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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18世纪（第1页）

第四章18世纪

就各时代可对照比较的学术风气而言，18世纪欧洲的情形与中世纪完全相反。这种对比象征化地表现在沙尔特教堂以及达朗贝尔（D’Alembert）与伏尔泰会谈所在的巴黎的沙龙这两地的差别上。中世纪的人有一种总想将无限理性化的渴望；18世纪的人则将近代社会生活理性化，并将他们的社会学理论建立在援引自然界事实的基础之上。前一时期是信仰的时期，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后一时期，他们对过去的事情决定不再提，这是理性的时期，以信仰为基础。为了阐明我的意思，我试举一例：圣安塞姆（St。Anselm）会很失落，如果他无法找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以证明上帝存在，并且证明他的信仰大厦就是建立在这个理由基础之上的。而休谟的《宗教的自然史》（DissertatiouralHistion）则建立在对自然秩序的信仰之上。在比较这两个时代时，应当记住理性可能犯错，信念也可能误置。

在我的前一讲中，我追述了自17世纪以来一直占据优势地位的科学观念体系在17世纪的发展情形。它包含了一个基本的二元论：一边是质料，另一边是心灵。这两者之间存在有生命、机体、功能、瞬间实在、交互作用、自然秩序等概念，这些概念综合起来就形成了整个系统的阿喀琉斯（Achilles）之踵。

我也曾表达了我坚定的看法，如果我们想对自然现实的具体特性做更为根本的表述，那么在这一理论体系中我们首先应该批判的要素就是简单定位的概念。由于这概念将在以下的讲座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将会重复我对这概念所赋予的意义。当我们说一小块物质具有简单定位，那就意味着在表达时空关系时，比较适当的表达是，它的位置就在它本身所在之处，在一个确定有限空间区域中与一确定有限的持续时间中，而完全没有必要涉及该小块物质与其他空间区域和延续时间的关系。同时，简单定位的概念与绝对论者和相对论者对于空间和时间观念的争执毫无关联。只要任何关于空间和时间的理论能对确切空间区域和确切延续时间的意义加以说明，不论其观点是绝对还是相对，简单定位的理念都有完全确切的意义。这个理念正是17世纪自然观体系的基础。少了它，这一体系就无法表达。我将说明：在我们直接经验对自然界所感知的首要要素中，没有任何一种要素具有简单定位的特性。可是，这并不是说17世纪的科学错了。我认为通过建设性的抽象过程，我们能够得知某些具有简单定位的质料微粒的抽象概念，以及另一些包含在科学思想体系中心灵的抽象概念。因此，真正的错误是我之前说的所谓“误置具体性谬误”。

将注意力集中在确切的抽象概念群上的优势为，你的思想可以集中于清晰确定的事物与清晰确定的关系。因此，如果你有一个善于逻辑思维的头脑，你就能够对这些抽象实有之间的关系演绎出各种不同的结论。同时，如果抽象概念的基础很好，也就是说，它们抽象时没有脱离经验中一切重要的事物的话，那么集中在这些抽象概念上的科学思想将得出一系列与我们自然经验相关的重要真理。我们都知道那些清晰敏锐的思想家，被固定不动地包围在抽象概念的硬壳中，他们通过纯粹地抓住你的个性，将你纳入到他们的抽象概念里。

不论这些抽象概念的基础是否很好，将注意力仅仅集中在抽象概念群上的不利之处在于，因为事件的本质所限，那就是你已从剩余物中抽象出来了。只要这些被排除在外的事物在你的经验中是重要的，那么你的思考方式便不适于处理它们了。如果没有抽象概念便无法思想，因此，最为重要的是警醒地以批判的态度修正你的抽象方式。正是在这一点上，哲学找到了它的归宿，即对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性。这就是抽象概念的批判。一个文明如果不能突破当前的抽样概念，就注定要在非常有限的一段进步之后变得荒瘠。一个活跃的哲学学派对于理念的进展是十分重要的，就如同一个活跃的铁路工程学派对于燃料的运转一样。

有时候，一个抽象概念体系在表述一个时代的主要活动时获得了惊人的成功，然而却将哲学所提供的帮助完全忽略掉了。这就是18世纪所发生的事情。当时的哲学家[1]根本不是哲学家。他们是天才，头脑清晰而思维敏捷，他们将17世纪的科学抽象概念群应用于分析广袤的宇宙中。在当时极为有趣的那一圈理论中，他们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凡是不符合他们体系的东西都被置之不理、嘲笑或不被信任。他们憎恨哥特式建筑象征了他们对模糊的看法缺乏同情。那是理性的时代，是健康、强壮、强健而有活力的理性的时期。但是，这是一种一只眼睛的理性，视野缺乏深度。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人是充满感激的。千余年来，欧洲一直是不能容忍又令人无法容忍的空想家的竞技场。18世纪的普遍意识，即对触目惊心的人类困难以及要求明显的人类天性的理解，使得世界像受到一次道德洗礼。伏尔泰的功绩是不容抹杀的，他痛恨不讲道义、他痛恨残暴、他痛恨无情地镇压以及他痛恨欺骗，同时，他又能洞察这些恶习。在那些至高的德行面前，他是他们那个时代光明一面的典型人物。但是如果人不能光靠面包生活，就更不可能光靠消毒剂过日子。这个时代有其局限性，但是这种热情却难以理解，除非我们完全公允地对待当时的成就。直到今天，当时的某些重要论点，特别是在几个科学学派中，还是被这种热情捍卫着。17世纪的概念体系被证明是完美的研究工具。

这种唯物论的胜利，主要体现在理性科学的动力学、物理学和化学中。就动力学和物理学而言，进展的形式是前一个时代主要观念的直接发展。完全新颖的东西没有产生，但是细节方面的发展是巨大的。特殊例子被揭示了出来。就如同是天国通过一套特定计划而开门了。在这个世纪的下半叶，拉瓦锡实际上已将化学建立在当下基础上了。他确定了物质在任何化学变化中不生不减的原则。这是唯物论思想的最后一次胜利，它最终也没能证明出可以有不同说法，化学科学只是在等待着下一个世纪原子理论的到来。

在这个世纪中，对自然过程的机械论解释的观念，最终僵化为科学的教条。这种观念长盛不衰的原因在于许多数学物理学家获得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胜利，这其中以拉格朗日（Lagrange）在1787年出版的《分析力学》（Méalytique）为其巅峰。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rincipia）发表于1687年，这两部伟大的著作正好相隔一百年。这个世纪包含了现代数学物理的第一个时期。克拉克·麦克斯韦（ClerkMaxwell）于1873年出版了《电磁通论》[2]，代表了第二个时期的结束。这三本著作中的每一本都给思想带来了新的眼界，影响了往后的每一个事物。

我们如果回顾人类曾系统研究的若干领域，便不可能不深深感到各领域人才分布的不均。在几乎所有主题上都有一些杰出的人物。因为要靠天才去创设一个主题，让其成为思想领域中的一个独立的题材。但是就很多主题而言，在一个良好开端与其直接事态建立了密切关系后，往后的发展就成为一系列软弱无力的挣扎，整个主题逐渐失去了对思想进展的把握。然而数学物理却与此截然不同。你对这个主题越是研究，就越是为它展现出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智慧上的成就所震惊。18世纪和19世纪最初几年的伟大数学物理学家可以说明这一点，他们中大部分是法国人：莫佩尔蒂（Maupertuis）、克莱罗（Clairaut）、达朗贝尔、拉格朗日、拉普拉斯（Laplace）、傅立叶（Fourier）、卡诺（ot），这些名字都让人想起某些世界一流的成就。随后，当浪漫主义时期的代言人卡莱尔（Carlyle）讽刺地称这个时代为“数学分析胜利的时代”（AgeofVictoriousAnalysis），并嘲笑莫佩尔蒂为“戴着白色假发的气质高尚的君子”的时候，他仅仅表达的是狭隘的浪漫主义者的观点。

要在短时间内，不借助专门术语就将这一学派所取得进展的细节表述清楚是不可能的。然而，我将努力说明莫佩尔蒂和拉格朗日两人共同成就的要点。他们的成果，加上随后19世纪上半叶两位伟大的德国数学家高斯（Gause）和黎曼（Riemann）所提出的数学方法，已经证明了正好为赫兹（Herz）和爱因斯坦引入到数学物理学中的新观念做了必要的准备工作。同时他们也为前面所提到的克拉克·麦斯维尔的著作启发了一些最可贵的观念。

他们想要发现一些比之上已经讨论过的牛顿的运动定律更为根本、更为普遍的东西。他们想要找到一些更广泛的理念，例如拉格朗日想找到一些更为普遍的数学表达法。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事业，而他们完全成功了。莫佩尔蒂生活在18世纪的上半叶，拉格朗日则活跃在18世纪下半叶。我们在莫佩尔蒂的著作中还看出了前一个世纪中的神学色彩。他的起始点为一个物质微粒在任何有限的时间中所经历的全部路程，必定达到了符合上帝旨意的完美。这个总原则中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它展现了我在第一章中所主张的论点，即相信自然秩序存在的信念产生于中世纪教会，并且在欧洲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印象认为具有理性和人性的上帝对一切做了细致和深谋远虑的安排。其次，尽管我们都知道这种思维方式对于细节的科学探讨没有直接用处，但是莫佩尔蒂在这特殊事例中的成功却说明几乎任何能把你推出现有抽象概念的理念，都将比没有发挥更好的作用。在当前的一个例子中，有关的观念对莫佩尔蒂而言是引导他去探讨牛顿的运动定律对运动的整个路径究竟能推导出何种普遍性质。毫无疑问，不管一个人的神学观念如何，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程序。并且他的普遍观念也使他认识到被发现的性质是一种“量”的总和，只要稍稍偏离这个路径就会增加其总和。在这一假定之下，他普及了牛顿的运动第一定律。因为每一个独立的微粒都均速取最短路径进行运动，所以莫佩尔蒂推测说一个微粒穿过一个力场时，一定会实现某一“量”的最小可能数量。他发现了这个“量”并称之为各时间极限之间的积分作用。以现代术语来说，这就是微粒在连续的瞬间中的动能和势能的差异在经历一段时间后的总和。因此，这一作用就和运动引起的能量以及位置引起的能量之间的交换有关。莫佩尔蒂发现了“最小作用量”（leasta）这一著名定理。莫佩尔蒂比起拉格朗日来还算不上一流。在他和那些他的直接继承者手中，他的原理并没有发生支配性作用。拉格朗日将同一问题放在了更为广泛的基础上，以便使其的答案和动力学发展的真实过程相关。他的“虚功原理”（PriualWork）应用到运动系统时，产生的效果就是莫佩尔蒂的原理应用到这个系统的每一瞬间路径的情形。但是拉格朗日看得比莫佩尔蒂远。他领会到他获得了一种描述动力学真理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和确定该系统各部分的位置时用到的特殊度量方法毫不相关。因此，他继续推演出运动的方程式，不管做出何种数量上的度量，只要它们能满足固定位置的需要，就都能应用这些方程式。这些优美而又简洁非凡的方程式可以与古代的神秘符号相媲美，那些神秘符号被认为直接表述了万物根源的终极理性。随后，发现了电磁波的赫兹将他的力学建立在一个新的观念上，他认为每一个微粒在其运动受限的条件下穿过它所能通过的最短路径。最后爱因斯坦提出，通过运用高斯和黎曼的几何理论，证明了这些条件可以被解释为时空固有的特性。以上便是动力学从伽利略到爱因斯坦这段过程的最为简短的描述。

与此同时，伽伐尼（Galvani）和伏特（Volta）也在进行电方面的发现，生物科学逐渐积累了他们的材料，但是仍然在等待主导性观念的出现。心理学也开始摆脱对于一般哲学的依赖。心理学的独立发展是自身批判的最终结果，这种批判通过约翰·洛克批评形而上学的门槛而达成。所有有关生命的科学仍然处于初步观察的阶段，这一阶段占据统治地位的方法是分类法和直接描述法。在这种情况下，抽象概念体系还能满足事态的需要。

在实践领域，这个时期不能说已经失败了，它产生了一些开明的统治者，比如哈布斯堡家族的约瑟夫皇帝（EmperorJosephoftheHouse）、腓特烈大帝（FredericktheGreat）、沃波尔（ole）、查塔姆大公（theGreatLordChatham）、乔治·华盛顿（GeeWashington）等。尤其在这些统治者之外，英国创设了议会内阁制政府，美国创设了联邦总统制政府，法国大革命提出了人道主义原则。同时在技术方面发明了蒸汽机，因而进入到一个文明的新纪元。毋庸置疑，作为一个实践的时期，18世纪是成功的。如果你向这个世纪最聪明、最典型的先驱请教，我指的先驱是约翰·洛克，他正好见证了这个世纪的开端，他的期望几乎不会超越现实的成就。

在评判18世纪科学体系的时候，我必须首先给出我忽略19世纪唯心论的主要理由。我指的是哲学上的唯心论，这种理论找寻实在在心智上的终极意义，这种心智完全是在认知范围内的。这一唯心学派，发展至今已经和科学观念相距甚远。它完全接受了科学体系，视之为自然事实的唯一解释，然后将科学体系解释为终极心智里的一个观念。在绝对唯心论者看来，自然观的世界只是众多观念中的一种，它用某种方式分化了绝对观念的统一；在主张单子心灵的多元唯心论看来，这个世界就是各种不同观念的最大公约数。这些观念将各种单子中的各种心灵单位分化开来。然而无论如何，这些唯心论学派显然都没能有机地将自然事实与他们的唯心论哲学连接起来。就本书中一系列将要讨论的问题来看，最终的观念不是唯物论的就是唯心论的。我的观点是：暂时的唯物主义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使得科学体系能得以重构，并使其建立在机体（anism）这个终极概念上。

大体来说，我的步骤是从空间和时间地位的分析入手，以现代术语来说就是时空的地位分析入手。这两者都有两个特性，事物被空间加以分割，也被时间分割，但是它们又在空间中一起存在，在时间中也一起存在，即便他们不是同时存在。我将这些特性称为时空的“分离性”（separative）和“摄入性”（prehensive）。此外，时空还有第三种特性。空间中的任何事物都受到某种确切的限制，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具有某种形态而不具有其他形态，在某种意义上，它也处于某一个地方而不处于另一个地方。同理，时间的情况也类似，事物在某一阶段里持续存在，而不在另一阶段持续存在。我将这个称为时空的“模态性”（modalcharacter）。很明显，模态性本身引起了简单定位的观念。但它必须和分离性及摄入性联合起来看。

为了将思路简化起见，我将首先讨论空间，然后再以同样的方式扩展到对时间的讨论中去。

体积是空间最为具体的要素。但是空间的分离性将体积分析为次体积，并无限制地进行下去。因此，单独从分离性来看，我们可以推测体积仅仅是非体积要素的累积重复，这个非体积要素事实上就是点。但是单位体积却是最终的经验事实，比如，这座大厅的容积性空间。此时，这座大厅仅仅只是点的累积重复就成为了逻辑性想象的构建。

因此，体积的摄入性单位是基本事实，这种单位由内含无数部分的分离单位加以限制或调节。我们看到一个摄入性单位时，仍然认为它是内含部分的集合。但是体积的摄入性单位并不仅仅是各部分的逻辑集合。各部分形成一个有秩序的集合，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部分从其他部分的观点来看都自成一体，同时其他部分对于该部分来说也是自成一体。因此，如果A、B、C是三个体积，从A的观点来看，B有一个位态（aspact），同样C也有一个。从B或C来看，本身之外的两个体积也有一个位态。从A出发而求得的B的位态就是A的本质。体积不会独立存在，它们只是整体中的实有。你不能在不破坏它们本质的基础上把它们从它们的环境中抽离出来。因此，我认为从A出发求得的B的位态就是B借以进入A结构的模态（mode）。摄入性单位A摄入着从它本身观点出发所求到的一切其他体积的位态而成为一个单位，这就是空间的模态性。体积的形态就是可以推演出一切位态的公式。因此体积的形态比之它的位态更为抽象。很明显我可以借用莱布尼茨的语言说，每一个体积皆在自身反映出其他体积。

以上关于空间的说法同样可以适用于时间的延续。没有延续的瞬间是一个想象的逻辑性构建。每一段时间的持续本身都反映出所有时间的延续。

但是在叙述时我在两个方面过分简化了。首先，我应该将空间和时间联系起来，从时空的四维区域来引出我的解释。但即使采用这种解释方法，我也不会增加什么新东西。只要在心中将前述的空间体积用四维区域替换就行了。

其次，这种解释本身包含了一个恶性循环。因为我说摄入性单位A区域是由其他区域的模态呈现在A区域中所形成的统一。这种循环论证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时空实际上不能视为自立的实有。它是一种抽象概念，其解释必须参照推演出它本身的那个源头。时空是事件某些共性的详细说明，以及事件相互之间的秩序。再现具体事实就会将我们带回到18世纪，甚至将我们带回到17世纪的弗朗西斯·培根那里去了。我们必须考虑在这些时代里，对于居于支配地位之科学体系的评判的发展。

没有哪个时代是同质的，不管某一相当长时期中的主旋律是什么，该时期总是可能产生与时代旋律相反的人物，甚至是伟大的人物。18世纪就是这样的例子。例如，当我描述那个时代的特性的时候，你们可能想起约翰·卫斯理（JohnWesley）和卢梭等人，然而我却不想谈论他们，或者其他同类人。我必须详细考虑的是贝克莱（Berkeley）大主教的观念。这个时代刚开始时，他就做出了所有正确的批判，至少原则上如此。说他的思想没有发生作用，那是不符合实情的。他是一位名人。乔治二世后世上少有，他如此聪明、如此英明，能明智地庇佑学术，因此，贝克莱被任命为主教，当时主教在大英帝国的地位比之今天主教的地位要高多了。同时，比他的主教地位更为重要的是，休谟研究了他的学说，并且发展了他的哲学中的一面，只是这种发展方式可能会惊扰到这位伟大神职人员的灵魂。之后康德研究了休谟的学说，因此，如果说贝克莱在那个世纪没有影响，就太荒谬了。但是同时，他也没能影响到主流的科学思想。科学思想继续奔腾往前，就如同他没有写下任何东西一样。从那时起，科学界由于获得了极大成就而不屑于批评。整个世界的科学仍然非常满意于自身的特殊抽象概念，这些抽象概念还行得通，对于当时科学而言也已足够了。

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在20世纪，现在科学界的思想对于它面前所要分析的具体事实而言，太过于狭隘了。这一点甚至在物理学上也是如此，在生物科学中就越发急迫了。因此，为了理解现代科学思想的困境及其对近代世界的反映，我们必须在心里掌握一些范围更为宽泛的抽象概念，以及距离我们直觉经验的全部具体情况更近的更为具体的分析。这样的分析必须找到自己在物质和精神概念分析中的定位，以便我们诸多的物理世界中的经验能被这些抽象概念所解释。贝克莱就是在探索更广泛的科学基础上起了重要作用。在牛顿和洛克两个学派完成了他们的工作之后，他随即针对他们的弱点提出了批评。我打算不考虑贝克莱所创造的主观唯心论以及休谟和康德各自发展而成的各种学派。我想要说的是，不管你最后接受的形而上学是什么，贝克莱那里内含有另一条发展路径，正好指出了我们所找寻的那种分析。贝克莱忽视了这一点，部分原因是因为哲学家过于强调理智主义，还有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急于想找出一种以上帝心灵为客观基础的唯心论。你们可能还记得我曾经说过，问题的关键在于简单定位的观念。贝克莱事实上批评了这种观念。他还提出问题说，在自然界中认识的所谓事物究竟是什么。

他在《人类知识原理》（PrinanKnowledge）的第23、第24小节中，对后面的一个问题给出了他的回答，我将从这些小节中引用一些分离的句子来看看：

23。不过您又说，我们很容易想象，例如，公园中有树，壁橱里有书，并且不必有人来感知它们。我可以答复说，您自然是可以如此设想的，这并没有什么困难。不过我要问，您这不是只在心中构成所谓树和书的观念吗？您只是在同时没有构成任何能感知它们的人的观念罢了……

我们纵然尽力设想外界事物的存在，而我们所能做到的，也只是思维自己的观念。不过人心因为不曾注意到自己，因此，它便错认自己可以设想；各种物体可以不被思想而能存在，或在人心以外存在……

24。显然，只要我们稍一考察自己的思想，就可以知道，自己是否可以理解：所谓可感物本身的绝对存在，或心外的存在，究竟有何种意义。在我看来，这些文字只不过标记出一个明显的矛盾来，否则便是全无意义的。

另外，贝克莱的著作《阿尔西弗龙》（Al）第四篇对话录中的第10小节是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段落，我在我的《自然知识原理》（PriuralKnowledge）中曾相当详细地引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