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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邓小平哲学思想 当代中国的唯物辩证法（第3页）

谋划战略发展的前提是把握事物的主要矛盾和本质，事物的本质是由主要矛盾所决定的，抓住了主要矛盾就把握了事物的本质，从而也就通观全局，捕捉到事物发展的趋势。这本身就是一个战略问题。邓小平善于抓主要矛盾。“**”刚刚结束，他就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22]

在把握事物主要矛盾的前提下，要把握事物发展的趋势和未来走向。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邓小平提出的“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是其战略性、设计性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目的是在把握事物发展的趋势，把握未来走向，并用未来指导现在。所以，每一次重大事件发生后，邓小平都要求“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要总结现在，看到未来”。这种极其强烈的未来意识，正是邓小平战略性思维的体现。

战略性、设计性思维不能变成空谈、玄思。战略性太长远了，就会成为一种想像；太近了，就不是战略，并会失去号召力。这就需要把握“度”。作为一个战略家，邓小平巧妙地运用了事物发展的“度”，他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蓝图的设计，每一步骤都是人们可以感受和体验到的，因而具有号召力和感召力。

巧妙地掌握“度”，就要把目标、步骤、条件、措施等因素联结起来，使战略性、设计性思维通过目标、步骤、条件、措施等环节展现出来。目标是长期的，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步骤是从现实到目标之间的过渡，使现实经过几个步骤或阶段的发展达到目标；条件和措施则是保证步骤实现的。邓小平是运用这种战略设计的大师，反过来说，娴熟的战略设计是邓小平战略性、设计性思维方式成熟的标志。

邓小平哲学思维方式的第三个显著特征，是实践性、调控性。

实践性、调控性的思维方式是与整体性和系统性、战略性和设计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的。如果说整体性和系统性、战略性和设计性的思维方式涉及全局和战略，那么，实践性和调控性的思维方式则涉及行为和战术。

实践就是要改变事物的现状。邓小平思维方式中的实践性、调控性首先就是改变现状。在谈到中国的落后时，邓小平指出，“如实地指明这种落后状况，会不会使人们失去信心呢？这种人也可能有。这种人是连半点马克思主义气味也没有的。对于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认真地去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才能够正确制订我们的战略规划，部署我们的力量；才能够更加激励我们奋发图强，尽快改变这种情况”[23]。可见，实践性、调控性的思维方式首先就是一种改变现实的态度和立场。

邓小平的实践性、调控性的思维方式还表现为步骤性、确定性、检查性。所谓步骤性，是指思考先后有序，先解决什么，后解决什么，相互关联、有机结合。例如，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关系上，邓小平先解决思想路线，接着解决政治路线，然后再解决组织路线。正如邓小平所说：“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尽管有人不通，但总是已经确立了。现在我们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组织路线问题。”[24]这就是解决问题的程序和有序性问题。确定性是指思考要有量的观念，不仅要定性，而且要定量，具有可比较性。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战略发展蓝图的设计，就充满着定量以及各种量的比较分析。检查性是指对各种方案、措施、办法的贯彻过程要不断检查、反馈、矫正。只有这样的思维过程，即步骤性、确定性、检查性相互结合的思维过程，才是充满实践性、调控性的思维方式。

邓小平哲学思维方式的第四个显著特征，是主体性、发展自己。

认识任何事情都有一个角度，角度、特色、模式都有一个主体问题。邓小平思维方式的主体性，是指邓小平是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来考虑一切问题的，具有中国人自己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主体感。邓小平多次强调，要从中国的角度看中国的问题。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邓小平特别指出：“不能从你们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问题”[25]。

主体性、发展自己的思维方式首先具有强烈的中国历史感，善于从中国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例如，邓小平对官僚主义、“家长制”“人治”以及形式主义等等，之所以揭露得十分深刻，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既看到了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影响，又看到了中国革命战争中领导体制的特点。这种深刻的历史主义认识，是邓小平思维方式的特色之一。在对重大的现实问题的认识中，邓小平总是联系中国历史的经验教训，强调“用我们自己的历史”看问题。例如，在论证为什么不能搞“大民主”时，邓小平指出：“‘**’时搞‘大民主’，以为把群众哄起来，就是民主，就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一哄起来就打内战。我们懂得历史的经验教训。”[26]

从中国实际出发，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道路，这是邓小平主体性的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则是邓小平主体性思维方式的强烈体现。中国人要有自己的主体意识就要确立时机意识、发展自己的意识。没有发展自己的意识，即使机遇来到我们的鼻子尖下，也会悄悄地走掉。“抓住时机，发展自己”，这是作为主体的中国人在“开放的世界”中必须具有的积极进取的态度。

整体性、系统性的思维方式，战略性、设计性的思维方式，实践性、调控性的思维方式，主体性、发展自己的思维方式，不是四种独立的思维方式，而是邓小平哲学思维方式的四个方面。这四种思维方式有机结合、融为一体，使邓小平的哲学思维方式成为一种高超的思维艺术，是一个“艺术整体”。

五、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精神实质

马克思说过，哲学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就是现时时代精神的精华，其精神实质的第一个方面就是解放和转换人的思维框架，激发社会活力和唤起人们的不断进取的精神。

在当代中国，哲学的使命突出地表现为转换旧的思维框架，确立新的思维框架。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换脑筋”问题。所谓“脑筋”，是“想”“思考”“角度”和“框架”的统一，即“想”和“如何想”的统一。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凝结着邓小平哲学思想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

毛泽东提出了“思”和“大脑是个加工厂”的问题，认为思考是人脑的主要功能，而思考过程则类似一个“加工厂”，任何英雄豪杰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的实践去考验。毛泽东的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也存在一个缺陷，即忽视了“思”有一个按什么框架“思”，“加工厂”有一个按什么流水线进行“加工”的问题。

邓小平把“思”“加工厂”和“换脑筋”的问题结合起来了。在邓小平看来，之所以要“换脑筋”，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既成的“脑筋里的框子”，而这个“框子”已经限制了人的思考，阻碍了事物的发展。例如，在谈到选拔干部时，邓小平指出“我们一般老同志，脑筋里的框子还是局限在我们同等年龄的人，一谈干部问题，都还是这个圈圈里的”[29]。把自己“脑筋里的框子”固定化，就形成了“习惯的想法”，即思考问题按一定的模式固定运行下去的习惯和定势，形成一个封闭的“思维圈”，即邓小平所说的“圈圈”。

人思考问题是“思”和“如何思”的统一，犹如电脑有“硬件”和“软件”的统一，即“硬件”规定电脑能够运行，“软件”规定电脑按什么方式运行。会思考，这是人脑的功能；如何思，这是“脑筋里的框子”的作用。每个人头脑中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框子”，它规范着人们去如何认识，“框子”不同，思考的结果也就不同。“换脑筋”就是转换思维中的“框子”。

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一个被旧的思维框架所封闭的人不能发现新问题，不会有创造性，也就不可能真正做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只有确立了新的思维框架的人，才能真正面对新时代，发现新矛盾、新问题，找到解决新矛盾、新问题的新方法，从而真正做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我们正处于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实践活动中，新事物、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没有一个问题是有现成答案的，只有“换脑筋”，才能使我们与时俱进，成为新的实践活动的新的主体。邓小平“换脑筋”思想的意义就在于此。

“换脑筋”的目的在于焕发社会活力，激发人们不断进取的精神，与时俱进。

在哲学史上，“活力”这一概念最初是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活力赋予有机体以行为完善性和合目的性，是“隐德莱希”。后来，哲学史上出现一种“活力论”，认为活力是某种支配生物体有机活动的特殊的非物质因素。到了20世纪，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的兴起，从结构——功能过程解开了活力的秘密，即活力是有序的结构在同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的自主控制过程，表现为有机体对环境一种有效的应答性、选择性的过程。

“活力”范畴在邓小平哲学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邓小平一再强调，社会发展需要活力。邓小平对“积极性”“创造性”“效率”“敢闯”有过许多论述，贯穿其中的核心便是“活力”。1986年，邓小平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指出：“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领导层有活力，克服了官僚主义，提高了效率，调动了基层和人民的积极性，四个现代化才真正有希望。”[30]

“活力”又是一个创造性、效率的问题。一个有活力的社会充满着创造性和效率。在这个意义上，活力又是一个社会合理运行的机制问题。“效率不高同我们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作风拖拉有关”[32]。换言之，社会没有活力是“机构臃肿”“机构重复”的结果。要提高活力就要进行体制改革，没有体制改革，就没有社会活力。

邓小平提出之所以如此重视“活力”，其目的就是使中国人民焕发出积极性、创造性、主体性，提高效率，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活力。

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精神实质的第二个方面，是把哲学作为方法论。邓小平始终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理解哲学，明确指出：“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33]

在一定意义上说，哲学就是方法论，为人们提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恩格斯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4]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方法论，不仅揭示了客观世界运动的一般规律，而且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

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表明，哲学的根本观点也就是根本方法。所以，邓小平指出：“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35]

世界观与方法论、根本观点与根本方法之所以能够统一，是因为方法的“原型”是客观规律。从本质上看，方法无非是内化于人们头脑并渗透于人们行动中的客观规律，是人们自觉认识到并把它转化为认识手段的客观规律。正是由于深刻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功能，邓小平自觉地意识到哲学也是方法论，根本观点也是根本方法。

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精神实质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植根人民群众的实践。

实事求是这条唯物主义路线揭示出历史是有规律的发展过程，同时又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过程。社会发展并不是在人们活动之上或之外纯粹的物质运动过程，而是人民群众的实践过程，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而人民群众是生产力的主体，因此，生产力对历史进程的决定作用和人民群众对历史的创造作用在逻辑上是一致的。邓小平的全部思考和活动，都是从历史规律和群众实践相一致这一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出发的。邓小平的哲学思想之所以充满生命力，根源就在于此。

邓小平一再强调“尊重社会发展规律”，甚至从规律的视角看待暂时的倒退和曲折。“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37]。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避免的规律性现象。

在邓小平看来，暂时的复辟、严重的曲折、一时的倒退，本身就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一种表现。换言之，规律包含着发展的曲折性，社会发展本身就是一个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这是邓小平对社会发展规律深刻理解和把握的体现。

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这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力量之所在。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邓小平始终立足于这一基点上。邓小平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38]邓小平哲学思想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中，本身就是人民群众“发明”“创造”“加工提高”的产物。人民群众的实践孕育着巨大的创造性，人民群众不断创造着历史运动的新形式。邓小平立足人民群众实践活动，把人民群众的发明和创造“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充分体现了理论必须联系实际才能发展，哲学的力量归根到底来自实践的力量。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9]从根本上说，哲学的力量就在于，它既源于实践，又指导并转化为人们的实践活动。哲学如果不重视人，人也就不会重视哲学；哲学不能指导并转化为人们的实践活动，那么，它只能成为象牙塔里的古玩。哲学不是玄学，不是“启示录”，不是书斋里背诵的教条。哲学的生命在实践，只有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实践，哲学才能指导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2]《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148页。

[3]《毛泽东文集》，第7卷，2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