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中文

第十四章 邓小平哲学思想 当代中国的唯物辩证法（第2页）

就邓小平的哲学理论观点而言，它是在领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结果。“主要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8]不过，分析邓小平的哲学理论观点却是同这一过程“倒过来”的，是从结果反溯原因，即从邓小平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结果出发探寻其思考方式和理论观点。从这一角度看，邓小平的哲学理论观点主要是由以下五个部分构成。

第一，以生产力为根本标准的彻底唯物主义。

邓小平多次提到“彻底的唯物主义”这一概念，并认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9]。和毛泽东相同，邓小平也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不同的是，邓小平把实事求是与生产力标准联系起来并融为一体了，形成了以生产力为根本标准的彻底的唯物主义。

从形式上看，彻底的唯物主义就是“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从内容上看，彻底的唯物主义就是要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作为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根本标准，作为检验某种社会制度或体制是否值得肯定和保留的根本标准。一句话，彻底的唯物主义就是以生产力为根本标准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

以生产力为根本标准之所以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这是因为：（1）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社会发展多种目标的根本条件，只有以生产力为根本标准，才能正确处理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及社会与个人的矛盾。（2）生产力本身既是一种物质力量，又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从本质上说，生产力就是在人们的物质实践，即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中形成的物质力量。因此，以生产力为根本标准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一致的。

第二，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新型实践观。

生产力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范畴序列上的一个重要纽结，是揭示人类实践结构的根本范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不仅揭示和概括了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而且它本身就体现着一种新型的实践观，体现着当代实践精神。

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整体性，但这种整体性并不意味着其中每一个要素的发展都是绝对平衡的，相反，其各个要素的发展往往显示出一定程度的不平衡性。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生产力的发展主要依靠某一要素，这个在一定历史时期相对突出的要素，就是这一时期生产力发展的生长点、突破口，即“第一”生产力。

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第一生产力。古代，“第一”生产力就是自然力；近代，生产力的变革是以劳动资料为起点的，工作机、动力机以及电力在能源中的使用，先后成为近代生产力的三个生长点；现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与生产实践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形成了科学——技术——生产的发展机制，科学技术因此成为生产力发展的生长点、突破口。

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观点的哲学底蕴就在于，它揭示了当代实践活动的根本特征。从科学技术是“一般”生产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展示的是实践框架的转换，体现的是一种新型实践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当代的深化和发展。

第三，以矛盾运筹为主线的社会活动辩证法。

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尊重生活和历史的辩证法”，善于照辩证法办事构成了邓小平理论和实践的特色。不过，邓小平并没有去简单地重复辩证法的各种经典术语，并没有去构建一个从概念到概念的辩证法体系，也没有仅仅从世界观的层次上看待辩证法，而是把辩证法推进到工作方法的实践层次上，形成了一种以矛盾运筹为主线的社会活动辩证法。

从总体上看，这种以矛盾运筹为主线的社会活动辩证法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两手抓、两手硬”的辩证法。“两手抓、两手硬”就是要实实在在地把握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矛盾，使各项工作相互制约、对照、配合，达到“相称”，从而使社会良性运行。

二是发展与稳定的辩证法，即稳定是发展的前提，而真正的稳定又是发展中的稳定。否则，稳定就会变成停滞。

三是主体与补充的辩证法。就社会结构而言，中国必须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以个体、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为补充；同时，主体必须有效制约、控制补充部分，使非公有制经济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

四是定型与修补的辩证法。在社会生活中，所谓定型，就是指人的行为规范化、制度化。定型的基础是社会实践。人的行为规范化、制度化，应随着实践以及社会关系的充分展开而定型，定型过早不仅经验不足，而且会限制社会发展。所以，中国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需要再有三十年的时间”[10]。在这个过程中，应随着各种社会关系的展开，对“型”辅以修补，使其趋于完善。

可以看出，邓小平社会活动辩证法的主线是矛盾，但这种社会活动辩证法关注的则是创造矛盾能在其中良性运行的形式。通常认为，解决矛盾有三种基本方法，即矛盾一方克服另一方；矛盾双方同归于尽；矛盾通过对立面的融合形成一个新事物。实际上，还存在着一种解决矛盾的基本方法，即创造矛盾能在其中良性运行的形式。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交换过程包含着矛盾的和相互排斥的关系。商品的发展并没有扬弃这些矛盾，而是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一般说来，这就是解决实际矛盾的方法”[11]。邓小平注意到了这一解决实际矛盾的方法，因而他力图通过运筹，创造矛盾能在其中良性运行的社会形式。

第四，以“开放的世界”为基石的世界历史观。

按照邓小平的观点，“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12]所谓开放的世界，是指各民族或国家全面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相互依存，世界已经“一体化”。“开放的世界”的形成增强了世界历史的整体性，以及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的共生性。这种共生性决定了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不可能长久地孤立于世界历史的进程之外，如同人的肢体不能孤立于血液循环系统之外一样。在当代，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只有同整个世界发生实际联系，并利用先进的生产方式来发展自己，才能获得发展的“爆发力”，从而以跳跃式的发展进入现代化的行列。

历史已经证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孤立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3]。因此，邓小平始终是从世界的角度来设计“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并多次强调，中国要获得发展必须从封闭转向开放，把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东西变成自己自主活动的条件，变成创造自己特色的现实基础。

邓小平的这一见解具有深刻的内涵，它实际上揭示了人类社会中交往活动的相加效应规律和封闭行为的衰减规律。开放交往之所以能使落后的民族或国家以跳跃式的发展进入现代化的行列，是因为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交往或交换行为的相加效应规律，即进入交往过程中的民族、国家往往用自己富余的东西去换取自己短缺的东西，这就使落后的民族或国家能够利用其他民族或国家的先进成果，并以此为起点去创造更先进的东西。

相反，闭关自守之所以“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14]，是因为人类社会中存在着封闭行为的重复效应和衰减规律，即处于闭关自守状态的民族或国家的一切活动都是“单独进行”，一切都要“从头开始”、重新开始，其创新往往是重复别人已经走过的艰辛之路，实际上处于重复劳动和社会停滞之中。马克思在分析印度的历史时曾指出：“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15]中国的历史再次证明这一点。“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的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闭关自守。”[16]

第五，以主体意识、时机意识和发展意识为内容的当代意识理论。

在邓小平哲学思想中，当代意识首先就是主体意识。这里所说的主体是相对于客体而言的，从层次上看，可分为个人主体、集团主体、民族或国家主体、人类主体。邓小平强调的主体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人民。无论是发展自己，还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突出的就是中国人民的主体意识。

其次是时机意识。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抓住时机。这种时机意识是对不可逆的时间中产生的各种机遇的意识。时机意识体现出一种巨大的历史感。作为一种历史范畴，时机意识是时间和机遇的统一，它要求人们审时度势，作出正确抉择，利用外部有利的时机发展自己。

再次是发展意识。邓小平多次指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而中国的主要目标就是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必须树立发展意识，并确立中国的发展路线，从而“抓住时机，发展自己”[17]。

从更深的层次看，“抓住时机，发展自己”从动态上拓展了内因和外因的辩证法。具体地说，内因的发展离不开外因，但外因又有时效性，即特定的外因总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和时间内存在，离开了特定的条件就没有特定的外因。因此，内因要发展自己，必须主动、及时地抓住外因，即抓住时机，发展自己。

四、邓小平哲学思维方式的特色

哲学理论观点展现为各种概念、范畴、规律，哲学思维方式则是一种思维艺术，是把各种思维要素创造性地有机结合起来的精神力量。哲学思维方式之所以在思维方式前标以“哲学”二字，乃是指一种总体性的思维方式。邓小平的哲学思维方式正是这样一种总体性的思维方式，它反映了时代的总体特征，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因而能够把中国人民的思想和行动统一起来。

从总体上看，邓小平的哲学思维方式有四个特征，即整体性和系统性、战略性和设计性、实践性和调控性、主体性和发展自己。

邓小平哲学思维方式的第一个显著特征，是整体性和系统性。

整体性、系统性的思维方式从事物整体出发分析和把握某一事物，即把个体、现象和过程置入于一个更为宏大的背景中，更深刻地认识和把握个体、现象和过程，是一种从全局来把握个体的方式；从要素的复杂关系中把握和抽象出它们的整体，使之按照一定的原则或规则有序地结合起来，形成系统性，是一种从要素与要素的相关性中把握它们整体的方式。善于从局部进入整体、从要素进入系统的方式，构成了邓小平整体性、系统性思维方式的特征。

从全局来把握个体，就是要看到任何个体都是整体中的个体。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以及对各种社会现象的分析都渗透着这一思维方式。例如，“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18]。不仅对历史人物是如此，对其他社会现象也是如此，如对民主问题，邓小平认为，“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19]，在当前，民主要从属于国家稳定这个全局，“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20]。把个体置入全局的相关性中，才能更深刻、更全面把握个体，否则，只能就事论事。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对“三资”企业的分析，是这一整体性、系统性思维方式的典型体现。

从个体与个体的相关性中把握它们的整体，就是要把个体置于相互联系中，形成对事物的整体把握。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以及各种事物的分析都体现出这样的思维方式。邓小平提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就关系到在个别与个别的关系中把握整体的思维方式。按照邓小平的观点，“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21]。换言之，要把握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和精神实质，就要把握毛泽东思想的各种观点之间的内在逻辑和根本联系。

无论对历史，还是对现实，抑或是对未来的分析，邓小平都能形成比同时代人更深刻的见解，这是其整体性、系统性的思维方式必然导致的结果。善于从大局、更宏大的系统、更深远的关系来把握事物，这是邓小平的思维方式具有同时代人所没有的广度和深度的原因。

如果说整体性、系统性的思维方式着眼于事物的相互关系，分析的是个别与整体的关系，那么，战略性、设计性的思维方式则着眼于事物的发展过程以及事物如何从现在走向未来。战略性、设计性的思维方式是把握事物发展趋势的思维方式，是一种面向未来、设计未来的思维方式。任何事物都有过去、现在和未来。当下存在的是现在，但现在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未来的萌芽，战略性、设计性的思维就要从现实中存在的未来的萌芽看到未来远景，并以未来来引导现实运动，从而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