人不让看球的男人，都会在他那儿，花上几块钱，就着一瓶廉价的汽水，看那些穿着不同颜色队服的小人，在屏幕上跑来跑去，直到深夜。

妈妈很讨厌舅舅的这门生意。她觉得那是在“不务正业”、“投机倒把”。

“程伟，”有一次，她终于忍不住，对又来我们家取光盘的舅舅说，“你能不能干点正经事？就靠这个，能当饭吃吗？”

“姐，你这就不懂了！”舅舅被酒精和虚假的爱国热情烧得满脸通红，他挥舞着手里的光盘，像在挥舞一面旗帜，“这叫什么？这叫‘球迷经济’！再说了，这也不光是为了挣钱！这是为了信仰！为了给咱们中国队，加油助威！”

妈妈看着他那副样子，只是疲惫地摇了摇头，不再说话。

中国队的三场小组赛，我们县城，像过了三次年。

每到比赛那天，所有的店铺都会提前关门，家家户户的窗户里，都传出中央电视台那个姓黄的解说员，声嘶力竭的咆哮。

舅舅的生意也在那几天达到了顶峰。

他甚至奢侈地，买了一箱小鞭炮，在中国队每次被别人踢进一个球后，就跑到院子里点上一挂，用那“噼里啪啦”的声响，来驱散弥漫在空气里的、巨大的失望。

而我们家的空气，则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压抑。

妈妈依旧沉默地，坐在窗前，一针一线地，织着那件永远也织不完的毛衣。

窗外那些喧嚣的、属于世界的狂欢，和我们屋子里这片沉重的、只属于我们母子俩的寂静，形成了一种极其古怪的、互不侵犯的对峙。

我常常会一边假装看书，一边偷偷地观察她。

我看到，她的眉头总是紧紧地锁着，那双原本很漂亮的眼睛，也因为长期的失眠和焦虑，而失去了一些原有的神采变得有些黯淡。

她织毛衣的动作，很快，很机械，像一个上了发条的、不知疲倦的机器。

有时候，舅舅会在我们家唾沫横飞地分析着哪支球队能夺冠。

“……要我说，肯定是阿根廷！你看看人家那个巴蒂，战神！那一脚远射，‘哗’的一下，球门都得抖三抖！”他一边说，一边挥舞着拳头，仿佛他自己就是那个“战神”。

妈妈只是低着头，织着毛衣，偶尔会因为舅舅的声音太大，而不易察觉地皱一下眉头。

“不过啊，”舅舅话锋一转，又端起那副半瓶子醋的专家派头，“这足球，它跟人生一样，也不光是看谁的拳头硬。有时候啊，运气，比什么都重要。就看你，能不能在关键的时候，抓住那个转瞬即逝的机会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是看着电视机里那些奔跑的小人。

可我却觉得，他那句话，像一颗烧红的、沾着酒气的石子，不偏不倚地正好落进了妈妈那潭死水般平静的心里，烫出了一个看不见的、嘶嘶作响的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