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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与重塑 两个世界的独特的神学形态（第2页）

[5]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89页。“古希腊的理论（theoria）确实是一种世界—观（Welt-Schau）或者对可见者的静观，因而是可以指点和显现的；与此相反，基督教的信仰（pistis），却是某种信念或者对不可见者的一种无条件的信赖，因而是不可证明的。被信仰的不能以理论的方式加以认识，人们必须以实践的方式认信他。没有任何自然神学打开过朝向基督教上帝的通道。由于上帝在存在和力量方面无限地超越他的创造，因而不能从世界出发来把握他。”（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90页）

[6]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01页。

[7]黄裕生主编：《中世纪哲学》，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三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3—184页。

[8]黄裕生主编：《中世纪哲学》，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三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4页。黑体为引者加。塞涅卡和马可·奥勒留提出的人是一种双城公民之别的宗教意义：“在奥古斯丁的论著中变得明确起来了。人的本性是双重的：他既是精神的，又是肉体的，因此他既是这个世界的公民，又是天城中的公民。人之生活这个根本事实乃在于对人的旨趣（is）进行界分：以肉体为中心的现世旨趣（theworldlyis）与专属于灵魂的彼世旨趣（theother-worldlyis）。……这一界分乃是基督教整个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基础。”（萨拜因著，索尔森修订：《政治学说史》第4版（上），邓正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7页。黑体为引者加）

[9]黄裕生主编：《中世纪哲学》，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三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3—184页。

[10]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02页。

[11]黄裕生主编：《中世纪哲学》，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三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2、93页。黑体为引者加。“就世界的出现—存在是一件意志事件而言，历史起源于上帝的意志而开端于创世之初。而就两个国度开始于第一个人类的出现来说，人类的出现是‘世界史’的一个转折：历史开始了两个国度的对立与斗争。人类的历史就是两个国度的对立与斗争直至尘世国度被最后审判而终结的历史。尘世国度的终结也就是人类史的终结。……但是，历史的终结并不是生活的结束，而是另一种生活，即守于至善的生活的开始。在这个意义上，这‘另一种生活’就是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最终目的。”（黄裕生主编：《中世纪哲学》，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三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0页）

[12]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61页。策勒尔也认为，柏拉图的“哲学成了基督教教义的一个强大支柱。……柏拉图……的理念概念，被新柏拉图主义者和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奉为心灵的最高启示”（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翁绍军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1—162页）。

[13]赵敦华：《西方哲学通史·古代中世纪部分》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3页。赵敦华先生认为：“奥古斯丁坚持‘相信，然后理解’的基本立场，强调信仰的先决作用和优先地位。但这并不是信仰主义的立场。信仰主义排斥理性，奥古斯丁却承认信仰需要理性的准备，……因此，信仰和理性的先后关系不是绝对的。……信仰的作用在于为理性打开了理性凭自身无法进入的领域，帮助理性理解那些凭自身不能理解的对象。他说：‘上帝不可能憎恨他所创造的使我们优于其它动物的东西。让我们把信仰看作迎接和追寻理性的序曲，因为我们若无理性的灵魂，甚至不能信仰。’奥古斯丁在信仰和理性关系问题上持调和立场，既不持信仰主义，也不持理性主义。这种中间立场在基督教哲学的初期是一种适宜而明智的选择。”（赵敦华：《西方哲学通史·古代中世纪部分》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4页）尽管奥古斯丁是教父派中最早尝试用理性来证明上帝存在的人之一，但他是在坚持信仰至上性的前提下承认理性的作用的。从奥古斯丁的思想历程和主要活动来看，很难说在信仰和理性的关系上奥古斯丁持的是调和、中间立场。奥古斯丁在经历了早年（少年）时代的**不羁之后，皈依基督，闭门思过，彻底忏悔，清心寡欲，浪子回头，忠心耿耿致力于传教事业，为基督教立下了汗马功劳，赢得了“伟大的教父”、“上帝的使者”等一系列神圣称号。奥古斯丁的根本使命是为基督教神学信仰的绝对优先地位而奋斗，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信仰而非理性。

[14]尽管奥古斯丁并没有把上帝之城与人间之城完全与现存的各种人类制度等同看待，即他并没有把教会与上帝之城等同看待，也并没有把世俗政府等同于邪恶的势力，但从最终倾向上说，他还是认为教会高于世俗政府。

[15]“欧洲中世纪之所以被称为黑暗时代，就在于教会经常把本来以理性为其共同基础的思想与信仰推向对立，使信仰远离乃至排斥思想，最后使信仰成了限制思想自由的教条体系。”（黄裕生主编：《中世纪哲学》，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三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69页）

[16]黄裕生主编：《中世纪哲学》，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三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66—367页。

[17]黄裕生主编：《中世纪哲学》，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三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31—451页。

[18]在托马斯那里：“上帝存在可由理智通过概念来达到”，“所以‘上帝存在’才不是信条（articulifideiGlaubensartikel），而是‘知识’（Erkenntnis），……正是这些知识构成了一切信条的基础。”（黄裕生主编：《中世纪哲学》，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三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37页）

[19]参见张桂琳：《西方政治哲学——从古希腊到当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页。

[20]“经过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家们的改造，自然法中的理性精神在某种意义上变得更切近于人的自然本性了。这样一种转变为后世的思想家基于人的某些‘自然本性’——比如对自由、平等、财产等等的追求——反对既存的政治秩序准备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9页）从这一意义上说，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尤其是托马斯神学哲学，不能简单地被判定为西方文化、西方哲学的断裂的黑暗时代，它在信仰与理性的交织互动中、在国家与私有财产相互关系的探索和界定中，孕育着现代世界的种子和秘密，从而为现代世界的诞生作了必要的准备和先行的奠基。

[21]参见黄裕生主编：《中世纪哲学》，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三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

[22]古希腊罗马哲学尚未确立历史意识、历史原则，“对他们来说，意义不在历史当中，而在宇宙里面。所以，宇宙论—存在论成了人们理解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和意义的根据，从而构成了人们的思想中心，历史则被排除在人的自我理解的‘世界图景’之外”，西方精神世界的历史意识和历史原则的自觉确立，首先是由基督教信仰开启的：“基督教复活信念的确立，实际上给出了一个明确而完整的历史图景，以安置人生的意义与希望。……历史原则的确立在根本上意味着人们对自身的历史性存在的觉悟。不过，从作为宗教信仰借以安置人生意义与希望的历史图景到历史原则在思想领域的确立，并非仅仅靠信仰的实践就能完成得到的。它同样是由信仰实践与哲学反思的沟通来完成的。对信仰确立的历史图景的反思，使得人自身（理性）的历史性存在得到了自觉，从而确立起自我理解的历史原则。”（黄裕生主编：《中世纪哲学》，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三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6、41—42页。黑体为引者加）

[23]黄裕生主编：《中世纪哲学》，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三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

[24]黄裕生主编：《中世纪哲学》，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三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哲学的反思活动在与基督教的信仰实践的相遇、会通的历程中开显出来的“每个人都是自由的”的最高原则，以及以此为基础推演而来的作为一切人间关系准则的基本原则，即“人的绝对权利的原则、人的绝对尊严的原则和人的绝对责任的原则”，作为基督教的内在原则也是内在于理性因而符合理性的原则。“它们在哲学中的确立对于塑造哲学本身来说具有深远意义。正是这三大原则的确立使哲学走上了维护历史中的绝对原则，维护历史中的人的绝对自由，从而维护历史中的人的绝对权利、绝对尊严与绝对责任的神圣道路”（黄裕生主编：《中世纪哲学》，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三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

[25]“对启示真理的理解，或者说哲学与基督教的结合，将使哲学走向神圣化道路；不仅使理性自觉到自己的原则及其绝对性，而且使理性觉悟到自己的绝对原则指向一个绝对他者。哲学由此自觉地走上了维护理性本身的绝对性，并向一个绝对他者跳跃的道路。”“以确立个人自由的原则为核心的启蒙运动之所以首先在欧洲思想中展开，因而个人的绝对权利、绝对尊严和绝对责任这些基本原则之所以首先在欧洲哲学中得到自觉，首先就是因为基督教信仰（特别是其原罪信念）在寻求哲学的理解过程中促进了欧洲哲学对个人自由的自觉。如果没有基督教信仰，因而如果没有奥古斯丁为了理解原罪学说而提出的自由意志论，我们就很难想像自由问题会成为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因而也就难以想像启蒙运动会首先在欧洲大地上展开。”（黄裕生主编：《中世纪哲学》，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三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35页。黑体为引者加）

[26]萨拜因著，索尔森修订：《政治学说史》第4版（上），邓正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