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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趋势 未来道路的可能性（第2页）

放眼全球，近年来始终保持稳健向好发展势头的主要经济体只有中国。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了鲜明对比，世界局势的深刻变化愈发彰显出中国的制度优势。

四、西方民主遭遇制度困境

追根溯源，西方民主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不同社会集团之间长期斗争与妥协的博弈均衡的产物，并不具有普适性。美国经济学家曼库·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使用“分利集团”概念分析西方民主的社会基础。他认为分利集团是现代西方民主中最活跃的组成部分，倾向于在社会总体利益不变的情况下，设法增加自身在其中的份额。

把分利集团理论应用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可以勾勒出一幅西方民主起源演化的图景。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中指出，商业的近现代发展主要来自“中间商阶层”的扩展，即买者（消费者）和卖者（生产者）并不见面，而是通过中间商作为桥梁和纽带。所谓市场配置资源主要是通过各类交易所等中间环节配置资源，其实质是由中间商群体来定价。中间商（包括银行家）不是企业家（生产者），只是中介，他们并非社会财富的生产者，而是分利者。中间商阶层15世纪已兴起，而企业家阶层18世纪之后才开始兴起。西方民主起源于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亦即中间商阶层对封建领主阶层等其他集团的斗争。即使到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时，英格兰与爱尔兰也仅有百分之五左右的成年男性有投票权，苏格兰二百万人口中仅约三千人有投票权，而当时资产阶级社会亦即中间商阶层主导经济活动的社会早已成型，“改革”只是把投票权扩大到中小中间商范围。现代西方政治民主发展的历史，晚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成型，因而其演进历史的每一步都贯穿着“中间商伦理”即分利诉求：在经济活动开始之前即要求谈妥利益分配方案。早于现代政治民主的公司民主，股东投票权早在17世纪即已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出现，堪称西方民主的早期范型。西方政治民主的发展进程——从部分人的民主开始缓慢扩大投票权范围，直到普选制在“二战”后逐渐实现，本质是模仿股东投票权，让分利参与范围逐渐扩大。普选决定着未来数年的执政党派及其政策取向，其实质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开始之前即要求划分发展果实。

把分利集团理论应用到当代西方社会，可以看到西方民主走向制度性困境的必然规律。西方民主的演变史，决定了当代西方经济社会体制的运行建立在“先分利，再发展”基础上。于是，发展成果要能够不断满足分利期望，社会运行才可持续。成型于20世纪60年代的普选制可以看作全民分利制度，它必然导致政治诉求一味追求高福利，政策短视，没有长期目标。没有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社会运行就需要依赖信用体系来兑现分利期望。为了建立信用体系，经济社会各环节运行都被会计化进而金融化，就连个人行为都被纳入信用体系和社保体系中，从而出现了经济金融化现象。在经济金融化的社会中，各种对未来经济数据的预期都可以被计算、细分、转移、折现，企业追求“画大饼”从而实现“高估值”，个人生活被社保基金的投资收益预期所绑定。于是，整个社会的未来取决于经济能否持续增长，从而带来先前分利预期的变现。然而，政治上全民追求分利、经济上各类中间环节形成多个分利集团相互博弈的社会，必然出现“画大饼”速度赶不上分利欲望膨胀速度的局面：社会债务规模不可控地膨胀，超过了创新能够带来的新增偿债能力。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金融危机日益向深层次发展的西方经济危机，意味着“先分利，再发展”的西方民主必将陷入困境。

五、重新认识中国制度优势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在社会制度的设计上把经济发展看作一个过程，以过程结束端的成果共享作为初衷，而非以过程开始端的预先瓜分为准则。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一个根本不同。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要在金融危机后维系业已金融化的信用社会体系运行，核心任务是维持其资产体系的高估值。而要维持这种高估值，就需要不断“释放流动性”，也就是“印钞”。然而，“印钞”的后果就是债务规模的进一步膨胀，债务规模的飞涨也就意味着西方的信用社会体系愈发不可维系。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制度优势日益凸显。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制度设计上首先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为此就要确保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也就是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实际上，定义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性质，拥有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就可以确保发展过程从生产开始，而非从先谈妥分利方案开始。由此，中国社会也就不会陷入西方那样的分利怪圈中去。

在有基本经济制度保障的情况下，中国能够不断贯彻落实五年规划，使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连贯性。放眼世界，“先分利，再发展”的国家往往出现仅执行了数年的大政方针因大选而全盘改变的情况。不少发展中国家不但无法自主开展生产规划，甚至连“先分利”都无法自主，经济上乃至政治上受制于人，经常由于外部因素导致内部发展受挫。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得中国社会有凝聚力，使得中国人民能够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在重大问题上进行民主协商、科学决策，集中力量办大事。放到世界上看，没有稳定领导核心的国家，就无法有效组织、形成合力、开展生产，就会陷入不同分利集团的撕扯之中。

当今世界，各类物质文明水平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更高，这就需要更复杂的组织管理能力和调动社会资本服务于生产的能力。只有像中国这样“先发展，后共享”的体制，才不会在日益复杂的生产链面前迷失，从而保持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六、塑造经济全球化新路

近三十年来，全球化进程已使世界各国越来越深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之中，而全球化的动力也在发生变化。以往，西方跨国公司争夺更广阔的全球市场并进行分利，是全球化的主要动力。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道路已深陷泥淖。经过多轮“救市”政策刺激，主要西方国家的生产却并未重回危机之前的水平，反而由于大量新增货币进入全球市场寻求分利导致世界形势更加脆弱。新的不安全、不稳定因素增加，全球贫富差距加大、地缘冲突频发、恐怖主义凸显，低增长、低通胀、低需求同高失业、高债务、高泡沫等风险交织。

当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贡献了全球每年新增GDP的六成以上，客观上成了全球生产力增长的新动力。但应该看到，不少发展中国家依然贫穷，甚至陷入了战乱或新的经济危机中。纵观这些战乱或新的经济危机，无一例外均与旧的全球化道路难以为继有关。近年来新增的地缘冲突热点，总不乏西方挑起或参与的因素。而发展中国家发生的新经济危机，也往往源于过度依赖西方而受到西方经济波动的影响。这些情况说明，以西方为中心的“中心—外围”格局已无法再提供繁荣与稳定，反而成为不安全、不稳定的根源。

全球化的新道路该怎么走？这是摆在世界面前的重大问题。与人类历史上的“大国崛起”不同，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注入的是新增的“正能量”。“一带一路”倡议变传统的“先谈判分利规则”的国际经贸合作框架为“从项目合作做起”的“先发展”式合作，成为当今时代国际经济合作的新范式，引领世界奏响共同发展的交响乐。在未来的全球发展之中，中国治理将是世界发展经验中最重要和最具创造性的因素之一。对于陷入“现代化困境”的西方文明而言，中国也提供了对现代化的另一套设想与行动方案。

七、21世纪的国家发展道路选择

对于国家发展道路选择，带有“工业党”色彩的言论较多地认同走自主工业化道路，甚至认为对其他国家来说，走向繁荣也应该选择自主工业化道路。相应地，非自主或者非工业化的道路成为“工业党”批判的对象。在此基础上，网上所见“工业党”有一系列典型主张，如“国家应该集中力量发展工业、避免‘去工业化’”“国家应设立工业发展目标并坚决落实”“国家应引导年轻人大量进入工业部门就业”等。从方法论看，这些主张缺乏在世界维度上展开的能力（如“小国怎么发展”），也缺乏推演未来发展趋势所需要的目的论思考，存在把工业本身当目的之倾向。

立足于大创新时代，应如何看待上述主张呢？我打算从一个案例出发加以讨论，这个案例来自卡塔尔。

2019年1月起，卡塔尔退出了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此事可从2017年6月说起，当时沙特突然宣布与卡塔尔断交，随后埃及、巴林、也门、利比亚等国也宣布与卡塔尔断交。卡塔尔遭遇“群断交”一时震惊世界，而俄罗斯、伊朗、叙利亚等国则表示了对卡塔尔的支持。“群断交”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在此不打算综述各方观点，只从卡塔尔的国家发展道路选择加以分析。

卡塔尔是沙特所在的阿拉伯半岛上的一个小半岛，大致从南到北伸入波斯湾。卡塔尔的陆地面积仅1。15万平方千米，仅相当于其唯一接壤国沙特的大约二百分之一。加之人口规模和宗教因素，历史上卡塔尔一直都是跟着沙特走，表面看上去不存在任何分道扬镳的可能性。然而，21世纪以来的世界发展变化使卡塔尔与沙特出现了未来国家发展道路差异。卡塔尔虽然是海湾国家，但却不依赖石油出口，而是一个天然气出口大国。位于卡塔尔北方波斯湾海域的“北方气田”，是世界上最大天然气田之一。进入21世纪之前，天然气贸易可以说只是石油贸易体系中的一部分，并没有什么利益分歧。但在21世纪，天然气成了世界新增能源消费最主要来源，需求量快速增长，石油需求却增速较慢，天然气的贸易渠道、定价机制与石油脱钩。[1]世界上的天然气出口主要来自一片围绕着里海的区域，在此区域上，从北到南纵向分布着三个天然气出口大国：俄罗斯、伊朗、卡塔尔。正是这三个国家，于2001年牵头成立了号称“天然气OPEC”的天然气输出国论坛（GECF），并在近年来使之逐步发展为一个完备程度接近OPEC的国际组织。从地图上看，俄罗斯、伊朗、卡塔尔的气田排列基本呈南北走向，形成一条“纵轴”，大致与从沙特加瓦尔油田算起向西分布的石油输出地带“横轴”相垂直。此外，还存在一个以卡塔尔为中心点连接其北的伊朗与其南的沙特东方省到也门北部胡塞部族区域的“什叶派走廊”，存在将沙特为地理中心的东西向“逊尼派走廊”拦腰截断的可能性。显然，上述背景下，作为石油输出国的沙特与作为天然气输出国的卡塔尔存在国家发展道路分歧。由此，“群断交”事件的背景也不难得到解释：站在沙特一边与卡塔尔断交的，大多为石油输出国，而站在卡塔尔一边的则多为天然气输出国或什叶派国家。

为什么21世纪以来天然气需求会快速增长？主要是人口城镇化，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是中国。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末中国人口城镇化率达59。58%，即约有8。33亿人已城镇化，相比2008年增加了约2。26亿人，相比2000年则增加了约3。74亿人。不难据此估算仅中国人口城镇化带来的新增天然气需求量该有多大，何况世界。

上述案例中，卡塔尔作为规模小到显然不可能自主发展工业体系的国家，仍然有自己的发展道路选择。尽管历史上的卡塔尔的确可能在经济上并不独立于沙特，但随着天然气在贸易上与石油相分离的历史进程，卡塔尔有了选择与俄罗斯、伊朗相联系的基础。而在市场选择上对接中国等天然气需求大国，也表明了当今时代要从全球一体化视野来思考国家发展战略。

为了从全球一体化视野来思考国家发展战略，我们需要一个框架。

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2]一书中提供了一种国家发展战略的分析框架，其结构是五方面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形似钻石故又称为“钻石模型”。这五个方面是：①生产要素：包括初级要素如国家先天拥有的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等、高级要素如资本和基础设施等；②需求状况：包括本国与外国市场的相互关系等；③相关产业与企业组织：产业组织体系及相互关系等；④战略与竞争度：一国国内支配企业创建、组织和管理的条件；⑤机遇和政府作用：机遇包括重要发明、技术突破、生产要素供求状况的重大变动等，政府因素指政府通过政策调节来创造竞争优势。

“钻石模型”作为具有影响力的国家发展战略分析框架之一，在哲学上的启发意义在于它把“国家”当中“地”的因素与“人”的因素都考虑进去后，强调了“组织”的因素，建立起从人、企业到产业组织体系不同层次的组织间相互关系描述，并置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从而具有可分析性。

在我看来，该模型的不足在于缺少一个维度：金融。广义上的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可谓互为表里，像一个硬币一样一体两面。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现代金融业全球化进程，已经从资金方面塑造出一个全球一体化程度甚高的空间，衬托着全球一体化程度相对来说显得低了不少的实体经济。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各环节运行都被会计化进而趋向金融化，就连个人行为都被纳入信用体系和社保体系中，从而出现了“经济金融化”现象。在经济金融化的社会中，各种对未来经济数据的预期都可以被计算、细分、转移、贴现，企业追求提高估值，个人生活被社保基金的投资收益预期所绑定。于是，整个社会的运行取决于经济能否持续增长，从而带来可持续的资金流贴现。

把每一个经济主体都与金融体系联系起来，涉及一个关键因素：估值。具体的估值当中大多使用的是“把故事转化为数字”的相对估值法[3]，也就是通过可比资产和可比标准来估值。这就意味着，发生了交易的那部分资产将影响所有可比资产的估值。例如，一片区域哪怕只有一套房子发生了交易，也会影响整个区域所有房子的估值。而这片区域的其他房子哪怕不打算在将来进行交易，估值也会通过各种金融渠道（如贷款、办信用卡等）影响房东的“身家”以及房客要付多少租金。把估值因素放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就可以看到：高估值部分（产业或资产）之于一国经济，犹如水面以上部分之于整个冰山，却对该国整体资产估值影响巨大。由此导致的一个显著后果是：两个国家内明明同样的劳动，所得到的报酬却可以相差上百倍之多，这就是两个国家总体上处于高估值状态还是低估值状态所决定的。

把金融和估值因素加入“钻石模型”，可以看到：经济高度一体化的当今世界中，一国在土地与人口规模大致不变的情况下，追求的目标其实是“组织”状况的优化，而定义“组织”状况的核心指标是该国整体上的估值水平。用生态学方法进行描述，则为：基于一个特定区域上的群落，优化这些群落整体在全球的生态位（在能量流和物质流中追求更优和可持续的输入输出关系）。

据此来看，像卡塔尔这样的小规模经济体，生产要素条件单一，无须片面追求工业化，而是应该利用自身资源在全球找到对需求状况来说合适的生态位。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有着生态位跨度巨大的众多“群落”，要从整体上优化众多“群落”的生态位，就不得不首先为他们改造环境，使之有更好的“土壤”，再寻求提升生态位的路径。如果再考虑到工业化处在从信息化进入智能化的历史方位，那其实信息化和智能化就是当今的现代化“土壤”之一种。一个例子是：相比1979年时美国制造业岗位数的巅峰，当前美国失去了约700万个制造业岗位，其中88%的原因在于工业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4]从这个角度来看，“土壤”的改变事实上意味着“工业”本身就是一个处在不断变化升级中的开放性生态系统，“土壤”变化本身就会带来“群落生态”改变。因此，不应拘泥工业的任何一种特定形态看工业化，信息化时代，年轻人大量从事“码农”职业本身就是进入了工业体系，把工业本身当成国家发展目标，主张人为地大量向工业部门输入人力资源以促进工业发展，是错误的认识。

可见，国家发展道路是具体的历史的选择。在当前历史方位，这种具体性体现为共时性维度上的大创新时代，而历史性则体现为历时性维度上标准化→批量化→系统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序贯发展，国家发展的目标则指向提升估值水平。

[1]贾晋京：《天然气：全球大博弈的新战场》，载《环球财经》，2012年第3期。

[2][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美译，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

[3]参见[美]达莫达兰：《估值：难点、解决方案及相关案例》，李必龙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第73、447页。

[4]转引自钟轩理：《泾渭由来两清浊——给中国对世界的贡献算算账》，载《人民日报》，2018年10月10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