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中文

13 中国版的全球互联构想（第1页）

13中国版的全球互联构想

数字丝绸之路是2017年5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主旨演讲时正式提出的。他指出，我们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强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机等前沿领域合作，推动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建设，连接成21世纪的“数字丝绸之路”。

2019年4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对数字丝绸之路发展进一步提出了要求：“我们要顺应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趋势，共同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共同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探寻新的增长动能和发展路径，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创新丝绸之路。”这为下一步建设数字丝绸之路指明了方向。[1]

综合当前各类文献看，数字丝绸之路概念雏形源自2015年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2015年12月16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发言指出，要加快全球网络基础建设，促进互联互通。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此次大会举办了重要的分论坛“数字丝路·合作共赢”[2]。分论坛围绕如何建设数字丝绸之路，构建起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拓宽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领域和空间，促进沿线国家的发展展开了讨论。在分论坛的资源整合模式创新环节，由26家机构和知名公司发起并签署了数字丝绸之路建设联盟的意向书。本章将从数字丝绸之路的发展脉络出发，进而对当前我国发展数字丝绸之路的问题、优势以及可行性方案进行探讨，并根据研究提出相关建议。

一、数字丝绸之路的研究进展和实践

1。数字丝绸之路的国际国内研究进展

（1）国内研究情况

截至2019年3月25日，通过KI主题词搜索关键词“数字一带一路”和“数字丝绸之路”，共有相关期刊论文65篇，主要刊发于2014—2018年。

2014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学者诸云强团队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研究《数字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支撑计划》。[3]诸云强团队是立足于数字丝绸之路的经济发展动能，提出了数字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信息建设总体架构。该结构体系从数据基础设施到互联网经济合作交流，共分为四个层次，分别为信息化基础设施层、数字存储和共享层、数据分析中心层和数字丝绸之路的应用层，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经济发展、沿线国家交流体系下，目前已公开可查文献中最早的数字丝绸之路的经济发展模型。

2016年，闵祥鹏、卢勇提出以数字技术为主导，解决我国“一带一路”文化发源地文化遗产挖掘整理、推广推介的数字化问题。[4]方英、刘静忆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出版物贸易和版权贸易的格局和态势，并从善用政府政策和平台、创新走出去内涵、发展数字出版、培养翻译和版权贸易人才等方面，提出了出版企业积极实践国家战略和开展国际合作的策略。[5]Т。Н。尤金娜、杨俊东，从数字经济视角对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对接进行了研究，认为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为俄中经济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分析了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对接背景下，统一数字空间发展的现状、出现的问题以及发展前景。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为俄中经济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6]程昊、孙九林等基于实证数据，研究了“一带一路”信息化发展格局，分析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存在较大“数字鸿沟”，同时各国信息产业贸易发展格局极不均衡，进而提出了我国针对“一带一路”的信息化发展战略，即突破“一带一路”，沿“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通过输出信息化产品及服务，深化互联互通战略合作，建设数字“一带一路”[7]。

2017年，敦煌网发布了《“一带一路”跨境数字贸易（出口B2B）发展报告》。据报告显示：受“一带一路”倡议利好，从交易额上看，我国跨境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B2B交易额呈现爆发式增长；从地区分布上看，数字贸易在东欧地区占有较大的份额。[8]张耀军、宋佳芸研究认为，数字“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挑战不容忽视：沿线国家大数据战略意识不强，大数据基础设施水平不一，大数据安全威胁不断，大数据标准制定能力不均等问题，需要强化大数据战略思维，优化数字化顶层设计等，保障数字“一带一路”道宽路畅。[9]黄意武、游登贵从数字出版业研究出发，认为需要打造数字出版合作交流平台、国际经济文化交流平台和数字出版产业协同平台来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从数字出版相关业态增强中国数字出版的影响力和渗透力。[10]赵豪迈认为急需发起“一带一路”新型智库信息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服务“一带一路”倡议。[11]

2018年，张伯超、沈开艳通过选取与数字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代表性指标数据，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就绪度指标体系，定量评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条件，发现各国在要素禀赋与基础设施、信息通信技术水平以及营商与创新环境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存在进一步深化交流与合作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我国互联网与信息通信行业企业要抓住这一重大历史机遇“走出去”。[12]孙杰贤认为，对于沿线国家的企业来说，“一带一路”将有助于其有效利用境内外两种资源、开拓境内外两个市场，以此获取更大的成长空间。[13]庄怡蓝、王义桅认为各国应在开放包容互相信任的基础上，通过网络基础设施共建推动“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发展。[14]

（2）国际研究情况

截至2019年3月25日，通过佐治亚理工学院图书馆综合数据库系统能够检索到的关于中国数字丝绸之路的研究论文有19篇。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如下几篇：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2018年6月刊文认为西安在中国数字丝绸之路发展中有很强的竞争力。[15]波兰华沙经济学院政治研究系教授克日什托夫·科兹沃夫斯基（KrzysztofKoz?owski）研究认为，“数字丝绸之路”的概念是中国电信企业“走出去”政策的自然延伸，可以满足尚未满足的数字连接需求。更大的连通性不仅可以为中国企业在电子商务和其他领域的现有市场打开大门，也可以为中国企业提供机会，创造新的市场。对大多数亚洲国家来说，中国数字产品的价格比欧盟或美国产品更有吸引力。如果中国成功地为数字不发达的亚洲国家提供自己的技术解决方案，它将享有技术标准提供商的特权，这是现代企业（运营）管理的“金色圣杯（GoldenGrail）”。但是，数字丝绸之路的问题是缺乏具体的内容。总的来说，数字丝绸之路看起来不像一个明确和连贯的构想，而更像是包含了“从中国科学院地球观测项目到小米手机销售”在内的比较宽泛的概念。[16]

卡耐基梅隆大学洪升（音译，HONGSHEN）教授认为，国家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复杂的联盟。中国本土互联网公司正在打造一个多面性的“数字丝绸之路”，旨在缓解工业产能过剩，促进中国企业全球扩张，支持人民币国际化建设和以中国为中心的跨国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并促进互联网为基础的“包容性全球化”[17]。美国加州大学经济学系郭国峰等的研究认为许多创新可能起源于加利福尼亚的硅谷。然而，中国适应、改造了一些这样的发明和创新，同时独立创造了许多技术商业模式。通过新的丝绸之路，中国可以进行第二个扩散过程，并将创新从硅谷传播到其他“一带一路”国家。[18]

瑞典学者彼得·西尔等（SeelePeter，etal）认为，对于一个高度网络化、全球化、复杂化和数字化的资源有限的世界，可持续成功的关键要素是：共同思考、合作、学习、创造和组合创新；并共享共同发展，增进集体智慧。通过将“一带一路”与数字基础设施和企业数据管理系统互联，就可以实现协调而分散的工作，并对社会责任产生积极影响。例如找到供应链、数据管理、企业监管等问题的可持续性解决方案等。[19]

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DFID）2019年3月发布了题为《沿着数字丝绸之路实现复杂的发展目标》（AgplexdevelopmentgoalsaloalSilkRoad）的报告。该报告指出，数字丝绸之路有助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实现。报告同时指出，中国的数字化愿望超越了光纤电缆的建设，并涵盖了各种技术的销售和出口等。中国不仅在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基础设施方面，而且在更广泛的技术方面正在成为世界领先者。报告强调，将数字丝绸之路仅仅视为（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报告认为，包括纳米技术、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等在内的中国日益凸显出来的前沿技术发展潜力和出口竞争力需要进一步探索。关于ICT和SDGS的文献揭示了加速采用ICT和实现复杂发展目标之间的协同效应和潜在的权衡。这种复杂的关系必然会对数字丝绸之路产生影响。[20]

2。数字丝绸之路已经成功实施的项目和政府的实践进展

（1）数字丝绸之路国际科学计划（DBAR）的提出与发展

2016年5月16日至17日在“一带一路空间认知国际会议”上由大会主席、著名遥感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华东提出了基于空间观测的数字丝绸之路国际科学计划倡议（DBAR）。[21]

DBAR主要是以地球大数据为抓手，围绕“一带一路”农业与粮食安全、气候与环境、海岸带与海洋、灾害风险、高山与极地寒区、自然与文化遗产、城市与基础设施、水资源与水安全所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开展研究，服务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根据第三届数字丝绸之路论坛公布的信息，截至2018年12月底，已有53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参与。[22]

DBAR主推的数字丝绸之路地球大数据平台已完成一期建设，实现六大类数据的数据检索、共享、产品可视化展现，并通过中文、英文、法文等多语言版本，支撑8个数字丝绸之路国际卓越中心的在线标准化数据共享。数字丝绸之路地球大数据平台现已研发“一带一路”资源、环境、气候、灾害、遗产等专题数据集94套、自主知识产权数据产品57类、共享数据超过120TB，可为“一带一路”农情动态、遗产地监测、生态环境变化、海岸带演变、自然灾害监测、城市扩张、重大工程建设提供全面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示范支持。[23]全部建设工作预计到2026年完成。

（2）政府与企业的数字丝绸之路实践

截至2019年4月底，在中央层面上，还没有正式出台相关的整体战略推进计划。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的层面上，最初的相关类似概念是2011年由敦煌网提出的。敦煌网2011年提出要打造一个21世纪的“网上丝绸之路“并搭建全球企业电子商务平台。2013年我国正式公布“一带一路”战略后，相关网络化、数字化的“一带一路”发展思路也开始了广泛的探讨，地方政府反应积极。虽然在具体说法上有差异，但在内容上都与地方经济发展和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密切相关。

最早开展数字丝绸之路实践的地方政府是陕西省。2014年10月24日第八届中国国际软件服务外包大会在西安高新区召开，陕西省政府提出了“引领数字丝绸之路，打造西部硅谷”的设想。通过积极落实“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要在数字丝绸之路的建设中，省市两级政府将发展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作为西安国际化发展的先导性产业、推动产业升级的驱动性产业来抓。[24]随后北京、浙江、广东、湖北等其他地方省份开始陆续推进。另外2019年以来我国主要信息产业相关企业对数字丝绸之路的关注也越来越密切。其中阿里、腾讯、网易等大互联网公司已经开始采取了积极的相关行动。综合整个数字丝绸之路的发展脉络来看，“数字经济”是数字丝绸之路的核心，2017年5月习近平主席正式提出“数字丝绸之路”相关概念以来的相关情况如下。

首先，企业方面，我国企业非常重视数字丝绸之路相关业务的拓展。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在互联网、通信、电子等领域的企业发展迅速。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积极推动与发达国家展开竞争的同时，搭乘“一带一路”发展的快车，越来越重视数字丝绸之路的市场拓展。目前企业层面的数字丝绸之路拓展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数字（计算）服务，例如阿里云飞天技术。“飞天”可以将遍布全球的百万级服务器连成一台超级计算机。根据已公开数据，当前阿里云在东南亚等地已建立了至少15个飞天数据中心，为当地提供高性能的计算服务。二是数字化产品交易，京东大数据显示，通过电商平台，中国商品销往俄罗斯、乌克兰、波兰、泰国、埃及、沙特阿拉伯等54个沿线国家，同时，超过50个沿线国家的商品通过电商走进了中国。通过数字丝绸之路，各国之间的数字贸易正在飞速发展，民间商贸往来在世界地图上构成的连接线日益繁密，形成了进一步扩大文化、商品流通，实现共同繁荣的交流支点。另外，随着2016年中欧班列正式通行以来，在交通方面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联系加强，我国各区域商品的物流投放能力会更强，未来参与的企业将会更多、涉及面也会更广。

同时，地方政府对数字丝绸之路的积极性热情高涨。浙江省成立了“数字（网上）丝绸之路国际产业联盟”，推动数字经济和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目前，该联盟已经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合作关系，涉及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新型智慧城市等数字经济领域的重点项目。此外，浙江还积极推动城市间的数字丝绸之路合作。例如杭州市与塞尔维亚尼什市签署了关于加强“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合作意向书，以推动数字经济共同发展等。据已有资料，北京市在数字丝绸之路方面的建设起到了华北地区ICT产业桥头堡和数字化生态圈发展的示范作用。数字化生态圈是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区域新经济发展生态体系。根据《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白皮书（2018）》，全国数字经济排名前10的城市中，北京市是北方唯一上榜的城市。此外，北京还在数字丝绸之路软实力建设方面发挥着核心的作用，政府、智库、高校、科研院所、行业组织等广泛参与其中。广东的数字丝绸之路发展注重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对接，并充分发挥华人华侨资源的优势，密切海内外沟通、激发华人华侨活力，力促数字经济层次上与港、澳地区和东南亚等沿线的经济融合和文化沟通，积极推动国际数据港建设。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湖北省等长江经济带区域数字经济的发展正在成为数字丝绸之路的标杆力量。《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8）》显示，2017年湖北数字经济总量1。21万亿元，全国第七位、中部第一位。湖北省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强劲，《湖北省工业互联网三年工作方案（2018-2020）》提出，力争到2020年建成全国先进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打造20个全国行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带动10万家中小企业上网入云；积极招商引进航天云网、用友、浪潮、软通动力等落户湖北，参与工业互联网建设。

二、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

1。我国正在加速向数字经济转型

2016年9月G20峰会上，二十国集团对数字经济进行了定义：“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25]

当前，以信息通信技术为代表的创新在多领域、群体性加速突破，实体经济利用信息通信技术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张，新模式新业态持续涌现，经济成本大幅降低、效率显著提升，产业组织形态和实体经济形态不断重塑，融合型数字经济在数字经济中的地位更加凸显，对数字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提升。

融合型数字经济在数字经济中的占比持续上升（图13-1）。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主要国家融合型数字经济占整体数字经济的比重始终占据主导地位。2016年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韩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融合型数字经济占比分别为87。6%、89。4%、87。4%、82。9%、84。7%、74。0%、78。2%、75。9%、70。0%和57。1%。中国融合型数字经济占整体数字经济的比重快速上升，增速与全球发达国家基本相当，2016年融合型数字经济占总体数字经济规模比重已达77。2%。截至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3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4。8%。[26]预计未来可数字化转型会进一步加速。

图13-12015-2016年主要国家融合型数字经济规模及占总规模比重

数据来源：《2017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

2。中国数字经济领跑全球，为数字丝绸之路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中国的数字化消费已经在人数和市场规模上领跑全球

据2018年埃森哲中国消费者洞察报告显示，中国的数字化消费已经在人数和市场规模上领跑全球。其中网购用户人数4。6亿人，是美国的2。6倍。中国还有最大的网购市场规模，线上零售销售总额达5。6亿人民币，是美国的2。2倍（图13-2）。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中国消费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据埃森哲测算，在2017年居民新增消费中，数字兼职带来的多元收入、互联金融与手机支付三大推手至少贡献了3000亿的购买力，占整体新增消费的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