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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启蒙与成果 人的自由与制度设计（第2页）

[1]黄裕生主编：《中世纪哲学》，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三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85页。

[2]罗素：《西方哲学史》（下），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7页。

[3]参见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107页。

[4]参见黄裕生主编：《中世纪哲学》，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三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16—719页。

[5]参见张桂琳：《西方政治哲学——从古希腊到当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页。“新教改革的政治遗传是给欧洲带来一种新的政治秩序。这场改革通过授予世俗统治以神圣权威而重新塑造了世俗统治，同时也为设立一套宪政价值来制约世俗统治打下基础。……新教改革者努力使每个人独立阅读《圣经》的权利得到认可，从这种努力中出现了宗教个人主义的概念。与这种个人主义一起，容忍和保护宗教少数派的权利成为一项议题。所有这些变化对此后的现代政治思想都有重大影响。”（坦论鲍姆、舒尔茨：《观念的发明者——西方政治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9页。黑体为引者加）

[6]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海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版，第42页。

[7]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76页。黑体为引者加。

[8]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76页。黑体为引者加。

[9]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84页。

[10]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429页。黑体为引者加。

[11]俞吾金先生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德国古典哲学，甚至从莱布尼兹以来的整个德国哲学都是由以马丁·路德为代表的宗教革新运动催生出来的，以至海涅干脆宣布德国哲学是‘新教教会的女儿’，……‘凡是承认宗教改革的诸侯，都把这种思想自由合法化了，思想自由开出的一朵重要的具有世界意义的花朵便是德国哲学’。”（俞吾金、汪行福、王凤才、林晖、徐英瑾：《德国古典哲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黑体为引者加）“与路德一样，康德对基督教及其教会的态度也是不彻底的。在理论上，他希望融入启蒙运动唤起的理性，对基督教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在实践上，他又倒过来论证基督教存在的必要性”。（同上书，第7页）“正如路德同时扮演了以下两个角色——罗马教廷的反抗者和世俗政权的顺民及虔诚的教徒一样，康德也同时扮演了以下两个角色——基督教的改革者和恭顺的臣民及教义的辩护者。”（同上书，第8页）“路德思想遗产的本质是促进德国民众思想的解放，并为这个民族确立起一种探本求原地追求真理的伟大精神。”（同上书，第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59页。

[13]尚杰主编：《启蒙时代的法国哲学》，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五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同时，我们不要忽视以上‘理性’的目的，它服务于人们快乐的情趣，实现人的幸福。就是说，‘理性’是心或心情的问题。……在启蒙的概念中，‘精神’是‘心情’的规则，……这些规则构造幸福观念的合理性。我们把这样的‘理性’归结为‘心情哲学’。”（尚杰主编：《启蒙时代的法国哲学》，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五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14]尚杰主编：《启蒙时代的法国哲学》，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五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15]张桂琳：《西方政治哲学——从古希腊到当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

[16]参见张桂琳：《西方政治哲学——从古希腊到当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105页。

[17]尚杰主编：《启蒙时代的法国哲学》，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五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18]尚杰主编：《启蒙时代的法国哲学》，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五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4页。黑体为引者加。

[19]“近代启蒙运动的伟大和力量所在，就在于它以哲学的方式达到了对‘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因而每个人都能够完全从自己的意志出发决断自己的行动’的觉悟，这也就是对所谓‘个人自由的原则’的觉悟。正是启蒙运动对这个最高原则的自觉，使这个原则构成了近现代一切人文科学和主流社会的最高原则。”（黄裕生主编：《中世纪哲学》，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三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20]“法国大革命的一个理由，就是专制制度剥夺了人这样的自然权利或意志。……自由与平等是属于人的……每个人的自由权利都应该得到尊重，应该按照这个原则重新建立社会秩序。”（尚杰主编：《启蒙时代的法国哲学》，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五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3页。黑体为引者加）以自由原则变革社会秩序所表达的两个世界之间的内在张力，构成了启蒙运动的生命活力和根本特征。

[21]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政治哲学“对法国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海涅在告诫法国革命的参与者时所指出的那样：‘记住吧，你们这些骄傲的行动者！你们不过是思想家们的不自觉的助手而已。……罗伯斯庇尔不过是卢梭的手而已，一只从时代的母胎中取出一个躯体的血手，但这个躯体的灵魂却是卢梭创造的。’……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是不可分离地关联在一起的。事实上，德国人在接受法国革命的影响时，总是连同其启蒙思想，尤其是卢梭的思想一起加以接受的”（俞吾金、汪行福、忘凤才、林晖、徐英瑾：《德国古典哲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把两个世界之间的内在张力从理念形态变成现实的社会秩序，是法国人在现代世界所建立的最重大的历史功勋。