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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趋势 未来道路的可能性（第1页）

10趋势：未来道路的可能性

一、“去美元化”的兴起

“二战”后，以美元为世界货币的国际货币金融格局形成。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这意味着其他货币均与黄金脱钩。由此，在金本位制时代，其他货币的发行国要进行国际贸易，都无法以黄金或本币进行交易，只能以美元进行交易。而要获得美元，就先要向美元持有者卖出商品，或向美元持有者借入美元。于是乎，全球市场就形成了一个以美国为“服务器”、美元的流动性为纽带的网络结构。虽然到了1973年，美元与黄金也脱钩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但以美国为“服务器”的全球市场网络并未受到动摇，这就是现行国际货币金融格局的主体。

从当前来看，国际金融市场上约87%的货币交易与美元有关。也就是说，两种货币进行兑换时，87%都是另一种货币换成美元或者美元换成另一种货币，而美元之外的其他货币相互交易的情况，只占大约13%。也就是说，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及美元计价资产（例如美债、美股）就像互联网中的服务器，别人往往要先与之相连接，再通过它联系到第三方，类似于两个微信用户都必须先与微信服务器相连接，然后才能相互通信。举个例子：一个来自金砖国家的人，可能得先去兑换到美元，然后才能向中国企业买东西。

通过“一带一路”“金砖”等机制的努力，旧有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金融格局之外，新的市场网络正在形成。而更能说明这一新市场网络成效的是人民币跨境结算量的数据：截至2016年7月末，即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开闸7周年之际，人民币跨境结算累计规模为40万亿元；而截至2017年8月末，这个数字已达到惊人的168万亿元。这一现象的产生，可被视为“人民币走出去”的成绩。而理解这一现象，需要联系两个事实来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增速远快于中国外贸整体增速，中国与新兴贸易伙伴之间人民币结算量以更快速度增长。

新的国际市场网络出现，以及其中人民币跨境结算量的增长，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什么关系呢？这就要从“什么决定着汇率”来看。假如没有看到新的国际市场出现，那么就会认为决定人民币汇率走势的直接原因还跟以前一样，取决于人民币—美元双边关系。而在人民币—美元双边关系中，美元在国际货币金融格局总的“盘子”当中，数量要大得多，因此，全球美元的“浪潮”是在流出美国还是流入美国，就会在影响人民币汇率涨跌的因素中发挥主导作用。实际上，华尔街“大空头”的世界观正是如此。

但当我们看到新的国际市场网络已经出现，并且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时，我们就会认识到，人民币—美元双边关系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正在下降，通过人民币连接起来的中国与新的国际市场网络的关系，正在成为人民币走势的主要影响因素。

新的国际市场网络的核心特征之一是相互本币结算，即不需要双方先把本币换成美元才能交易。这样，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商品生产国和市场国的意义，使人民币在跨境结算中的地位得到彰显。货币是做什么的？货币是用来交换其他物品的，它的交换能力（购买力）的强弱，决定了它的“受欢迎”程度。在国际上，一种货币能用来买到些什么，决定着它有多“受欢迎”。例如，人民币可以用来购买中国的产品，而中国生产的商品品种和数量都是世界上最多的，因此也就有很多的国家、企业和个人愿意持有人民币。

20世纪50年代后，美国大规模使用美元向欧洲购买商品，而欧洲则用获得的美元从美国进口高科技产品，或是对美国的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进行投资，美欧之间的美元流通成为国际美元运行的主流。经过数十年积累，当前，全球约三分之二的美元被储蓄或流通于美国本土之外，其中最多的是为欧洲所持有。

大量“欧洲美元”的存在，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基础。维系这一格局的重要前提条件，就是其他国家对美元有真实需要，也就是拿着美元能买到所需要的商品。

过去，支撑这个前提的是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产品和消费市场，从硬件到软件，甚至文化娱乐产品，在任何价值链中美国市场都有不可或缺的地位，美元也就成为了“刚需”。但当前，这一现实条件已经改变，全球最大国内市场已不在美国，大多数美国商品或服务也不再不可或缺。美元能买到的，往往只有债券了。

从支出与收入两项功能看，美国市场不再具有不可替代性，意味着其他国家在支出方面，不再必然需要美元。而当美国在国际上接连“退群”，意味着美国推卸掉了一项又一项国际义务，从而不再向世界秩序“付费”，同时也意味着其他国家在收入方面，也不再必然得到美元。这时，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最主要支柱，就只剩渠道了。

当前世界最大的支付渠道体系是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顾名思义，它是银行间用来通信和结算的电子系统。它的出现，本来是为了方便世人，但数十年来主要服务于美元的经历，使该系统成了美元占据全球清算支付渠道的工具。

其他国家即便在收支两方面可以不再依赖美元，但要想与世界进行经济往来，不经由SWIFT还是“出不了门”。这就使得美国可以利用渠道优势，掌握全球交易信息，并对其他国家的公司或个人搞金融制裁。

对世界各国来说，美国早已不再是买东西的最佳市场，而贸易保护主义又导致美国不再是卖东西的最佳平台，美元也变得越来越像一种“系统设置”。既然现在美国不断用这个“系统设置”制裁甚至攻击“客户”，那也就怨不得客户去寻求新的系统了。

二、创新将驱动中国驶向何方

中国在古代系统工程方面取得过伟大成就，畅通的运河网是把一个庞大到称为“天下”的地理区域连成一个国家的关键。战国初期鸿沟工程的修建使魏国成为“天下莫强”，都江堰和郑国渠的修建奠定了秦国统一天下的基础，秦以后两千年时间，大一统帝国无不把“漕、河、盐”作为最重要的“三大政”，而其中头两项漕、河就都是运河网相关事务。作为帝国“天下一统”的另外几项基础：文字、度量衡、驿道和社会整合机制（察举—科举）其实都是运河网体系的“上层建筑”或补充。

从古代系统工程的规模和组织水平来说，中国的成就高于巴比伦、古罗马等其他古代文明，这就是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能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原因，但同时也是造成中国在现代系统工程时代落后的原因。古代系统工程与现代系统工程的区别在于，现代系统工程的基础是“标准化制造”，而古代系统工程没有包括“制造”在内。

中国最早接触“标准化制造”概念是在1866年，左宗棠创办福建船政局，聘请法国军事工程师日意格、德克碑二人为正、副监督，于1869年建成马尾造船厂。马尾造船厂采用了当时法国军事工业中的标准化制造技术，在最初五年就造出轮船16艘。不过由于古代系统工程已经可以满足当时中国经济社会运行需要，仅仅是“工厂标准化”这么单独的一种新技术，并没有多少转移到更多生产部门的必要性。随着法国人建造的马尾造船厂在1883年中法战争中被法国远征舰队的炮火摧毁，中国现代系统工程之路也就注定不可能通过“军转民”去渐进完成了。

此后的洋务运动建立起来的中国第一批现代工业，走的都是完整引进整套系统的“拿来主义”道路，北洋交通系的铁路、电报事业就是其中的范本。在这样的情形下，“洋货”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就直接意味着“先进”。

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了以重工业为中心进行经济建设的道路，其中的核心追求就是建成中国自己的系统工程化的工业基础。由于中国拥有在古代系统工程中发展起来的组织和文化基础，因此现代系统工程建设较其他发展中国家更为顺利。

当前，全球工业体系的大致图景可以分为设计、原材料、制造、销售四个“模块”。设计是生产过程的开始，而设计的出发点是市场需求，因此市场需求量最大的地方能够提出最多的对工业品设计的要求。当前，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是最大的消费市场，因此最大量的工业产品也是根据其需求设计的。设计连接的是市场与工厂，要把需求表达为工厂的操作，因此设计能力与对市场和工厂两端的理解都密切相关。当前设计能力最强的仍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世界上最密集的“创新”产业集群分布在美国西海岸。不过，设计过程中最大量的工作环节也是分解为模块外包出去的，承接这种“包”最多的是中国和印度。随着中国内需的扩大，提出的需求更多，设计能力逐渐在向中国转移。

原材料的价值其实本应由制造业来决定，但与生产的全球化密切相关的过程是国际原材料交易的金融化，原材料被称为“大宗商品”金融化了之后，其价格是由交易市场与结算货币决定的，即被中间环节决定。当前掌握货币权力的金融国家在努力与资源国家联合起来向制造业国家提出更高的要价。

制造是生产过程的核心，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制造能力。理解当代制造业不可忽略的背景是“系统工程”。当代的最终工业产品其实都是系统工程的产物，为了把它们制造出来所需要的“工厂”是世界这个“大世界工厂”，因此每一个具体的、传统意义上工厂的规模已经不重要。拿手机为例，为了制造一个手机的“裸机”，就需要组装数以千计的零部件，而这数以千计的零部件中的很多都有不同的可选型号，往往每个型号都是由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工厂生产的。在这幅图景中，中国是世界上最多的传统意义上的工厂的所在地。而把诸多工厂串联起来的，是服务于最终产品的“生产体系”——通常是由最终产品的品牌拥有者主导的。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的制造环节是以生产出口产品为目标的，则中国的（传统意义上）的工厂要被出口产品的品牌拥有者来分配其分工位置，而这些品牌拥有者大部分是西方跨国公司。

销售决定着制造体系“卖什么”，从而在动态地塑造整个制造体系。在当代，销售实际上越来越成为整个工业体系中的“大头”——这一点看上去不太好理解。以电子商务为例，电子商务行业销售额最高的是电子类产品，如手机、空调、电脑等，而这类产品的售后服务变得越来越重要，而这些售后服务提供的具体服务内容往往是制造岗位的转移，比如机械、电子岗位。因此，其工作内容其实与工业岗位类似，但在统计上从第二产业转移到了第三产业。

当前，工业生产的序贯环节——从原材料开发、转运、加工，到产品设计、制造、销售的链条，即价值链已然全球化，其背后是全球信息网络的贯通和金融服务网络的衔接。曾经可以按照国界线来划分的一个个单独的产业体系，已经被全球一体化，成了全球产业链之网，我称之为“全球共同的微观基础”。

中国目前正在努力扩大内需并推进产业升级，这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现实需要。进一步发展需要依靠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即新的技术或商业模式带来的生产与消费过程的重组。创新从哪里来？新技术或商业模式从来不是在真空中冥想得来的，而是从解决现实问题、满足实际需求中得来。如果这个国家的生产链条主要是服务于国外订单的，当然所做的主要也就是在满足国外市场的需求，而根据这些需求进行产品设计的主导方当然也就是国外公司，于是这个国家的熊彼特式创新必然会不足。要想在创新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扩大国内市场需求就成了前提。

把创新建立在国内市场基础上，就需要进行产业升级。要把需求表达成产品并且卖出去，就要有设计能力、价值链构建能力和分销能力为支撑，而这就涉及第三产业的发展壮大问题。

“第三产业”的概念最早在1935年提出，当时的产业背景还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工业”可以比较清楚地等同于“制造业”，因此“第三产业”也可以比较清楚地按照“不是农业也不是工业”的标准被区分出来。但在当代这种区分却明显过时，因此，当代的“第三产业”需要分成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来看。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包括金融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现代物流业、高技术服务业、设计咨询、工程咨询服务业等，很多都是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的。这种分离是怎么发生的呢？这实际上就是“产业升级”的过程。比如说，要生产更为复杂的产品，可能就需要使用数控机床，而数控机床的关键是编程，编程工作可能会被外包给专业公司，在统计上，给机床编程的工作如果是由独立的公司来做的，就算做第三产业。

在全球共同的微观基础上，产业发展趋势是“体系越来越庞大，主体越来越精巧”，即就整个价值链而言，系统化程度越来越高，系统规模越来越大，但系统中的大多数企业会越来越专业化、精细化，只做某一项精细分工的企业会越来越多。在拥有高度现代化的制造业体系的日本，制造业企业中约四分之三是1～9人企业，而299人以下企业占全部制造业企业数的99%，这是因为其分工网络高度发达，大多数企业都在大企业为核心的分工网络中承担某个细分环节。

中国的产业升级必然会带有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升级的特征。而第三产业的创新则会体现为生产网络组织结构的创新或者具体环节的技术升级，而这些都是“实验室”意义上的行为。因此，中国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从“世界制造车间”向“世界实验室”升级。

只有朝着“世界实验室”方向升级，决定产业体系水平的两个根本性支撑因素：品牌和金融才能真正发展壮大起来。品牌曾经是产品生产者的标签，但在全球价值链时代，跨国品牌拥有者的角色已转变为价值链的规划者与管理者。只有发展壮大自己的品牌，才能在全球价值链中拥有主动地位。品牌的壮大需要多种要素的协力，而其中最关键的是实验室中的创新。现代金融体系是全球价值链的“地基”，没有现代金融体系把地球连接为一体，全球价值链不可能建立。而金融本身的发展壮大，需要的是这个国家的实验室提供能够带来“破坏性创新”的产品。美元的地位离不开“美国创新”的支撑，同样，人民币的国际化也需要“中国创新”的助推。

三、金融视角下的中国制度优势

当今世界在生产力条件、人均财富、信息化程度等各类物质文明水平超出以往的条件下，却陷入了深刻的发展困境。国际金融危机历经十年而未消除，反而向深层次发展；难民危机、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呈现复杂化趋势；“逆全球化”浪潮深刻改变着西方政治生态；国际贸易呈现持续低迷甚至停滞状态。可以认为，这些状况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秩序陷入了严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