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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科学理性审视下的庄子以葛瑞汉译本为例（第3页）

1。《齐物论》南郭子綦与颜成子游对话后+《天运》“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敢问何故？”

2。《养生主》第一段后+《徐无鬼》“故足之蹍于地也践，……是尚大不惑。”

3。《德充符》叔山无趾问仲尼+《大宗师》第一段“以刑为体，……而人真以为勤行者。”

《德充符》最后+《庚桑楚》“碾市人之足……至信辟金。”

4。《大宗师》第一部分“故圣人之用兵也，……而不自适其适者。”置于意而子见许由故事前。“泉涸，鱼相与处于陆，……乃所以善吾死也。”调置子桑户、孟子反的“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之前。

5。《大宗师》第二段“古之真人，……忘其言”后+《徐无鬼》中“以目视目，……得之也死，失之也生。”

现就上面第一例来论证，《齐物论》的首段描述南郭子綦“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状态，提出“吾丧我”的境界，以“天籁”、“地籁”、“人籁”的“吹”与“声”的差别，来比喻“道”和“物”之层次差异。《齐物论》一章“以道观之，万物齐”这个意旨贯穿始终。葛瑞汉补充的《天运》一段由“天地运转，日月照临究竟是谁来发动？”一系列问题开始，巫咸祒回答是“天有六合五行，帝王顺着它便能安治，逆着它便生祸乱。”讨论的是如何进行帝王之治的道理，可见这两段的意旨并不相关。以上各例都存在这个问题，由于篇幅所限，不便一一论证。对于这样的译文安排，葛瑞汉未给出充分的理由。他调整的段落主要依据词法，他按照内外杂篇重复出现的词语分类，依据主要有四点：1。惯用语（Idiom）；2。语法（Grammar）；3。哲学术语（Philosophicalterms）；4。人物和主题（Personsandthemes）。[13]

我们发现作为文章连贯重要标识的“意旨”并未成为葛瑞汉调整段落顺序的依据。仅凭词语重复出现连接段落并不严谨，即便是外杂篇有同样的词语出现，也不能肯定是与内篇同时期的作品，因为存在庄子后学在用词上模仿庄子的可能性。刘笑敢等学者根据《庄子》内、外、杂篇词法、句法的不同特点对文本不同篇目的写作时期进行过考证。但是，这种研究的精准程度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葛瑞汉注重形式上的逻辑，而忽视了思想、文风的一致性。前文论证过《庄子》是“象思维”的产物，这在中国哲学界已达成共识。是不是他的划分比已经在中国本土流传了千年的郭象注本的内、外、杂篇的划分合理？译者是否可以赋予自己编者的任务？这都是重构式的译本留给我们的思考。

先秦诸子之书通常是这一学派著作的汇编，一学派弟子记述老师的学说往往加以阐释和发挥，而并不区分老师的原话和自己的话。在一本书中可以有后人添加的段落，一章中也可能有些段落是后人添加的。这样看来，凭借某个词句就该章是否是庄子本人所作的辨伪方法并不可靠。葛瑞汉凭借词法句法对庄子书的重编值得商榷。

不可否认葛瑞汉的译文注意到了其他译者不曾留意的层面，就是汉朝以前的作品记录在竹简或木牍上，用绳子串在一块，如果绳子断了或是简片排列有误，就会出现以上错误。虽然原文有脱文、错简的可能性，但葛瑞汉也忽视了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古代汉语的辞章审美与现代学术论文不同，古汉语文章讲究辞断意属，这就是说，文章的审美重在神气的圆融和志向的高古，段落之间是靠“意念”的一致性来连接，而并非是概念逻辑。段内句与句之间也是如此，所以无论是散文还是诗，可能对于形式逻辑严谨的英语来说有必要区分，就汉语本身来说并不重要，因为汉字本身是整齐的豆腐块形状，诗句即便不分行，它的视觉美感依然不减。同时葛瑞汉似乎丝毫没有怀疑暂时的不可读确定是真的不可读，是不是由于译者本人古汉语知识有限的缘故，有些暂时不可读的部分可能会随着考古发现的深入而有答案。

葛瑞汉的译本留给我们更多的是思考而不是结论。一经翻译，就代表着语言已经改变了，那么对应的文章逻辑是否应按照译语改变，韦利与葛瑞汉都以翻译实践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就是改变原文的逻辑，适应译语读者的需要。但韦利面向的是普通读者，而葛瑞汉面对的是学术群体。葛瑞汉的译文也是其与西方学界的对话。对于韦利来说，因为他的译文是摘译本，注重可读性，并非严肃读物，所以这种改变无伤大雅。对于葛瑞汉来说，他在西方汉学界素以考证严谨闻名，他的译本是学术性的，这种调整就有待商榷。区分各个学派对比较各个学派思想有一定价值，区分原文的文体使之更符合西文的文章逻辑，段落间用三点间隔号隔开排版，对英译文的可读性有一定贡献。葛瑞汉是按照严格的“学术规范”来调整《庄子》的。

葛瑞汉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去解读“象”思维下的中国典籍，他以逻辑理性来观照《庄子》，以冷静的对象化的观念，对其进行抽象分析。这种方法从表面上看严丝合缝，但是逻辑化、形式化的同时构成了对原作中的情感、价值和信念的排除，消解了原文学作品中的审美特征。科学理性观照下的葛瑞汉译本处处显示出了与《庄子》的隔膜，理性逻辑的概念思维，是主客二元的对象化思维模式，在领会和把握世界时，首先就把主客本来一体的整体性加以割裂，并且在对象化中又把这种被割裂的整体加以僵化。因为，不僵化，就不能作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就不能作出明确的规定。这样，就不难看出，这种领会和把握，只能是有限的、与整体割裂的、被僵化的世界。

赛义德认为西方的“东方学”受制于西方价值体系和观念。叶维廉也曾就中西诗学问题讲过一则寓言，说明西方学者以自己文化的“模子”来考量世界，值得我们思考。寓言的大意是青蛙和鱼同住在水底，有一天青蛙跳出水面，看到了陆地上的人、鸟、汽车等东西，他回来向鱼描述陆地上的所见所闻。说到天空飞翔的鸟，鱼的头脑中变出现了一条腾空展翼的鱼，说到四个轮子的汽车，鱼的头脑中出现了一条带着四个轮子的鱼。叶维廉先生讲这个寓言意在把心智活动比作是一种“模子”，即人们都以自己熟知的样式去构思他物。同理，东西文化就好比是不同的“模子”，译本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这样一种事实：即译者会在不知不觉中忽视了“中国”这个模子，而以自己文化的“模子”去构思中国文化。

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今天，我国学界应该与西方的汉学界搭建对话的平台。尤其是面对经典外译，不能盲目接受他者的重构，而应分析本国经典的深层思维特征，考察译者翻译的标准和预设是否与之符合，分析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样才更有益于经典的对外传播和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1]葛瑞汉：《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张海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A。C。Graham，g-tzu：TheSeveersaingsfromtheBookg-tzu。p。31。

[3]李学勤：《国际汉学著作提要》，程钢整理，361页，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

[4]A。C。Graham，g-tzu：TheSeveersaingsfromtheBookg-tzu。p。81。

[5]A。C。Graham，g-tzu：TheSeveersaingsfromtheBookg-tzu。p。49。

[6]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36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

[7]A。C。Graham，“TwoheTranslationofTaoistClassiHaroldD。Roth（ed。），ApaniontoAngusC。Graham’sg-Tzu。Honolulu：UyofHaress，2003，p。143。

[8]陈鼓应：《庄子今译今注》，424—42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

[9]HaroldD。Roth（ed。），ApaniontoAngusC。Graham’sg-Tzu。p。145。

[10]ArthurWaley，ThreeWaysofThoughtia，ia：StanfordUyPress。1982，p。48，p。52。

[11]A。C。Graham，g-tzu：TheSeveersaingsfromtheBookg-tzu。p。31。

[12]A。C。Graham，g-tzu：TheSeveersaingsfromtheBookg-tzu。pp。30-33。

[13]葛瑞汉词语分类表格参见Roth，ApaniontoAngusC。Graham’sgTzu：TheIers。Honolulu：UyofHaress，2003。pp5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