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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从九十五条论纲到莱比锡辩论（第1页）

第二节从《九十五条论纲》到莱比锡辩论

一、《九十五条论纲》

路德的挑战就是他1517年10月31日中午[1]贴到维登堡万圣教堂大门上的《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即《九十五条论纲》），公开要求辩论赎罪券问题。

罗马教会发行赎罪券由来已久。挥霍无度的利奥十世上台以后[2]，决定进一步发售赎罪券。1515年，勃兰登堡选侯之弟阿尔布雷希特因得到美因茨大主教职欠教皇一笔巨款，双方商定在阿尔布雷希特管辖的美因茨、马格德堡和哈尔伯施塔特出售赎罪券，收入均分，但表面上诡称这笔收入将用于修建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同年3月17日，阿尔布雷希特发布推销赎罪券的训令，声称即将发行的赎罪券经教皇批准能赦免以前赎罪券不能赦免的所有罪行，能赦免炼狱里灵魂的一切罪行，甚至能分享大公教会里的全部幸福。

1517年，出卖赎罪券的老手、多明我会修士约翰·特泽尔前往德国。他拿着阿尔布雷希特的介绍信要去萨克森推销，遭到选侯弗里德里克的拒绝；但赎罪券贩子很快出现在距选侯辖区不远的策布斯特和尤特博克，人们很容易越过边界去购买。一名目击者描写特泽尔在萨克森公爵的安娜堡推销赎罪券的情形说：

当这位代理人或赎罪券贩子到达这座城市时，以写在金丝绒上的宣传赎罪券的教皇训令为前导。所有的教士和僧侣、市政会成员、教师和他们的学生以及全城男女，排成一长队，手持旗帜，举着蜡烛，高唱歌曲，出来迎接。接着钟声齐鸣，风琴合奏，人们护送他到主教堂去。在主教堂中央竖起一面红十字架教皇旗。简而言之，人们会以为他们在接待上帝本人。[3]

这种敲诈勒索的伎俩，使本来已经痛恨罗马教廷的德国人终于怒吼起来了。

路德在1515年、1516年和1517年年初讲道时就已经多次抨击过赎罪券，但选择10月31日这一天在万圣教堂门口贴出辩论赎罪券效能的论纲是有道理的。11月1日是万圣节，从头一天下午起人们便纷纷前往万圣教堂礼拜，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万圣教堂门口又是常贴学术辩论通知的地方。于是，路德的论纲一贴出，人们便争相围观，络绎不绝，很快家喻户晓，成为大家议论的中心。

10月31日，即路德贴出论纲的同时，他又给美因茨大主教写信（同时附上一份《九十五条论纲》）说：

我不过多地责备赎罪券贩子的高声叫卖，对此我没有听到过，但对善良的人们接触错误的说教感到遗憾。可怜的人们相信，他们买到这种通行证时就能保证得救、当钱币叮当落入钱柜时灵魂就逃出炼狱以及一张赎罪券可赦免甚至像诽谤圣母那样的所有罪行等十足亵渎神灵的说教。还有，人们靠这种赎罪券可以免除所有的惩罚！哎呀，亲爱的上帝！那些委托您照料的生灵就这样。

路德在信的结尾又附上一笔说：

如蒙阁下恩准，或者您瞧一眼我附上的论纲，您会发现一种对赎罪券多么不同的意见，而那些无法反驳的人则称之为荒唐。

同一天，路德还给勃兰登堡、梅泽堡、迈森等地的主教，分别发出内容类似的信。

美因茨大主教发觉路德的论纲妨碍出售赎罪券，便于11月13日将论纲的内容报告教皇。起初，教皇对此事并不介意，仅于1518年2月3日责令奥古斯丁隐修会长处理。与此同时，特泽尔大叫要烧死路德这个异端分子，并与康拉德·维姆皮纳联合著文反驳。[4]

乍一看，《九十五条论纲》不过是攻击了赎罪券，其实是攻击了整个教会制度。赎罪制度起源甚早。在早期基督教会里，凡犯有严重脱教罪行的人，只要向全体教徒忏悔并履行相应的赎罪，如施舍、延长斋期或释放奴隶等，便可以重新入教。后来，犯罪者由于种种原因，如患病，无法履行原来的赎罪而改由他人代行，赎罪的内容也可能减免，向全体教徒公开忏悔渐渐变成向教士私人忏悔。12世纪，教会正式规定七件圣事即七礼，原来的赎罪制度被纳入教士掌握的告解礼中。13世纪初，哈尔斯的亚历山大正式提出“功库”思想，宣传在教皇掌管的功库里储藏着基督、圣母和诸圣徒的无穷功德，教皇可以从中取出分给众信徒。七礼和功库，为赎罪券奠定了理论基础。到14世纪初，赎罪券便泛滥起来。

在路德之前，胡司也攻击过赎罪券，但只把它说成不道德的事情。路德与胡司不同，他大胆地指出：当金钱投入钱柜叮当作响时，增加的只是贪婪爱财的欲望，所以出卖赎罪券是“犯了错误”，是“欺骗”和“捏造”，“宣传的不是基督教的道理”。[5]在中世纪，罗马教会自称是上帝创立的，教皇是上帝的代表，从来没有犯过错误而且永远不会犯错误。[6]现在，路德公然说贩卖赎罪券“犯了错误”和违背基督教的“道理”，从而极大地破除了人们迷信教会和教皇的僵化思想，促进了思想解放。中世纪教会握有政治和司法大权，人们稍有不敬就会大难临头，敢于讲出这样的话是需要相当勇气的，是要担风险的。所以，路德的宗教改革并不是一开始就充满了改良主义的妥协性质，而是富有那时候“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路德是当之无愧的勇敢的宗教改革奠基人。

路德认为教会的错误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鼓吹教皇有权免除任何惩罚，包括上帝的惩罚。实际上，“除凭自己的权力或教会法所加的惩罚外，既无意也无权免除任何惩罚”（第5条），最多是“宣布和肯定罪债已经得到上帝的赦免”（第6条）。这是剥夺教皇的神权。

2。鼓吹赎罪券对炼狱里的亡灵有效。实际上，“教会法的惩罚仅及于活人，不应惩罚亡灵”（第8条）。教皇能施于亡灵的不过是“代求”（第26条）而已。

3。鼓吹功库说。实际上，“教皇颁发赎罪券所根据的教会功库，在基督的子民中间不说，也不懂”（第56条）；它不是“现世的宝藏”，不是“基督和圣徒的功德”。（第57、58、59条）“教会的真正功库，是上帝光荣的恩典和神圣的福音。”（第62条）

马丁·路德指出教会的错误后，进一步提出信徒终生“悔改”才能得救的主张。路德认为，这才是基督教的正道。什么是“悔改”呢？路德在论纲第1条引耶稣的话“你们应当悔改”以后，接着直截了当地说：悔改“不是指告解礼，即神甫所执行的认罪和补赎说的”。这是对教会宣扬的七大圣事之一的告解礼的公开挑战。路德讲的“悔改”实质上是信仰上帝，如他后来所说的信仰是悔改之源，与天主教所说的“悔改”含义完全不同，实际上就是他不久前重新发现的“因信称义”说。据卡尔文介绍，天主教认为“悔改”指“内心的痛悔、口里的认罪与行为上的补罪”[7]，即告解礼要求的三件事。所以，路德说：“每一个真悔改的基督教徒，即使没有赎罪券，也应完全赦免惩罚和罪债”（第36条），“也都能分享基督和教会的一切恩惠”（第37条）。

路德在论纲的结尾号召“应当劝告基督教徒努力跟从他们的头基督，经历痛苦死亡和地狱”（第94条）。强调基督是头，强调基督在三位一体中的位格，甚至把基督说成是上帝的全权代表，除了基督以外不承认别的什么上帝，这是包括路德教在内的一切新教的共同特征，也是旧教中所没有的思想。所以，新教神学往往被称为基督学，新教被称为耶稣教或基督教。

值得注意的是，路德在《九十五条论纲》里至少两次提到理性：一处是“我们用理性或《圣经》都无法证明，这些灵魂没有优点，不能在爱里成长”（第18条）；另一处是“对于信徒的这些非常严肃的疑问，仅用教皇权力压服而不用理性反驳，必定使教会和教皇受敌人耻笑，并使基督徒大众不悦”（第90条）。路德是一个基督教徒，不是无神论者，不可能否定宗教。然而，他不是像经院哲学家那样满足于空谈理性，而是强调《圣经》和理性对个人信仰的重大作用，与教皇和教会的权威相对抗，影响重大。海涅说：“自从路德说出了人们必须用《圣经》或用理性的论据来反驳他的教义这句话以后，人类的理性才被授予解释《圣经》的权利，而且它，这理性，在一切宗教的论争中才被认为是最高的裁判者。这样一来，德国产生了所谓精神自由或者如人们所说的思想自由。……思想自由开出的一朵重要的具有世界意义的花朵便是德国哲学。”他又说：从此“德国开始了一个新时代。圣博尼法茨把德国教会束缚于罗马的那条锁链砍断了。……这个宗教本身变成另一种宗教了：印度的诺斯提教的因素从这里消失了，我们看到，犹太教的自然神论的因素在其中抬头了。”[8]

《九十五条论纲》也有局限性。它虽然攻击出卖赎罪券，否定教皇的神权，却没有反对教皇的人权，[9]甚至没有直接反对教皇，佯装教皇本人不知道（第70条、第91条）。它承认教皇在一定范围内还有赦罪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力也是不可蔑视的（第38条）。它虽然揭露了赎罪券的害处，却又认为如果自愿购买，赎罪券还是有用处的（第47、第49条），甚至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有谁否认教皇赎罪券的效能，他应受到诅咒和谴责”（第71条）。论纲只谈宗教问题，不谈其他社会政治问题，对封建剥削和诸侯割据这样重大的事连一个字都没有提，更是一个重大的缺陷。闵采尔对路德这个缺陷看得很清楚，他说：“路德是一个蹩脚的改革家，他给软弱的肉体以安慰，过褒信仰，过贬实际”；又说：“反对教皇权，否认赦罪、炼狱、超度和其他弊端，仅仅意味着改革了一半”。[10]

尽管如此，《九十五条论纲》在当时的德国还是起了巨大的作用。论纲一贴出，震动了处处是不满的德国。它像火花落入火药桶里一样立刻燃起燎原大火。农民、平民、市民、骑士，以致整个民族都卷入到运动中来了。农民和平民把路德的反教会号召看成是起义的信号，认为和一切压迫者算账的时候到了，农民起义连年不断。市民和骑士希望打破罗马教会的统治，结束诸侯的割据局面，进而统一德国。一部分诸侯想没收教产，从中渔利。于是，整个德意志民族都发动起来了，过去主要是地方性的反封建斗争第一次达到民族的规模。此时此地的马丁·路德，绝不是脱离人民、唯恐烧着手指的庸人，而是在人民的支持下站在时代前列用舌和笔同敌人战斗的巨人，是德国各反对派大团结的核心和代表。《九十五条论纲》实际上是团结大家战斗的共同纲领。原来用拉丁文写的论纲，出乎路德的意料，被译成人人都懂的德文，争相传抄，不胫而走，两星期内传遍德国，四星期内飞传基督教世界。著名的路德派神学家弗里德里克·迈科尼乌斯热情洋溢地说：“好像是天使在传送的一样。”[11]斯特拉斯堡的市民将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贴在该城每一座教堂和每一户人家的大门上，以资庆祝。

恩格斯明确指出：路德在初期曾“把一切反对派分子团结起来”，“表现出最坚决的革命魄力”，“代表迄今所有异教的全部群众来与天主教正宗信仰对抗”，并把他同1847年还是革命的德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相提并论。[12]

二、两次上书教皇

随着《九十五条论纲》的广泛传播和深入人心，罗马教廷的忧虑也与日俱增。教廷检察官兼宗教法庭法官普里利奥的西尔维斯特·马佐利尼，写了一本《关于教皇权的答问：反对马丁·路德的武断结论》，严厉反驳论纲，并声称教皇权力至上，“无论何人，若谓罗马教会在赦罪问题上无权如它实际所行的那样，这样的人就是宣传异端”[13]。这本书于1518年年初传到德国。

接着，著名的天主教神学家、因戈尔施塔特大学神学教授约翰·厄克，撰写一本名叫《问号》的书，攻击论纲，并称路德是“狂热的胡司派，异端分子”。该书于1518年8月出版，但出版前早已私下传阅，路德3月份已经见到。

臭名昭著的科隆宗教法庭庭长霍赫斯特拉登，叫嚷要烧死路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