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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科学理性审视下的庄子以葛瑞汉译本为例（第2页）

Bloeast，

Andnowagainwhirlhighabove。

Whobreathesthemout，whobreathesthemin？

Whoisitsitswithnothingtodoaweehem？[5]

原文：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孰隆施是？孰居无事**乐而劝是？风起北方，一西一东，在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敢问何故？

白话译文：天在运转吗？地在定处吗？日月往复照临吗？有谁主宰着？有谁维持着？有谁安居无事而推动着？或者有机关发动而出于不得已？或者它自行运转而不能停止？云层是为了降雨吗？降雨是为了云层吗？有谁与降云雨？有谁安居无事过分求乐去助成它？风从北方吹起，忽西忽东，在上空回转往来，有谁嘘吸着？谁安居无事去吹动它？请问什么缘故？[6]

这种段落的调整需要质疑。首先，该佛经虽有此段在《庄子》内篇的记载，却并未明确说明该段是否出自《齐物论》篇。其次，这段在语词中有“天”与“地”，同天籁、地籁中“天”、“地”有契合，但就意旨来说，与《齐物论》的“以道观物为齐”的主旨没有任何联系。此种添加不但没有使原文变得更合理，反而使译文的意旨更加不通顺。葛瑞汉以语词作为判断的依据，却忽视了思想或意念的连贯性。当葛瑞汉以一副考证严谨的汉学大家身份出现，并相当的自信时，译文中的这种改变需要澄清。葛瑞汉在没有完整的或更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原文次序的情况下对译文进行的调整，到底是建构还是解构了《庄子》是值得商榷的。

三、文体形式的区分——散文与诗歌

葛瑞汉认为庄子用不同的文学形式写作，但最基本的诗与散文之间的区别在全译本中消失了（在韦利的摘译本中没有消失）。[7]他认为译者应该在译作中体现出散文与诗歌的区别。不作区分会使译文读起来不连贯，并举例说明在内篇第六章中的楚狂人接舆讽刺孔子的打油歌谣，翻译成英文看来就像另一个流逸出去的道家话语。《秋水》篇的前四段对话翻译成英语前后非常连贯，是关于道家的相对主义的，而第五段对话的翻译会打破读者阅读的连贯性。葛瑞汉引用《秋水》中的一段话：

河伯曰：“然则我何为乎，何不为乎？吾辞受趣舍，吾终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观之，何贵何贱，是谓反衍；无拘而志，与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谓谢施；无一而行，与道参差。严严乎若国之有君，其无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无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无穷，其无所畛域。兼怀万物，其孰承翼？是谓无方。万物一齐，孰短孰长？道无终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虚一盈，不位乎其形。年不可举，时不可止；消息盈虚，终则有始。是所以语大义之方，论万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8]

葛瑞汉认为在原文中本来北海若的回答是散文体的，现在转变成诗体了。他不再给河伯具有哲学意味的问题提供答案，他用诗指引河伯接近那无法描述的“道”。在“是所以语大义之方”一句又回到了散文体。因此葛瑞汉翻译策略是从“以道观之到终则有始”译为自由诗体，其余是散文体。[9]

他认为从这个例子中人们可以发现为什么当庄子的诗翻译成散文时会无可避免地落入跳跃的模式（ramblingmode）。同散文相比，诗中的一个陈述较少地依赖于最接近的上下文，除非位于同一直线行，一个诗行与其他诗行的联系是通过整体结构组织的。他又举例说明第二个四行诗中的每一诗行都分别与第一个四行诗歌的句法和词汇相呼应。但一旦这种形式消解，我们只能面对线性顺序，对于连贯的散文来说过于松散，会造成跳跃的方式（ramblingmode）。而在《老子》中，现代的翻译以诗体重现，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书本晦涩却避免了不连贯的效果。

葛瑞汉在这里提出的翻译中的问题与其说是语言转换的问题，不如说是思维转换的问题。根据古汉语文章的写作习惯，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句与句之间的组合，段与段之间的排列不需要形式逻辑符号的连接，而主要靠连贯的“意念”来组词造句，况且汉字的形状与特点决定了纵然是横向排列，四字一组，依然具备诗歌的视觉效果，并不一定在排版上把散文与诗区分开。英文翻译没办法与原句保持字字对应，运用英文的连词，同样的意思，英译文往往较长，原文的诗的美感丧失，所以诗体英译文更适合模仿原文的形式美。

受到韦利译本的启发，葛瑞汉在《逍遥游》、《德充符》最后一段的翻译中与韦利选择相同的段落作诗体翻译的处理。《人间世》狂接舆的歌谣也作诗歌处理。翻译中区分散文和诗歌的策略，可以调和两种语言文化的差异，以适应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同时又忠实于原文的文学性。考虑到译文的可读性，把原文的骈文译作英语诗的处理是可行的。

四、作者与译者的审美分歧——“意象思维”的逻辑化

葛瑞汉的英文译本主要采取了两大策略使译文文本形式逻辑谨严：区分和重排。区分如下：（1）区分不同时期的作者。（2）区分散文和诗。（3）区分叙述、对话和故事。重排如下：（1）重排了原文篇章顺序（2）重新安排段落顺序。葛瑞汉对原文的研究是非常注重形式逻辑的，学界对葛瑞汉的《庄子》英译褒大于贬，鲜有质疑的声音。

本研究认为葛瑞汉以其西方的价值体系来衡量中国经典，下面对葛瑞汉的观点提出几点质疑：

（一）原文不是书？

葛瑞汉批评其他译者把《庄子》当成“书”来处理，理由是《庄子》经过后人的编订，后人可能是把同类的段落汇编成篇。从葛瑞汉的英译推断，他有着这样的假设，“书”应该是现代学术意义上“书”，是由作者独立创作，按照严密逻辑顺序进行演绎的。

按照现代西方学术的标准，译者可以赋予自己编者的责任，重新汇编。他重新排列原文的次序是以段落为单位的，而没有质疑他本人重编原作的逻辑与中国古人汇编原文的逻辑是不同的。葛瑞汉的篇目安排是以形式逻辑为线索，而原文的篇目是以情感的逻辑——即相同的意旨而汇编。

事实是《庄子》这本书在中国历史上已经流传了两千年。从它有记载的历史起，就已经是一本书了。先秦诸子著作都经过后人编订，不能据此便断言中国的古籍不是“书”，只不过当时的“书”与现代话语下逻辑谨严的学术书籍意义不同而已。

（二）原文不连贯？

葛瑞汉译本多次强调原文不连贯、混杂、读不通，可能受他推崇的另一位《庄子》的译者亚瑟·韦利的影响有关。韦利多次提到文章混乱，韦利评论庄子的“英译经常是评论的翻译而不是文本的翻译，……因为文本混乱，时常不可读。”[10]他们称原文混乱与《庄子》不是“书”的预设是一致的，即以逻辑推理严密的现代学术标准来衡量原文的句与句、段与段之间的关系。

认为原文不连贯可能是误解：一、由于译者个人的古汉语文化知识有限，并没有读懂原文。在没有合适的解释材料出现之前，就进行无可靠证据的修订，甚至过了头，连文本本身清楚、没有必要修订的地方也重新修订，反而造成新的混乱。二、两种思维方式不同。葛瑞汉以逻辑思维的模子衡量“象”思维下的文本。先秦的文章中时而说天道，时而说人事，两者是类比关系，其实质是一种隐喻，并不是因果逻辑关系。这种情况下可能出现葛瑞汉所言的“不连贯”，事实上只是并非逻辑上的连贯而已，情感上却是贯通的。

葛瑞汉认为原文文体混杂，所以要区分散文和诗。他甚至把内篇的文体更加细化，认为其“包括押韵的四行诗、可吟唱的故事、教导性的语言、零碎的散文评论、格言、暂时的思想后面跟着评论、庄子（或其弟子）的主张统领着解释。”[11]从上文葛瑞汉引用的《秋水》中“以道观之，何贵何贱……夫固将自化”的例子看出，他所说的诗歌并不是中国的古诗，而是古汉语的对仗语句，在古汉语的写作惯例中，讲究音韵和谐，对仗工整，而葛瑞汉误以为是区别于散文的诗歌。《庄子》内七篇中每篇是以统一的思想指向而成篇的，而葛瑞汉的分类依据是形式逻辑。尤其是他把庄子学派分成十个部分，标题也反映了葛瑞汉重编的逻辑。葛瑞汉的编译更适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

（三）顺序问题

葛瑞汉区分原文的作者并重编是受《圣经》考据学方法的启发。他认为原书内篇的片段和其他同类性质的段落可以保持原样，但它“并不是神圣的，因为没有理由确信庄子的话是有一定顺序记录下来的。一些明显打乱了原来次序的话可以移到更合适的上下文中去，可以把杂篇中的有理由确信是内篇的用来填补内篇的空白。”[12]

葛瑞汉对内篇顺序重排主要有几处，笔者重置回原文语境分析发现与原文意思主旨并不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