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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庄子英译及英译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第2页）

华兹生对魏鲁男译本的评价是：“译本的特点是以其特别的术语，非传统的解释来翻译中国早期哲学著作，他把庄子描述为先进的、有活力的儒家派系——为此，也因为译本缺乏注释及合适的介绍材料，其价值可疑。”[14]比较魏鲁男与其他译者的译本发现华兹生的评价较中肯。

2．华兹生译本（1968年）

华兹生（BurtonWatson，1925—）出生于纽约，1956年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他曾以福特基金海外学者（FordFoundationOverseasFellow）的身份在日本京都大学从事研究，并先后在京都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及斯坦福大学教授中文及日文。他的译作涉及中国传统史学、经学和文学经典，如《史记》、《左传》、《论语》，以及杜甫、白居易、苏东坡、陆游等人的诗歌。

1964年，华兹生翻译了节选本《庄子》（gTzu：Basigs），其中翻译了第1—7章，17—19章和第26章。1968年，华兹生发表了《庄子全译》（ThepleteWorksofgTzu），这个译本现已被收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性著作选集《中国系列丛书》（UNESCOofRepresentativeWorks，eseSeries）。

华兹生翻译《庄子》前曾经翻译过《墨子》和《韩非子》等典籍，积累了较深厚的英译汉籍经验。《庄子》中哲学术语的翻译，华兹生力图保持用英文中一个固定的词来对应原词，例如“道”，他翻译成“theway”。《墨子》、《韩非子》和《孙子》中的“道”有不同的意义，汉语用同一个词来表示。华兹生认为读者可以通过发现这些词如何运用而判断其意义，所以他在译文中也坚持用固定的词。事实上，古汉语一词多义，词义灵活但又有其宗本。华兹生的翻译方法无疑尊重了古汉语文化的这一特点。他在翻译过程中注意吸收中外庄子学的研究成果，具备良好的对古汉语的审美判断力，译本文字优美，又尽力贴近原文的意象，其他译者对华兹生的译本也有较高评价。[15]

3．莫顿译本（1965年）

莫顿（ThomasMerton，1915—1968）出生于法国，曾就读于英国剑桥大学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41年进入美国肯塔基州的特拉比斯隐修会（Trappists’Order）。莫顿是隐修士，也是画家、诗人、文学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其自传《七重山》，“七重山”一词出自但丁的《神曲》，意指在炼狱中经历种种磨难，最终到达天庭的过程，作者以此自喻从荒唐无知到发现真理的不寻常一生，因此该书又被称为20世纪的奥古斯丁《忏悔录》，这本书在西方影响甚广，如今已有二十余种译本，全球销量数百万册。

1965年，莫顿出版了《庄子之道》（TheWayofgTzu）。他虽然不懂中文，但受到他的天主教友——华裔学者吴经熊的鼓励，自认为可以与庄子进行心灵的沟通。莫顿参考了他认为当时最好的四个译本，两个英译本，一个法文译本，一个德文译本，经过五年的阅读与思考，以自由诗体翻译，出版了这本《庄子》的仿译本。1992年，在“香巴拉的口袋书经典”（shambhalapocketclassics）系列中再版，这本书只有巴掌大小，全书由62个短小的故事构成，每个故事都有生动的题目，又以自由诗体翻译，趣味性可读性很强。

4．冯家福和简·英格利希译本（1974年）

1972年，冯家福（Gia-fuFeng，1919—1985）和简·英格利希（JaneEnglish，1942—）合作翻译了《道德经》。一年以后，二人决定合译《庄子内篇》（gTsu：Iers）。这是一本图文并茂的译本，展开书本，一边是竖版书法的中文《庄子》段落，另一边是英文，并配有作者的摄影作品为插图。译者认为中西语言虽然不同，可对于自然的感受是相通的。配有书法和插图的作用是“停止西方的逻辑思维方法，……当西方人读东西时，想当然地认为应该用一种直线的、逻辑的思维去理解。庄子却不是直线思维的产物”。[16]译者对《庄子》并非线性思维作品的看法非常正确，从某种程度上消除了西方读者认为庄子文本混乱的误解。《庄子》是“意象思维”的产物，这种思维方式若用图形描述属于纲目式，通常用平行的几条线索从各个方面说理来表达同一意旨。

译文简明流畅，中外译者合作的方式较好地沟通了语言理解与表达的问题。对图片和书法的选择使译本独具特色，在意趣上也与道家崇尚自然的主张相契合，使译本增色不少。

5．梅维恒译本（1994年）

梅维恒（Viair，1943—）是美国著名汉学家，现为宾西法尼亚大学教授。他的全译本名为《逍遥于道：庄子的早期道家寓言故事》（WaheWay：EarlyTaoistTalesandParablesofgTzu）。

梅维恒译本之前已存在英、法、德、日等语言的译本，但这些译本梅维恒认为它们“是节译本，不完整也过时了”。[17]梅维恒翻译《庄子》源于他个人对《庄子》的喜爱，想与他人分享。他曾坦言阅读《庄子》上百遍，使他在焦虑的时候得到放松。《庄子》不仅可以给人愉悦，而且“充满了生活的智慧与深刻的洞察力”。[18]另一个翻译此书的原因是他认为《庄子》理应在西方更广为人知。梅维恒在1994年译本序言中，对比了《道德经》和《庄子》在国外的传播状况。前者基本本土化为美国经典，后者在美国学术圈外则少为人知。他深感此景对《庄子》极其不公，并确信后者在各个方面都更胜一筹。

梅维恒译本对原文和读者两个方面都有顾及。译本非常注重保持庄子的文学魅力。他认为《庄子》的风格与思想都是与众不同的，不应该用平常的方法去翻译。他的译本旨在呈现《庄子》的卓尔不群的文学风貌，防止他“堕入沉闷的哲学家和脆弱的道教领袖形象”。[19]他宣称自己的翻译是唯一把《庄子》的诗韵翻成英文诗体的全译本。他认为如果忽视了《庄子》的文学特征，而只把它看作哲学散文是对庄子的不公。

梅维恒译本同时兼顾了英语读者的阅读兴趣。译文把不同的寓言间以数字隔开，这样读者可不必从头读到尾，可以从中选择感兴趣的故事去阅读。《道德经》在西方盛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其章节简短明易，箴言警句鲜明而又利于引用，而《庄子》文章很长，读起来要花时间。梅维恒划分段落群的方法可以为读者节省些力气，解决了读者阅读时的一个障碍，有利于《庄子》的海外传播。同时，梅维恒译本每一章的开头都用简短的一段话对每章大意进行概括。为了不打扰读者的欣赏兴趣，梅译只提供必要的解释，而避免过多的注释和评论。人名、地名、术语、典故解释附在书后的词汇表中。特别的译法在于他创造新词，例如：对“300里”的翻译，若音译为li，容易引起误解，因为中文的“理”、“礼”、“利”的拼音都是一样的，为避免混淆，他翻成“trit”。人名的处理，他注意到保留原文人名的双关意义，突出了原本的文学特色。梅维恒译本可以说是吸取众家之长，在20世纪全译本中属于综合质量较高的译本，兼顾了学术规范、读者接受、原文特色、译本可读性等方面的问题。

6。大卫·亨顿译本（1997年）

大卫·亨顿（DavidHinton，1954—）是美国作家，中国古诗研究家。他曾荣获古根海姆研究基金，并于1997年获得由美国诗人学会颁发的兰德勒翻译奖。

大卫·亨顿独自译出了《道德经》、《庄子》、《论语》和《孟子》四部中国哲学经典著作。亨顿翻译的《庄子》内篇，延续了韦利和葛瑞汉的做法，把一些段落翻译成诗歌形式。对表达同样意思的段落群，该译本不像梅维恒译本以数字在段落间作标记，而是以字号加大加粗的段落开头首字母为提示，优点是段落群的划分既醒目又能保持整章的连贯性。他认为庄子虚构的人物名字是一种文字游戏，因为有些段落的大意与这些名字的暗示有关。在人名的翻译处理上，亨顿力图保持原作的精神。例如：“肩吾”被翻译成“BearingMeUp”，长梧子译作“Masterree”等，虽然不是每个人名都需要意译，但大卫·亨顿的译法却使译文总体更加生动。总体看来，他的译文并非追求学术性，但简洁流畅、通俗易懂。

（三）国内学者译本及节译本

1．冯友兰译本（1933年）

冯友兰（1895—1990）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19年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哲学系学习，1923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教授。

冯友兰是第一个英译《庄子》的中国人。冯友兰译本是第一个宣称侧重翻译《庄子》哲学的英译本。他主要参考了理雅各和翟理斯的英译本，但对于重要的术语、词组，尤其是他认为能正确解释《庄子》哲学的术语，他采用了不同的译法。冯友兰的译本宣称注重《庄子》哲学。他翻译了《庄子》内篇，同时也选译了郭象的《庄子注》，同时也有译者的自注。这些注解都侧重于人生哲学层面的解读。译文包括序言、《庄子》内七篇的英译、附录和索引。序言对几个命题进行阐发：道与德、顺其自然的理论、生活的艺术、物与观点的平等、生与死、不朽、纯粹经验、行动和宁静、绝对自由、自由人的信仰等。这些命题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也有说明。附录部分是原载于1927年《哲学评论》第1卷第1期的《郭象的哲学》的英语译文。

冯友兰译本是他继郭象的注释之后对《庄子》的进一步诠释。中国哲学传统的实用理性精神在此得到了延续。虽然冯友兰宣称他的译本注重《庄子》哲学，但其实冯友兰译本中的哲学精神已经并非是庄子出世的哲学了，而是入世的人生哲学，冯友兰重新诠释的《庄子》体现在重要术语的翻译中，也体现在译者的英译本自注中。

2．汪榕培译本（1997年）

1997年，汪榕培（1942—）、任秀桦两位国内学者合译的《庄子》（ZhuangZi）全译本出版。汪榕培重新翻译的原因是认为外国译者在理解《庄子》原文方面有不足，译出许多“使人不知所云的句子”[20]。国内学者可以掌握研究庄子的第一手文献资料，新的译本可以吸收近年庄学研究的新成果。该译本秉承的翻译原则是“以流畅的当代英语表达原作的精神实质，再现原作的艺术风采”。翻译方法的运用方面，尽量用原文对应词语或结构，可能引起误解的地方则采用变通的方式。同一术语在不同语境下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汪榕培译本中文言文、英译文和现代汉语译文互相对照。

除以上介绍的译本，还有在作品集中非独立的《庄子》译文。1939年，韦利在伦敦出版了《古代中国的三种思维方式》（ThreeWaysofThoughtia），摘译介绍了庄子、墨子以及韩非子的思想，韦利的译本主要选译了《庄子》中的寓言与对话，并重新安排了段落次序，收录到自己重新命名的主题之下。后来的译者葛瑞汉从韦利的翻译策略得到启发，对原文次序进行了更大胆的调整。林语堂在1942年出版的《中国与印度的智慧》（TheWisdomofdIndia）中有一部分介绍庄子，定名为《庄子，神秘主义者和幽默大师》（gtse，MystidHumorist），其中翻译了内七篇中不包括《应帝王》的其他六篇，以及外杂篇中的《秋水》、《骈拇》、《马蹄》、《胠箧》、《在宥》，共11篇。1942年，修中诚（E。R。Hughes）在《古典时代的中国哲学》（esePhilosophyinClassicalTimes）中译出部分《庄子》篇目，名为《自由的诗人庄周》（gChou，thePoetofFreedom）。1960年，华裔学者陈荣捷（Wing-tsit）在纽约和伦敦出版了《中国传统资料》（SourcesofeseTradition），他翻译了《庄子》的四篇内容。1991年，克利瑞（ThomasCleary）在他的《道家精要》（TheEssentialTao）中译出了《庄子》的内篇。1992年，布莱斯（DerekBryce）从维格（LeonWieger）的法文译本中转译的英文译本出版，名为《庄子：南华经》（g-TzuNan-Hua-g），翻译了第1—7章，11—17章，19—29章，31—32章中部分内容。1998年，哈米尔和西顿（SamHamillaon）在《庄子精要》（TheEssentialgTzu）中翻译了内七篇和第8—12章，17—20章，22章，25—26章，29—31章的部分内容。2000年，施耐沃夫（GeraldSewolf）在《道：老子、庄子和僧璨》（TheWay：AgtoLaoTzu，gTzu，asan）中以自由诗体摘译了《庄子》的部分内容，2001年，克耶伯（PaulKjellber）在《中国古典哲学读本》（ReadingsinClassiesePhilosophy）中翻译了《庄子》的内七篇和外杂篇中12个章节的部分段落。

二、英译研究概况及反思

（一）术语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