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忍见同僚如此受窘,也更担心汉王这套“歪解经典”的论调会动摇科举乃至士人地位的根基,连忙出言打圆场,试图將话题拉回可控的轨道:“王上见识高远,非臣等所能及。只是————臣愚钝,尚不能完全领会王上深意。王上是否可明示,对於科举取士的標准,具体有何圣虑?”
石山见两位宰辅如此紧张,仿佛自己要刨了儒家根基一般,不由得展顏一笑,缓和了一下有些凝重的气氛。他环视四位神色各异的大臣,拋出了另一个关键问题:“参政刚才介绍蒙元科举制度,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孤曾闻,宋初开科举,殿试之时,皇帝手握黜落之权,可依据策论表现,將不合格的会试上榜者直接淘汰。
但这项制度后来为何会被废止,形成了如今殿试不黜落”的惯例?诸位皆是饱学之士,想必知其缘由吧?”
殿中四人,对此段歷史公案自然瞭然於胸。
其直接导火索,便是北宋仁宗年间,一位名叫张元的落榜考生,因殿试被黜,心怀愤懣,竟转而投奔西夏国主李元昊。
其人才华横溢,深受李元昊重用,积极参与策划了包括好水川之战在內的多场关键战役,给北宋西北边境造成了巨大麻烦和伤亡。
甚至,留下了“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的诗句嘲讽宋军主帅,一时成为北宋的心腹大患。
此事给宋廷上下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和反思,深感“黜落”之制可能逼反本方人才,遗祸无穷,自此之后,殿试便逐渐演变为主要確定排名,原则上不再黜落考生,以示皇恩浩荡,笼络人心。
在座的都是人精,结合“张元旧事”,立刻听懂了石山未曾明言的潜台词。
—开科举,並非为了“取士”,至少不完全是为了取士,而是通过制度设计,將张元、黄巢等原本有心报国的“英雄”纳入体系內,给予他们上升的希望和通道,別逼得他们祸乱天下。
乱世爭雄,不比天下承平之时,竞爭更加残酷血腥,手段也更加直接露骨。
但凡有志於夺取天下,终结乱世的政治势力,其上层精英基本明白权力构成与维繫的底层逻辑。
他们並不讳言诸如玄武门之变、张元投敌之类的敏感话题,因为这些本就是他们在崛起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难题。
汉王此刻点出此节,並非离经叛道,而是直指乱世用人的核心矛盾。
刘兴葛和赵璉本能地觉得石山这番话有些“歪歪理”,却偏偏紧扣歷史教训,直指政权安全的命脉,让他们一时之间竟找不到足够有力且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反驳。
加之他们二人都曾被石山敲打过,深知这位主上意志之坚定、手段之老辣,在自身底气不足、未能想好应对之策时,皆不敢轻易发言反对,以免再次陷入被动。
夏煜资歷尚浅,连进士身份都没有,在此等涉及科举根本、牵动天下士林神经的重大议题上,更是人微言轻,不敢隨意掺和,只能屏息凝神,静观其变。
眼见场面因两位宰辅的沉默而显得有些冷,宣部尚书施耐庵眼中却闪过一丝兴奋的光芒。
他在投效石山之前,曾创作过半部小说,名为《江湖豪杰传》,其中的主角设定,便是一位胸怀大志,却因科举屡试不第,报国无门,最终被逼走上反抗朝廷之路的“悲情英雄”。
早在创作之前,他便对科举制度可能產生的“遗贤”问题,以及那些被体制排斥在外的能人异士的心態,有过相当深入的思考。
此刻,见汉王主动触及这个自己思索已久的话题,施耐庵顿时觉得找到了知音,心中涌起一股畅所欲言的衝动。
“王上,”
施耐庵清了清嗓子,打破了短暂的沉默。
“天下俊杰,稟赋万千,如同星河沙数。然,並非所有人都能有机缘进学读书,也並非每个读书人都能在这科举之道上学有所成,金榜题名。
西楚霸王项羽,年少时学书不成,最终不也横扫暴秦,称雄一时?汉高祖刘邦,不喜读书,最终不也贏得了楚汉爭霸,开创四百年大汉基业?”
他这番话,引用项羽、刘邦的例子,其实有些诡辩,意在说明才能的多样性,並非只有科举一途。但在此时此地,用来调节过於严肃的气氛,引出更深层次的討论,却是再合適不过。
石山本无心与自己的核心臣子打擂台,见施耐庵主动接过话头,並以这种略带夸张的方式为自己“助攻”,知道对方这是在给自己递台阶,便於將討论引向更深处。笑道:“施尚书所言不差。但祖龙秦始皇若不突然崩逝,天下未乱之前,纵使是刘邦、项羽这等天纵之才,不也只能雌伏於乡野市井,等待时机?
科举之制,本是为天下一统、江山稳固之后,选取贤能,並以此维护王朝长治久安而设。至於如今这群雄並起、刀兵四起的乱世,欲定鼎天下,”
他的目光陡然锐利,语气斩钉截铁,道:“终究还是要靠手中的刀枪来说话!要靠实实在在的功绩来论英雄!”
施耐庵见汉王非但没有怪罪自己言语“荒诞”,反而兴致更高,自己也有些意犹未尽,便顺著刚才“英雄出路”的思路,提出了另一个现实问题:“王朝鼎盛之时,英雄”自只能雌伏。但臣还有一惑,若天下读书人皆爭科举,难免会有寒士耗尽家財,却因资质鲁钝,或时运不济,终身无望功名。
这些人,数十年光阴虚掷,除却读书,身无长技,家业凋零,前途渺茫。一旦心生怨望,自觉天地之大却无容身之处,最终挺而走险,啸聚山林,甚或投效敌国,又如之奈何?”
势力核心层可以討论科举是究竟为了收“英雄”,但公开场合,必须说取“士”,更需要通过取“士”的过程,实现阶层流通,给苦苦挣扎的社会底层以希望。
问题是这个希望太渺茫了,自科举制度大兴后,歷代都不乏科举梦碎后走上极端道路的穷书生案例。不管这些人最终能否成气候,闹得多了,终究会对社会稳定造成持续的侵蚀和破坏。
夏煜一直插不上话,听到这个问题,终於感觉自己找到了能够发挥的领域,试探性地提议道:“王上,施尚书所虑,確是实现实之忧。可否在科举正途之外,於各地官学之中,给予在籍生员一些优待?
譬如,可见官不拜,以示尊崇;免除其家若干丁口的劳役,或减免部分赋税,使其能安心向学:或由官府定期发放廩膳米粮,以资助那些真正贫寒的学子,使其不致因饥寒而废读?”
夏煜家资颇丰,为人也乐善好施,投效石山前多次举办文会,曾慷慨解囊,赠予过前来参会的穷苦士人钱財,颇有惜才之名。
然而,他此刻提出的这条建议,却並非其独创,本质上是对蒙元儒户优待政策的继承和发扬。
不得不说,这是个歷史反讽。
蒙元虽是异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王朝,为了缓和尖锐的民族矛盾,並爭取汉地精英阶层的支持,在“尊儒”一事上,其表现出来的力度和捨得下的本钱,却远超许多汉人建立的王朝,堪称歷朝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