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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意义宗教1以自我指涉为基础(第2页)

神学教义的语义形式在基督宗教内部发展起来。只要观察一下这些语义形式,便能够很容易地认识我们的问题。“上帝”可以看成是一个集中的吊诡,但与此同时,这个吊诡又促成了世界的非吊诡化。因此,我们发现了一个不对称的创世观念,以此为条件,又发现了世界的偶在性观念。我们认识到等级结构的根源,而这个结构可以在一切地方复制出来。原罪象征着差异的开始和吊诡的转化,它变成了劳作,但仍然是差异。上帝在尘世的道成肉身使不可能之事成为可能。这里的核心问题是“拯救”,即克服差异。不过,这样一来,拯救又变得不可能了,它要取决于恩宠,最后,其本身又转变成一种不可测度、不可认识的决断。或许信仰仍是简单的,但教义却变得非常复杂。经过精心阐述的神学理论揭示出这个问题与其解决办法之间的循环关系。它把吊诡暴露出来,并试图运用自身的手段来解决这个吊诡。夏夫兹博利(Shaftesbury)曾经抱怨:“一切都被归结为信条和命题”。无论我们对这一特定宗教的教义系统持何种看法,与早期宗教相比,它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结构变化——有人可能称之为演化进步,甚或演化共相。在过去,宗教从未达到这么高的明晰度;在过去,它从未按其自身的方式确立信徒与非信徒的区分,此一区分乃是从我们的人与其他人、公民与异乡人、自由人与奴隶的区分中抽取出来的;在过去,它对于接纳与排斥的调节从未达到如此彻底的自主性;在过去,这个意义上的宗教从未形成一个决断前提之网;在过去,宗教自身在再生产方面所具有的统一性从未像现在这样依赖于阐释,即处置差异的专门技艺。

这种自我调节似乎需要另外一种语义创新。神圣与凡俗的古老差异——它被运用于时、地、人等等——已然失效,必须代之以一种新的差异。这种差异能够被当做宗教系统的纯粹内部差异来处置,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被宗教系统所接纳与排斥的人之间的差异。这个问题依凭拯救与永罚的差异而得到解决,它易于受到牧师和私人的操纵,操纵的形式乃是多种多样的。这一差异能够被当做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提交给信徒,因此它也就有可能受到各种各样次级准则的限定。帕斯卡尔(Pascal)及其他人(帕斯卡尔和耶稣会会士)就连在非信徒面前也争辩说,一个人即使不相信有什么永罚,也不值得冒永罚之险。这一方案可被当做一种总体化策略来对待,它囊括了整个世界,就连被排斥者也概莫能外。在这个层面上,吊诡成为推荐的决断运演。[6]在中世纪晚期,围绕拯救而形成的各种吊诡变得更加突出了,这是由于长期争论的结果。诚然,传统在拯救的确实性与日常化活中的恐惧之间维持了一种简单的反比关系(确实性越多,恐惧就越少),但问题却被夸大了,最终发展成拯救本身的问题:拯救的不确实性。

另一个问题领域与沟通相关联。经过漫长的教义演化过程,与神圣相沟通的可能性被化约为两种形式:启示和祈祷。[7]同一过程强化了启示与祈祷的沟通性质,由此便产生出私人关怀。日本人在神庙前鸣锣、鞠躬、祈愿,但我们无法确知这是否包含一种沟通的意图。基督徒的祈祷是一种有意识的沟通,因此,它要求教义必须具备充分的明晰性。同样,启示并不单纯地被用来创建国家、圣化地方、清除罪恶,或以某种别的方式干预世俗事务,它还是一种有意识的沟通。这意味着,人们有接受或不接受神示的自由。由于上帝既能够、又不能够把自己降为某种可见之物(又是一个吊诡!),因此他便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布讲福音。

这一教义演化过程的结果便是分化。由于上帝与人的沟通采取了某些特殊形式,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便成为其他领域——无论是经济领域、科学领域,还是审美领域——所关注的问题。所有这些关注均保持着一种宗教性格,因为正是上帝创造了世界,并把大自然交付给人类。但是,人与自然之间不存在沟通关系。[8]这肯定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决定,仅在宗教的支持下始成为可能。圣方济各对动物布道,彼特拉克(Petrarch)看待自然的方式几乎成为一种新式宗教,科学实验的程式是探问自然。然而实际上,大自然依旧缄默无言,它不过是使人愉悦、供人利用的东西而已。它从不会抱怨。

只有在结构分化的基础上,神学教义的这种令人惊叹、独一无二的建构才成为可能。尤其重要的是,它预设了政治角色与宗教角色的分离以及宗教关怀的一定程度的“私人化”,这一点在希腊城邦的古典时期已经实现。这种结构分化使人们有可能把是否加入宗教组织看成是一桩私人选择的事情,并且开始发展出种种决断前提和控制规则。有了这样一些决断前提和控制规则,在区分成员与非成员时就可以不把其他角色(如公民身份)当做标准。加入或不加入一个特定宗教团体的决断开始独立于个体的其他角色。为了引导这种选择,教义的表述是十分必要的,教义的吊诡结构(例如,一个出身微贱的人,上帝之子)象征着这种选择的独立性。这种状况竟然持续了足够长的时间,从而使一种在其初始机制遭到彻底破坏之后幸存下来的教义系统得到巩固,这不能不说是演化过程中的一个意外情况。我们降生于其中的国教的确保留了一些(被赋予新的意义的)入教仪式(洗礼),尤其重要的是,维持了相对于其他角色的独立性。每个人——儿子、妻子、奴隶、无论何种肤色的异救徒、甚至罪犯——皆能成为基督徒。语义学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支持的循环关系,这种关系长期稳定着一种非或然演化的结果。不过,我们正在恢复或然之事的非或然性。宗教系统处于演化过程中,它不得不吞食苦果。内在的非或然性作为语义学与社会结构的裂隙、作为变革的永久刺激再度出现。教会无法达到自身的期望。从12世纪开始,思想变革与组织变革的要求不断出现,教会成为这些要求所针对的目标,它通过接受或拒绝变革而变得坚固。同时,这也促进了分化。没有任何其他机构经历了相似的历史过程。宗教与政治的分化实际上已经不可逆转了,成为一种新的解决办法的主要条件之一:母教会由此分化成几个教会、教派和宗派。[9]与此同时,宗教问题与经济问题的一种新的分化也出现了。宗教系统不得不放弃监督经济行为、并为其提供正当理由的任何努力(教会在高利贷和公平价格问题上推行的政策过去一直是它所享有的神授经济顾问权的主要立足点),而经济系统也不得不放弃以金钱换拯救的任何努力。两个系统都必须寻找一些不那么直接的交互影响形式,尊重对方的自主性。同样的结构分化问题也出现在个人隐私领域。宗教系统必须放弃它对**时的身体位置进行控制的权力,但它也能够阻止把女人当做获救途径(从施勒格尔的露琴德到克洛岱尔的《缎子鞋》)的任何企图。

这样一来,演化就不单纯是宗教形式的变化了。这里的核心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吊诡的更明确的概念化得到了发展;事实上,这是一种更复杂意义上的分化。演化改变了系统,由于系统同时又是其他系统的环境,因此其他系统也被迫适应或抵制这种变化。这等于是在一个已经改变的环境中改变结构或保持未改变的结构——但在两种情况下都等于是在加强分化。在社会演化的这些压力之下,结构分化似乎强化和扩大了功能的特殊化(funalspe)。这样便引起整个社会的功能分化,出现了我们所熟悉的现代型社会。

宗教的语义和结构分化使其他生活领域失去了宗教的支撑。如果这些生活领域不能按宗教语汇来重新表述,其结构便仍是一种内在的吊诡。例如,古典政治经济学将“劳动”界定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定义明显包含着对圣经传统的指涉。但是,劳动不再是原罪的结果,也不再是宗教救恩计划中的一个要素。它乃是一种出于自然的必要性,甚至是一种“自然法则”。这样一来,吊诡便重新进入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再度成为一种自然关系。因此,围绕劳动在经济生产和分配系统中的地位问题便出现了无穷无尽的争论,任何一种解决办法,如果不依赖于宗教的非吊诡化的话,至少也必须依赖于意识形态的非吊诡化。

今天,宗教作为一个业已实现功能分化的社会的功能子系统而幸存下来,其自律性受到承认。不过,宗教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它现在必须承认其他子系统的自律性,即世俗化。宗教表征着世界中的世界,社会中的社会。宗教的吊诡可按集合论的一个著名吊诡来重新表述:它是一个既包括自身又排除自身的集合。

把这个吊诡予以非吊诡化的传统方法是“表征”,其现代方法则需要一种功能定向。世界的“非吊诡化”(我试图为“或然之事的非或然性”找到一个语言关联物)成为一项任务,“呼唤上帝”则提供了问题的解决办法。与此同时,正如我们所知,如此对待宗教是非常不适当的。我们可以问,究竟能不能为宗教问题——就此而言,意义问题——找到一个解决办法呢?我们也可以问,我们的解决办法,尤其是我们称之为现代社会的那个解决办法能不能找到自己的问题呢?我们都知道一些反对运动,其中最引入注目的是近期伊斯兰教对世俗化的反抗。不过,以否定的方式来界定现代生活方式、或西方风格、或资本主义社会、或世俗合理性,并通过否定这种否定性来对其做出反应,这种做法本身便是一种非常现代的处理问题的办法。我们都很清楚,这种办法并不能完全奏效。一种不那么根本、但却更恰当的方法是去寻找对这种状况更加充分的描述:不是去否定我们体验现代生活的框架,而是从这一框架中抽取出某种东西来。例如,我们可以重新返回到宗教在迈向现代的行程中所作出的语义和结构选择。我们不妨提出如下三个问题:

(1)从特伦托会议(cilofTrent)的召开和新教“国家教会”的出现开始,宗教系统的组织基础便得到了加强,其专职人员成为一些办事员,一种等级式统一结构发展了起来(尽管事实证明,这种集中的筹划和决策权力并不能使宗教适应现代条件)。然而,促成这样一些结果是一个好主意吗?

(2)用不可见性(invisibility)[10]的语义学(顺便说一句,它在满足宗教需要方面不能尽如人意,这是我们一向知道或感到的)来象征地表示吊诡,这是一个好主意吗?

(3)取消地狱观念[11],否弃宗教里的恐怖与畏惧,将其展示为一种纯粹之爱,从而失却拯救与永罚的区分(这是专门指定给宗教系统的唯一的二项对立图式),这是一个好主意吗?在上述所有语义变化中,这一点或许是最重要的。[12]

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些(以及类似的)结构变化乃是对功能分化和现代社会与日俱增的复杂性所做的回应。要想找到能够替换它们的方案是很困难的,只有专横狂傲、自以为是的人才会说它们全是错误的。这里的核心要点是,社会学理论,尤其是系统论为更加抽象地描述这些发展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社会与组织(作为不同社会类型)的区分(据问题1);用语义学对吊诡所作的重新表述(据问题2);作为信息处理手段的二项对立图式:好与坏、真与假、正确与错误、健康与疾病、拯救与永罚、拥有财产与没有财产,如此等等(据问题3)。按照这样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宗教的发展道路对于现代社会的其他功能子系统而言部分地是典型的,部分地也是不典型的。对于组织的依赖是注重“国家”的政治系统的特征,而不是科学的特征。对于忽略原初问题的公式的依赖是教育系统的特征,而不是艺术的特征;或许还是经济系统的特征,但却不是医疗系统的特征。宗教系统抛离了一切根本区分和二项对立图式,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得到发展。这似乎是一项独一无二的实验,唯有宗教系统才表现出这种特征。看来,一个充满爱心的上帝的单调性必须对宗教在日常生活中日益削弱的重要性作出补偿,这似乎加强了教会或教派的成员与非成员之间的组织区分。尤其重要的是,一旦抛弃了拯救与永罚——具体体现为天国与地狱——的基本差异,就会重新归返一个基本吊诡:即自我指涉的统一性。宗教返回到它的原初问题上去。

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这个原初问题便是吊诡式自我指涉的问题。若按宗教术语来表述(表述已然是对问题的解决),它则变成了一个超越的问题。事实上,残存至今的各宗教传统的本质均可归在这个标题之下。从更高的视点上看,两种表述可能具有相同的含义。

在传统宗教表述的脉络下,超越被设想成某种给定的东西,是一种全能的创造之力和或一种来自外部的干预。在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眼里,这只不过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已,所谓超越其实只是人的想象中的一个创造物,用以解决世界之内的意义问题。在持有这两种不同立场的人中间,每一方皆可虑及另一方。对信仰宗教的人来说,社会学家生活在一种无信仰、有罪、知识有限的状态之中,他们没有机会发现超越的实在性。或许他们手里拿错了苹果。从社会学家的角度来看,信仰宗教的人面临着“潜隐功能”的问题,他们无法意识到其信仰的功能,因为这种意识会破坏信仰本身。他们不能相信其信仰的功能,不能相信“非吊诡化”,不得不滞留于日常生活的阴暗洞穴里。然而,这也许只是不同学科、不同知识的人之间的一场争斗。而且,争论的双方也许又在玩弄自我指涉的把戏,其真正用意是利用矛盾来阐明各自的观点。我们是否应对这个问题作出决断呢?我们可以变换一种说法来转述格兰维尔(RanulphGlanville)的话:根本原则的问题并不一定是一个根本问题。

现代宗教实践的主要问题很可能是超越型沟通的问题。出于结构上的原因,我们的社会对任何试图与其环境中的同伴进行沟通的努力都加以阻拦。宇宙变得寂静无声。然而,上帝与人的关系必须是一种沟通关系(还有什么别的关系呢?),但又不能是一种沟通关系。

《圣经》本身似乎对与日俱增的读写水平作出了反应。“倾听”上帝的声音变成了一种书写文本,一种关于过去事件的报道,从而再也不可能是同样意义上的倾听了。为使自己的声音能够被听见,上帝只得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人世。上帝确实是把他的独生子作为他的言(word)差遣到人世的。然而,这一点又成为同一本书的一部分,是不可重复的。在今日,沟通的这种不可能性不仅为书写所加强,而且还因社会系统的结构发展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一切沟通皆能促成社会的再生产,它们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内部活动。而且,只有人才能支撑社会的沟通之网。与诸神的沟通,正如与宠物的沟通一样,或许能给人以情感上的满足;然而,至少从观察者的角度来看,它多多少少有些脱离现实——如同“倾听声音”一样。在公众场合“呼唤上帝”要么是一桩不可理喻的怪异行为,要么就是一种社会沟通(类似于给违反停车规定的汽车贴上封条命令的那种沟通)。我们对于沟通的常规理解总是指向人类接受者,而觉知和入神的一切微妙之处使这一点更加不可避免了。

当然,我们可以说,我们在谈到与上帝的沟通时意指某种不同的东西。但是,既然如此,我们究竟意指什么呢?我们能够在不跌入悖论的情况下说我们所意指的东西与我们所说的话不是一回事吗?果真如此的话,当我们说“我们所意指的东西与我们所说的话不是一回事”这句话时,别人同样也不会知道我们所意指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放弃任何试图进行主动的或被动的超越型沟通的努力。既然如此,我们就要承认,我们必须依赖各种心理资源和社会资源,必须依赖信仰的加强。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再度面对一个不可见的上帝,处于一种etsiurDeus(即使不给予一个上帝)的境况之中。我们有教会,而在教会这样的场所,呼唤上帝、解释上帝的启示(就仿佛它是沟通讯息一样)、祈祷都是恰当的、预期的行为。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教会似乎培养出了反习俗(ores),其成功与否,要取决于教会能否提供某种不同的东西。宗教或许已经表现出一种反适应(ter-adaptive)的倾向,这恰恰是它能够存活下来的原因,也是它能够周期性复兴的原因。迄今为止,教会本身已经变成了狂欢节,即对正常秩序的颠倒。

这番解释或许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社会学推论。要不是宗教指涉着整个社会——作为自我指涉型系统——的建构性吊诡的话,这确是一种很不错的社会学理论。一方面,我们可以承认,吊诡的隔离、反适应行为、保存记忆、保留一个能使不平常之事变得平常、不可信之事变得可信、不可能之事变得可能的地盘,这也许不失为一种解决吊诡的办法;另一方面,功能观点部分地是要找到一些功能对等物,并且不断地提出如下问题:我们是否、又为何必须对这种解决吊诡的办法感到满意?

(刘锋译)

[1]选自卢曼:《宗教教义与社会演化》,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8。

[2]顺便说一句,保留经典作家、需要经典作家,这是一个相对比较晚近的现象。在18世纪以前,“经典”一词仅仅意指“在学校课堂上使用”。

[3]这主要是HumbertoR。Maturana的创见,因此最好的表述当然是他的原话:“我们主张,存在着一些被界定为统一体的系统。统一体是一些要素生产的网络,这些要素(1)通过互动递归地生成和实现生产它们的网络;(2)在它们存在的空间里作为参与网络实现的要素构成该网络的边界。”Maturana还进一步解释说:“自体再生系统被界定为一个依靠要素生产关系、而不是依靠构成它的诸要素(不管它们是哪些要素)而达成的统一体。自体再生系统被界定为一个依靠形式的关系(关系的关系)、而不是依靠能量转化的关系而达成的统一体。自体再生系统被界定为一个依靠媒介的特殊化(该系统在被实现为一个自律实体时把媒介特殊化),而不是依靠与确定其边界范围的媒介之关系而达成的统一体。”参见HumbertoR。Maturana,《自体再生》,Autopoiesis:ATheoryofLivinganization,MilanZeleny编,NewYork,21、29页以后,1981。

[4]我避免使用诸如“沟通行为”或“言语行为”之类的概念,我也避免对“行动理论”的任何指涉,不想把它作为一个基本框架。沟通单元并不仅仅是行为或行动,它们(在社会系统内)通过信息、活动和理解的综合而统一起来(德语用法使我能够把这个意义上的Kommunikation和作为沟通行为的Mitteilung区别开来)。

[6]有很多与拯救相联系的次级吊诡,例如有一种观点认为,上帝是把最外在的标志作为内在确实性的最可靠保证给出的:verbumsolumhabemus;或者如韦伯后来所说的:唯有工作才是获救的最外在的标志!

[7]这一陈述与布道和民间宗教相联系。从技术的意义上说,神学当然可以使用诸如invocatio(求告)或evocatio(祈求神灵)之类的概念,或者把这件困难事情还原为:直呼上帝之名,从而回避或设法规避“与上帝的沟通”这一概念。

[8]取而代之的当然是劳动。

[9]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看一看宗教改革运动与15世纪出现的领土国家之间非常复杂的关系。在分化基础上出现的教会与国家的新的共生形式乃是新教改革运动的先决条件,而不是其结果。

[10]在18世纪,“不可见性”与“隐藏性”的比喻被用在许多不同的语境里,以解决秩序的吊诡(例如秩序与混乱的隐藏秩序、多样性的统一性等等)。JosephGlanvill,AdamSmith以及其他人所说的著名的“看不见的手”只是其中的一个范例,它所表述的是对业已实现功能分化的子系统(科学、经济)的进步的期待。关于宇宙论论证,可参见JohannHeinrichLambert,《宇宙论问题通信:论世界构造组织》,Augsburg,116页,1761。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世界的无秩序只是表面的。在无秩序似乎达到极点的地方,真正的秩序也更加美妙,只不过对我们更加隐蔽而已。”

[11]按照这个论点,地狱只是牧师用来恐吓和统治人的思想工具。参见PierreCuppè,《向一切人开放的天堂,或神学论文》,Paris,1768;[J。J](DomNicolasLouis),《向世人开放的天堂》,1782。Blake对差异的功能持有不同的观点:“没有对立面就没有进步。引力与斥力、理性与狂热、爱与恨对人的生存而言都是必要的。从这些对立面产生出虔信宗教者所说的善与恶。善是服从理性的被动的东西,恶则是从狂热中产生出来的主动的东西。善是天国,恶则是地狱。”参见WilliamBlake,《天国与地狱的婚配》,pleteWritings,GeoffreyKeynes编,London,1969。

[12]在众多评论中,有一种评论关注地狱的空间大小问题。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地狱肯定变成了一个拥挤不堪、连火都不够用的地方,因为它必须保存死尸;相反,在天国里,灵魂则被看成是能够无限压缩的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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