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夜,他们说要‘净化思想’,破门而入,带走七个读书人。其中有我丈夫,还有我十六岁的儿子。我没有哭,因为我知道眼泪换不来公道。但我记住了每一个人的脸,记住了他们穿的靴子、戴的帽子、说话的口音。我把这些记了整整四十年,一针一线绣在这块布上。我不识字,但我请村里的小学老师帮我把每个字念了三十遍,直到我能背下它们的模样。现在,我把它们交出去。我不求复仇,只求你们记住:**暴行最怕的不是愤怒,是记忆。**”
文章末尾署名:林素娥,生于民国三十八年,卒于二零二三年四月十一日。
阿禾下令将全文拓印百份,分送全国各地学校、图书馆、纪念馆。同时决定将其作为“众语堂第一号口述遗产”,永久收藏于新建的“沉默者纪念馆”中。
然而,就在纪念馆奠基仪式当天,京城再起波澜。
一名原属宣传系统的高官突然召开记者会,公开承认自己曾在二十年前参与主导对阿禾母亲文章的审查与封杀行动。他说:“我当时相信那是维护稳定所需。但现在我明白,我们错把控制当成治理,把沉默当作和谐。真正的稳定,来自于公正与透明。”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支持者赞其勇气,反对者斥其背叛。数日后,该官员家中遭人纵火,所幸本人外出未归。警方调查无果,只在现场发现一块焦黑木牌,上面用炭笔潦草写着:“叛徒不得善终。”
阿禾得知此事,并未发表评论,只是命人在众语堂外墙上新增一块石碑,刻下该官员忏悔发言中最动人的一句:
>“我曾亲手熄灭灯光,如今愿做一根引火的柴。”
与此同时,西北少年再次发声。他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音频,背景是风吹戈壁的声音,他的声音平静而坚定: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坚持说这些‘过去的事’?因为我发现,当我开始讲述爷爷的经历时,我再也不做噩梦了。以前我总梦见自己被困在一间没有门的屋子里,四周全是墙,墙上写着‘不准说’。现在我知道了,那屋子是我心里筑起的牢笼。打破它的方法,不是忘记,而是说出来。哪怕只有一个人听,也要说。”
这段话被无数人转发,甚至出现在地铁广告屏、公交报站词中。一些城市悄然兴起“夜语会”??人们在深夜聚集于公园、河岸、废弃工厂,轮流讲述家族中未曾公开的历史。有人讲父亲被打成右派后劳改十年,归来时已不会笑;有人讲妹妹因饥饿偷粮被抓,全家跪地求情无果;有人讲自己幼时被迫揭发老师,几十年来良心难安……
这些声音没有录音,不留痕迹,却像地下暗流,悄然汇成江河。
春深时节,众语堂迎来一位特殊访客。
老人白发苍苍,拄拐而行,自称姓沈,曾是当年“静音运动”期间某地教育局档案员。他带来一只铁盒,里面装着十七份被销毁的教师申诉书原件。
“那时候,我们被要求每月上报‘思想异常人员名单’。”老人声音沙哑,“我不敢不报,但每次我都偷偷多复印一份,藏进档案室夹层。我以为没人会找,没想到三十年后,还有人愿意看。”
阿禾逐页翻阅,指尖触到那些斑驳墨迹,如同触摸一段段被压弯的脊梁。其中一份申诉书写道:
>“我只是在课堂上提到三年困难时期的真实情况,并引导学生思考成因。我没有攻击任何人,也没有煽动情绪。如果如实讲述历史就是犯罪,那请把我关进去,但别让学生们也学会撒谎。”
落款人:李文昭,峨眉中学语文教师,1972年4月15日。
阿禾猛然一震??这名字,竟与他幼时记忆中母亲常提起的那位“峨眉老友”完全吻合!
他急忙追问:“这位李老师……后来怎样了?”
老人摇头:“听说被送去劳改农场,再没回来。家属也不敢多问。”
阿禾默默将这份文件单独取出,放入特制密封袋中,标注:“亲属待查”。
当晚,他再度梦见母亲。这一次,她坐在灯下写信,抬头对他微笑:“你在找李叔叔吗?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唯一敢在我被捕前提醒我要小心的人。他死了,但他的学生还在。你若想找真相,就去峨眉山下的老校址看看吧,那里有个地下室,藏着我们当年没能出版的《民间语文读本》。”
梦醒时分,东方既白。
三日后,阿禾启程赴峨眉。
山路崎岖,旧校舍早已荒废,墙体开裂,藤蔓缠绕。他在断壁残垣间搜寻整整一日,终于在食堂地窖下方发现一道隐蔽石门。撬开之后,尘封的空气中浮起厚厚灰雾。室内堆放着数十个木箱,箱上标签依稀可辨:
>“《童谣真解》初稿”
>“《禁忌成语释义》修订版”
>“《沉默者的修辞学》手稿合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